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复图书之真

    李晓杰教授主编的《水经注图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虽然此次刊行的，只是该书的第一卷“汾涑渭洛卷”，但由它呈现的内容来看，已足以令人震撼。而从个人从事的文献学视角看，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传统目录学看，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图书”。中国传统目录学史上，有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我把它归纳为“聚合与分离”。聚合与分离，指向两个东西，就是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图书。图和书，其实是两种类型，图是图像，书是文字性的东西。如所周知，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是以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基础，整理重编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这部同时也是中国史志目录之祖的书目，所收是既有文字性的书，也有图的。但是，《汉书·艺文志》这种图文聚合的现象，到了官修史志目录的第二部《隋书·经籍志》里，就出现重大的变化：图像跟文字性的书开始分离了。目录学史介绍《隋书·经籍志》，一般讲的都是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文帝分遣使者搜访异本的故事；重点关注的，也是炀帝即位后，在东都观文殿东西两边建屋藏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这甲乙丙丁，就是至今仍在使用的古籍经史子集四分法的直接源头。但很少有人注意，《隋书·经籍志》的上述文字之后，紧接着还有一段话：“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从这一记载可知，从隋炀帝时代开始，中国的图书目录，把书画剔除出去了，留下来的，就基本上都是以文字为主的书籍。这个意识越到后面越明显。中国古人崇敬文字，看不起图像，书画虽然并称，但画家的地位，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都不如书法家高。书籍到中世，印刷术发明以后，虽然有插图本，但多被视为玩物；示意性的图像，即使出现在山经水志里，也都是表个大意即可，并不追求精准。所以今天拜读李晓杰教授的这部《水经注图集》，我觉得它首先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提供了一个古今贯通、图文互证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之例。第一卷末尽管收录的是相对简单的重新整理的《水经注》本子，但是如果把图集中那些科学严密的地图，跟这个本子比照着对看，可以说它就是重新恢复到了《汉书·艺文志》那个时代，图书既有文字又有图，而且还是二者合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李晓杰教授研究，郦道元当年注《水经》，主要还是依据文献，并没有绘图。如此则他和他的团队为《水经注》重绘如此丰富多彩的地图，实际上是让《水经注》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得以复活，是为经典重生开辟了一条新路，也是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真正实现了“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都活起来”。

    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部《水经注图集》里新创一系列专题图，为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水经注》反映的是中古时期的水系及相关情况，这跟我现在从事教学的《史记》非常有关系。举一个例子，就是图集第一卷汾水流域诸篇部分的《典籍地理图》。此图直观地呈现了郦道元注《水经》，在注汾水这部分时，他到底读了哪些书——全部是秦汉典籍，其中引的《史记》，绝大部分都是暗引。李晓杰教授团队把这些文字全部找出加以标识，这对今人理解《史记》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在此图中，李教授团队还做了一个统计，整个的汾水流域诸篇部分引用的文献，经史子集里史部的最多；史部里面最多的，则是两种书：《汉书》和《史记》。《汉书》出现了23次，《史记》出现了21次。《汉书》引用多，不令人意外，因为当时就很有名。但《史记》引用几乎跟《汉书》持平，这个数据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惊讶的。因为就学界现在对于《史记》的了解，是两头比较清楚：司马迁父子写《史记》，然后流传到他的外孙杨恽为止，是比较清楚的。后面南朝刘宋时期裴骃作《史记集解》，尤其是雕版印刷兴起以后，史记刻本众多，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西汉杨恽以后到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之间，早期纸写本流传的时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当时的《史记》文本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史记》是如何被阅读的，我们是不太不清楚的。而李晓杰教授做的工作，是在一张图上就提供了那么多具体信息：当年郦道元注《水经》，直接明用或者暗引了《史记》哪些篇章。我想这部《水经注图集》的第二个值得称道的方面，就是这些专题图的价值，是从多个特定的视角，呈现了郦道元注《水经》的过程中征引文献复杂的面貌，为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历史（尤其是先秦两汉史）以及相关文献的实态，提供了颇为坚实的基础和十分有益的思路。

    总体而言，李晓杰教授主编的《水经注图集》，基于《水经注》，又不止于《水经注》。个人以为它是继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历史地图集编纂领域里又一部可望成为新经典的学术专著。

    （作者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