速记术与言文一致的乌托邦
■袁一丹
言语的写真术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速记作为演说的配角悄然登上历史舞台。小说第一回设置的场景是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在上海召开大博览会，“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博览会场中央是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史学部举办的讲座，邀请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演说“中国近六十年史”：
自从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坛开讲，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从旁执笔，将这《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报社登刊。
演说、速记、电报、报刊，在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小说中联袂登场。演说化为速记，速记转成电报，电报登在杂志上充当小说的内容。这种套叠与转换，构成了晚清中国的媒介奇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速记和其他典型的现代媒介技术，如摄影、电报、电话、留声机、机械钟表等相继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感觉。围绕现代中国的文化史研究，通常着眼于新的视觉经验，如展览会、博物馆、百货公司的临街橱窗，相对忽略“耳的现代性”。不同于本雅明所刻画的在拱廊街上沉溺于种种视觉奇观的游手好闲者，速记员是现代之声的忠实听众及“档案员”，其命运沉浮为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声机制，探索“耳的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认识论立场。
何谓“速记”？蔡璋《中国速记学》追溯其语源：“英美名曰‘索痕’（shorthand），日本名曰‘写言术’。泰西各国通称stenography，译为短写之意，犹言简字也。其后由简字更进而为切音符号，遂有phonography或phonetic shorthand之称，译言表音速记是也。”速记在日语中被称作“言语的摄影术”（ことばの写真）。将速记比作“写真”，揭示出这种技术可将语音“可视化”（visible speech）。“写真”是图像的复制技术，而速记则是声音的复制技术，二者都是一种高度精确的再现。跟留声机相比，速记尚处于声音复制技术的初级阶段，即从手工复制到机械复制的过渡期。
将速记称为言语的“写真术”，也暗示了声音与文字、口说与书写之间些微的不同步性。写真是转瞬即逝之物的“还魂术”。照片中逝去之物仍栩栩如生，往昔的某一瞬间恍若重来，但总是延迟地呈现。速记也是时光倒流之术，它挽留住随风飘逝的声音，将声音逝去的背影定格下来。
速记的任务是重复与再现。任何重复与再现的劳动，都听命于他者，是对原初之物的回归。这种无条件的效忠及强迫症似的回归，是速记的职业伦理决定的。速记术的探索者努力改良各自的方案，希冀达到“言语写真术”的效果。速记员在发言现场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随时待命的摄影师。速记与原声的同一性，并非依赖数字虚拟技术，而是靠耳和手的熟练配合。速记员是此时此地的见证者，速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源于空间上的在场及时间的几近同步。速记声称只是复制和重现原声，拒绝附加任何意义，就像照片只是沉默地重现往昔。
速记在清末文字改革试验中，曾被看作一种拼音方案。在言文一致的乌托邦建构中，速记具有一种“字母表效应”（alphabet effect）。拼音字母表将语音解析为对等的空间符号，实现了语词从声音到视觉的重大转换。语音出口即逝，仅存在于它消失的过程中。经由字母表的转写，语词不再是稍纵即逝的声音，它被切分成小块，凝固在视觉空间里，可以顺着写、倒着念，可以接受“逆向扫描”（back scanning）。字母表把转瞬即逝的声音世界转化为寂静的、半永恒的文字世界。速记被喻为“言语的写真术”，其效用与字母表类似，就是将语音转化为一种可复制的视觉表达。
速记的必要性，建立在言文分离——口语与书面语不一致——的基础上。形象地说，速记即文字对声音、书写对言说的“追赶”。不妨将速记（sound-write、sound-hand）视为言与文之间的“连字符”。作为言文一致的象征物，这个居中的“连字符”是临时的、不稳定的。速记作为“连字符”，与其说填补了言、文之间的裂隙，不如说更清晰地标识出从言到文的空间位移与时间延宕。
速记在汉字文化圈的具体实践，与其预设的“言文一致”理想相去甚远。速记学假定说与写可以无缝衔接，这与汉字文化圈“重层”的文体结构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以明治日本为例，在引入“国语”这一概念之前，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可通约的，多种文体风格如汉文体、和文体、俗语体、欧文直译体，以及按地域、阶级区分的方言、口语，并存于一国之内。速记面对的不仅是言、文之间的鸿沟，还有口语内部的分裂及书面语的杂糅。
论及近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变革，激进者主张拼音化、汉字革命，稳健派聚集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的旗号下，似乎没有所谓的“言文一致”运动。“言文合一”是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汉字革命的终极目标，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却是众说纷纭。清末民初各种文字改革方案，都建立在“言文不一”的前提下。言文合一的关键在于是“以文就言”还是“以言就文”。《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试图将口语的现场感与对话性注入新文学创作中。“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意味着书写符号系统的重构。这一口号要求书写听命于说话，如速记般忠实地复制与重现语音。文与言的高下之别被颠倒过来，书写“乞灵”说话，文章成为言语的衍生品。“言”相对于“文”的优先性，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汉语书写的地基。这种颠倒的言文阶次凝缩于速记之中：速记员被视为演说者的影子，速记作为声音的“副本”被存入隐藏文件。
速记自称“如实”记录声音，让读者产生“言文一致”的错觉。事实上，从声音到文字的转写不是一步到位的。在日本帝国议会中，14名速记员被分成7对，每对在会场记录15分钟，随后到一个隔间内将速记符号“翻译”为汉字、假名混合书写的文本。国会速记员须在1小时15分钟内完成翻译，再回到会场继续记录。在“翻译”即二次转写的过程中，速记员对原声的忠实度，取决于个体的记忆力及文体感。
速记制造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文一致体，而是言文一致的假象，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能从文字中“听见”现场的声音。“言文一致”的口号，强调速记对声音的绝对忠诚，却掩盖了速记员作为“译者”——二次创作者的身份，后者实际上决定了速记的文体样貌。跟留声机相比，速记只是声音的“索引”，而非声音的全息影像（holography）。在留声机、录音笔发明之前，验证速记准确度的唯一依据是速记员作为见证者，在转瞬即逝的声音和永恒凝定的文字之间建立的索引关系。
口传与书写：
政治文化溯源
速记是与演说伴生的技术。据1919年商务印书馆编《日用百科全书》对中西速记术的介绍，速记学发源于罗马：
当罗马隆盛时代，雄辩大家Marcus Tullius Cicero（引者注：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在纪元前八十一年之时，因政见与政府不合，避难出国，周游希拉小亚西亚（Athens, Asia Minor）各处，发政治之演说。有学徒名Tiro者，以简单之书法，记各项演说，实为世界速记学之滥觞。
速记的诞生，源于记录演说的需要。这项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几乎与演说的兴衰同步。因此对速记术的考察，绕不开它的孪生兄弟——演说。
近年来关于演说与现代中国的研究，主张回到历史现场，将演说置于近代文体变革的脉络中审视：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但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研究演说依赖“存留在纸上的声音”（speech on paper），研究速记则要追问：声音如何落到纸面上？“转译”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损耗与变形？用哪些材料与方法能“显影”出这种损耗与变形？
演说研究可展开的面向很多，不止声音这一个维度，还包括演说手册的编纂、演说家的姿态及与现场听众的共情。冯自由对演说的“具身性”（embodied-ness）及其引发的情感共振有颇为生动的描述：
挺七尺轩昂之躯，独登发言台；掉三寸不朽之舌，纵横天下事。忽而云起龙现，忽而雷掣电击；忽而铁马嘶，忽而仙女泣；忽而悲风惨雨，忽而山笑水歌。其变化万千，神出鬼没，使万目共注，万声齐应，扬独立之精神，褫民贼之胆魄，斯非演说之效乎？
从近现代留存的各种史料看，关于演说的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远多于速记。但速记研究并非演说研究的副产品，正如速记不是演说的影子。在声音、姿态、情感等演说所能辐射的分析向度外，位于言—文张力场中的速记研究，更偏重符号、技术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学界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逐渐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不再仅仅将其视作一种散文文体。演说开始被看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植根于雅典民主制。借用古希腊演说家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的说法：“民主政治是一种发表演说的体制。”换言之，西方古典时代演说的根基是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实行直接民主制，是典型的面对面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体现在政治家与民众面对面交流，民众根据现场演说及辩论直接表决。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程序来看，演说的兴盛有其必然性。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雅典城邦的集体参与制度、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和议事机制，决定了城邦政治的公开性。在直接民主制下，所有问题势必先在一定范围内讨论，再提交给公民大会。所以，演说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根本，政治家同时是演说家。
演说家是雅典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周作人晚年翻译路吉阿诺斯（Lucianos）对话集，指出辩论术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其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强的实用性，首要用途是在法庭上，双方的是非曲直全靠辩论；其次是在议会上，演说者若能抓住人心，立即大见成功。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密提林辩论”最能说明演说如何左右公民大会的决策。修昔底德借克里昂之口批评雅典民众是悦耳言辞的俘虏，“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
演说在西方的兴盛与信奉口头论辩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演说及与之伴生的速记术在东亚的兴衰史，从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上可找到根由。1900年冯自由追溯演说之源流，称其起于希腊罗马，泛滥于欧美诸国，“今则转舵而趋于极东，演说之波涛，滔滔然横流于日本三岛，而渐入于支那”。针对演说源于泰西之论，冯自由认为“中国自有本原之演说学”：
中国当春秋战国之间，正泰西希腊罗马之时代。当时学者辈出，东西对峙。中国则诸子创教，言论纷争；泰西则人乐自由，舆论大盛。其差异之点者，则中国为宗教国家之问题，泰西为民权自由之问题。中国为宗教国家而寡于政治思想，则演说学渐绝，而有今日之颓弱；泰西为民权自由而富于政治思想，则演说学日盛，而有今日之富强。此东西异同之大略也。
可见清末维新派对演说学的接受，不仅将其视为启蒙的手段，还意识到东西方政治思想的根本差异。深谙古希腊文化的周作人认为中国人鲜有议论国事的自由，除非是宣讲圣谕、上条陈，在衙门则静候长官判决。因而古希腊的政治演说、法庭演说传入中国就变为《陆宣公奏议》《樊山判牍》之流；中国固有的史论、传赞、墓志，与古希腊送葬演说类似，“然而都是写不是说的，也并不是预备或模拟说的，这便与希腊以及欧洲是一个极大不同”。古希腊作为演说的发源地，在文学、教育、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是典型的口述社会。而中国自古便是文字国，书写在日常统治史上占主导地位。章学诚谓：“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而经纶政教，未有舍是而别出者也。”“令史案牍”乃朝政之依凭，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主要靠文书行政维系。
秦统一天下后，实施文书行政，睡虎地秦律有云：“有事请殹，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日本学者富谷至通过对简牍的形态与功能的考察，推断上传下达的文书行政造就了强盛的汉帝国，而汉代文书行政高效运转的关键在于简牍这种诉诸视觉的书写材料。对于金字塔型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言，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还是自下而上的报告，主要凭借文书流转完成。“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汉代文书行政的执行者是书记官，《汉书·艺文志》云：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得为史”即获得书记官的资格。要成为文书行政系统之一员，须具备一定的识字量，还要掌握各种字体，最终通过相关考核。文书行政的有效运转，以读写能力为前提，其主体是各级官吏而非庶民。如《论语·泰伯》所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政文书在官署间流转，并不面向农夫野老。
文书行政运行到帝国统治的末梢，才需借助口传，达于庶民。简牍中常见此类套语：“书到，明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门外谒舍显见处，令百姓尽知之。”富谷至将“明白大扁书”解释为：将行政指令书写、张贴于乡里醒目之处，由里正口头传达给不识字的百姓。书有行政命令的告知札，属于一种象征性的视觉木简。包含特定套语、程式及独特书法的行政文书，象征着官府的权威，在识字阶层与目不识丁者之间划出一道鸿沟。设置这道文字障，是为了在庶民中彰显皇权的威严。
汉代文书行政构筑在简牍之上，而简牍是一种诉诸视觉的书写材料。富谷至所谓的“视觉简牍”有两层含义：一是简牍长度的制度化，二是行政文书中使用的特定笔法。从简牍长度的等级制，到“悬针”“波磔”等笔法，都被富谷至理解为行政文书的视觉表征。中华帝国体制奠基之初，就采取了与以演说、论辩为手段的西方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治理术，形成高度依赖“令史案牍”、诉诸读写而非听说的文书行政系统。政治文化基因的差异，或许是演说与速记这对孪生兄弟在现代中国短期流行后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在迷信文字、遵奉书写的中华文明体中，口说的效力始终是受压抑的。
发掘“失败”的媒介
速记传入中国以后，主要用于政界和学界。民初速记学者展望未来，认为速记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可以广泛运用于社会、商业、军事、学术等方面，“非专为任议会之速记而已”。“非专为”恰好说明在时人心目中，速记的用武之地主要在议会，而非其他社会领域。“五四”以后，学术演说成为传播新文化的利器，用于讲学的速记方才进入公众视野。“议政”与“讲学”是清末民初速记的两大功能。
从业者分析中国速记不振的原因，首先与民初议会政治的破产有关，自1913年“两院停职，各省议会次第解散，所用速记者，不过参政院、约法会议、政治会议，一二政治机关而已”。更深层的原因是政治决策的不透明性，政治家说一套、做一套，台前表演与幕后交易、口头承诺与具体落实是两回事。讲坛上的慷慨陈词、议场内的激烈辩论，即便经由速记定格为白纸黑字，未必能影响最终决策。
速记在中国的应用范围甚窄，民初司法机关虽然采用速记，但只限于最高法院，其他审判机关仍用汉字草书记录。“五四”以前，学术演说尚不发达，一般人以为速记专用于行政、司法机关，与学界无关。速记被视为不得已的谋生手段，速记员地位卑下，被聘任方看作卖艺者，“除中央机关对待速记尚优外，其余均以录事相看”。
速记在近代中国发展迟缓，还受制于一些非政治因素。在标准语尚未普及之前，各地人“相视如聋哑”。速记员不可能精通各地方言，而议政、讲学均无通行之官话。南腔北调、言语纷杂，速记员即便有留声机式的耳朵，也难免掉线。除了方言造成的障碍，演说者缺乏修辞学素养，发言紊乱无章，浮词纷沓，若原样记录，则阘茸繁芜。速记员文化程度不高，对演说中夹杂的专业术语，往往是一知半解。即便连蒙带猜记录下来，也是满纸硬伤，反不如演说者自拟的讲稿精详无误。语言隔阂与知识背景是限制速记水平的内因。
速记追求言文一致，而其作为一种“失败”的媒介，正说明“言文合一”之不可及。本文虽回顾了速记的源流及其传入中国的历史，但就问题意识而言却是反历史的，更接近“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的方法，旨在以速记为媒介，探讨近代中国言文阶次的重构及政治文化基因中的口传性与书写性。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速记不过是一种过时的技术，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媒介居于中间，速记的价值也恰在其作为言文连字符的中介性（in-between）。
所谓“媒介考古学”，按尤里·帕里卡（Jussi Parikka）的定义，是通过发掘“过时的新媒介”，探究媒介文化的新变。媒介考古学将媒介文化视为层积岩，即一种时间和物质的褶皱。既以“考古学”自居，则更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装置、实践和发明。在加速更新的媒介环境中，过时且不起眼的速记，正符合媒介考古学的趣味。
喜旧厌新、视旧如新，是媒介考古学的怪癖。投身其中的研究者，更偏爱那些韶光不在的旧技术，试图从古董中发现新奇。如果说媒介为“想象的共同体”划定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有可能瓦解依附于旧媒介的社会交流模式。对媒介革命的省思，与其追逐新技术，不如重返“旧技术仍新之时”。回到技术诞生之初的节点，在它彻底融入日常生活，成为第二天性以前。
复制与再现，在现代人的视听经验中居于核心地位。速记员作为一种居间的社会角色，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尤其是政治公共空间的生成至关重要。速记是制造“想象的共同体”的幻术之一。政治演说、法庭辩论、学术讲座，经由速记进入印刷媒介的传播网络，通过报刊公诸于众，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时使知识阶层获得公共生活的参与感，仿佛置身现场，能从速记稿中“听到”演讲者的声音。速记对语音的复制与重现，将因时空阻隔而无法面对面交流的个体汇聚在一起。速记员在议会、法庭、讲坛上担任的角色，体现了民主国家的监督原则。他们成为国民的眼睛和耳朵，是现代社会的见证人。
作为言语的摄影术，速记抓拍的并非口语的日常状态，而是经过修饰的国语标准照。在国语统一的进程中，速记员将口语中赘余、重复、模糊、不连贯、无意义的成分，排除在标准语之外。方言及过于个性化的表达，也可能被识别为难以理解的、对公众“不友好”的非标准语加以修正或直接剔除。速记员须忠实于他听到的声音，但又被授予一定的权限，可以在转写过程中，按他心目中的标准语，自动纠正现场发言中不规范之处。这种自动纠正功能是速记员的职责所在，与其对声音的忠诚并不矛盾。速记像穿衣镜一样，帮助以口语为质素的国语及时端正自我形象。在近代国语标准化的过程中，具有自动纠正功能的速记如同一层滤网，不断筛除口语中的杂质，留下纯净的、符合规范的国语形象。
技术史即惊叹让位给习惯、神奇归于平淡的历史。媒介考古学旨在重现旧技术的新意。然而在技术革新的快车道上，惊奇的消退在所难免。随着技术“上手”的速度提升，新鲜感的保质期越来越短，从奇观到日常、惊恐到厌倦的转变也在加速。速记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声音复制技术，人与机器同场竞技，演绎龟兔赛跑的寓言。速记的终极理想是机械化的超人，但又受制于普通人的理解水平与生理极限。速记员渴望有留声机式的耳朵，能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声音，将其留存在纸面上。要达到逼近机械化的理想状态，需要手、耳、眼的高度配合，涉及密集的、非创造性的人工劳动。即便是训练有素的速记员，在现场稍一懈怠，就可能跟不上口头表达的速度。
速记员既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第一作者。作为一种声音复制技术，速记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机械复制，仍由人来充当留声机。与留声机不同之处是，速记员必须先理解他听到的声音，知道这串声音序列意味着什么，才能把它逐字记录下来。在这种“拟机械”记录中，难免出现不同程度的误读。在20世纪上半叶与留声机、打字机的争衡中，速记逐渐从专门之学降格为常规技术，人的劳动于是成为机械过程的附属品。速记员的职业声望和报酬直线下降，除了技术革命造成的自然淘汰外，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标准语的普及。言文一致运动赋予语言之于文字的优先权，书写沦为言语的副本。速记这种复制与重现的技艺，即将成为完全可以被机械取替的多余物。
“失败”是媒介考古学的核心。媒介考古学建立在对“失败媒介”的打捞、修复、存档之上，它关注技术孕育过程中蕴含的不均衡的可能性，热衷于寻找另类的历史、被遗忘的路径。汤姆·冈宁（Tom Gunning）指出，每项新技术都有乌托邦的维度，梦想着被其彻底改变的未来。速记术的乌托邦图景，即言文一致的理想。当新工具成为人的延伸，新技术获得一种近乎透明的实用性时，表明这一媒介革命被嵌入既有的权力关系或思维定势中。速记诞生之初，被视作新的“言=文”之创造。这种技术革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常规化，最终演变为无中介的机械复制。
媒介考古学力图对抗从惊叹到习惯的衰变，重返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刻。有人批评媒介考古学过于强调前史的意义、边缘的价值、雏形的效用、幻想的影响。作为收藏“失败媒介”的希望空间，媒介考古学致力于从失败中拯救出被放弃的理想，那些失落的乌托邦。速记的“失败”并非完全由于技术陈旧导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言文一致的乌托邦理想在现代中国的败北，同时也象征着以演说、辩论为手段的政治文化空间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