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唐代家庭生活的多彩画卷

    张国刚教授《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是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策划的“张国刚著作系列”第一种，43万字，600页，配有近百幅敦煌文献、墓志拓片、唐宋名画、敦煌壁画彩色图版。抚读新书，在头脑的知识风暴、视觉的震撼以外，直觉一股浓郁的“唐的气息”扑面而来。

    张国刚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者，曾师从杨志玖先生治隋唐史，在职官制度、军事制度、社会文化等唐史关键领域推出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作者关注唐代家庭问题始于1994年，三十年来对此领域之致力应置于两个背景观察。一是就20世纪中国家族、家庭史而言，一直缺乏一本探讨唐代情况的著作。二是作者曾长期执教南开大学，参与创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深受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及社会科学研究法的浸淫。因此，《唐代家庭》同样是一本极具开拓性的著作。

    本书共分15章，主要从精神礼仪、结构机制、实际运作及基层社会维度，呈现唐代家庭生活百态。导言，第四、五、十一章，从家法、家教家风、家庭伦理、婚姻礼法等与家庭相关的柔性礼仪规范切入，勾勒家庭生活中的精神软力量。第一、二、三章及七、八章，从家庭形态、结构，内部关系等话题切入，阐明一般家庭的结构机制。第六、七、八章部分内容及九、十、十二、十三、十五章，从青年的婚嫁年龄，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女性生活、信仰世界，家庭生计等角度切入，展示家庭日常生活及运作场景。第十四章，讨论外延至邻保、乡、里、村等基层组织，书写宽阔的基层社会史。

    唐史研究的“家庭视角”

    唐是中国历史上历时较长的大一统王朝，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典章制度灿然可观，人物事功恢弘造极。与此呼应，20世纪以来隋唐断代史研究水平不断攀升，以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拓的宏观历史问题研究，特别是政治史、制度史探索为主流。但对基层社会运作，学界关注却颇为不足。

    在这种背景下，打破政治史、制度史独大的局面，广泛吸取史传、石刻、文书、诗歌、笔记、佛典等史料中有关“国”之外“家”的信息，综合利用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法加以剖析，以呈现一般家庭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家庭功能及其运作图景，成为唐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工作。见于史书记载的五千万唐人，都实际依赖家庭而生存，抓住了家庭，也就抓住了解读唐代历史的覆盖面最广的视角。

    综观20世纪的中国家族、家庭史研究，尤其是隋唐断代部分，突出存在家、家庭、家族、宗族、士族等概念混同，研究目标不清晰，以对士族的个案研究替代家族、家庭研究的现象。本书对长期以来含混不清的概念进行厘定，将家庭界定为同居共财的血亲共同体，而家族为血缘关系密切的亲族集团，通常是族内兄弟各有其家（家庭），又同居共食，构成一个大家（家族）。相对家庭、家族，宗族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即同一父系祖先若干分支构成的同姓集团，涵盖自高祖至玄孙在内的九族五服亲，本书理解为血缘关系疏远的同姓宗亲。

    通过对唐人分家析产文书的解读，作者指出，唐时家庭与家族之间存在着一种似分似合亦分亦合的关系。毛汉光等对中古京兆韦氏等十四姓十七家仕进、婚姻、生活的个案研究，关注点仅及于士族社会，终极目的是呈现唐代统治集团的成分结构、政治分野、门阀士族政治性及历史兴替，只能归于士族制度及士族家族史的研究。真正下沉到唐代社会大众，针对士人、地主、农民等各类家庭展开的研究，尤其是对小农家庭的生活生计、人伦日用的探讨，尚显不足，而这恰是本书所致力处。

    作者利用20世纪唐人墓志整理成果，网罗近5000方石刻，进行样本调查及统计分析，就唐型家庭的形态结构、生育情况及死亡率、婚嫁年龄、夫妻年龄差距等与个体小家庭繁衍生息攸关的问题进行了生动呈现。真正从民众立场、社会底色着眼，“剖析家教门风、世俗信仰及乡里组织等议题”，为了解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公序良俗，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

    国家的在场与个体的呼吸

    中国人自古以来即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礼记·大学篇》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即将国家统一强盛与个体家庭和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虽然新史学有意弱化上层因素对于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小家庭做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结构、形态功能分析，提供一种历史文化的缩微视角；但将分析结果置入历史情境予以理解时，往往可见国家的在场。本书统计得出唐型家庭规模在5-7人这一现象基础上，讨论了复合型家庭的类型及大量存在的原因，指出唐人是否分家析产，除财产利益、情感因素外，主要受国家赋税征收制度的影响。在诸如婚丧嫁娶、分家、家庭教育、离婚、妻妾关系、基层居住形态等家庭日常事务开展过程中，国家意志都是要被首先尊重的，并通过律、令等法系，制、敕等王言，牒、判等官文书，以各种形式发声。唐律对家庭内幼不侍亲，丈夫任意离异、重婚等违反人伦常情的行为有直接处罚规定。唐代官方的若干制度、措施，如婚姻法、定著姓、科举制、乡里村坊制等，均可视为国家主动处理与家族、家庭关系的产物，足可见家与国之间的紧密连结。

    对于影响唐代家庭实际运作、规范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力量，作者归纳为三点：一是儒家正统意识形态，二是成文法典及国家意志，三是家庭生活中的人情意味。虽然前两者相互渗透，进一步下移至家庭内部，以“家法”的形式规约着唐型家庭的精神面貌，规约着家庭成员的一般行为，使其合乎“常规”。然作者亦提醒读者，礼法加国家意志并不能决定家庭日常生活的实际样貌，基于“个体呼吸”的希望与感情，幸福与苦恼，反而是最美好的。书中随处可见生活于制度缝隙、家法边缘的家庭成员们的声音。

    古礼及唐法皆以男三十岁、女二十岁为婚龄极限。咸通年间，摄濮州刺史、御史中丞梁叔明之女却32岁才嫁给前彭州别驾孙公，过门三年即病逝。梁氏缘何徘徊在婚姻守时的法礼之外？ 作者认为晚婚应非高门所累，或因体弱多病所致。礼法倡导女性未嫁从父，已适从夫，不得轻易归还本家。见于墓志却有已嫁做人妇者频繁踏出夫家，奔走本家事务的案例。大和年间，太子司议郎庾承初将爱女嫁与华州司户参军李琪，后身染重疾，女庾氏将其接至华州照顾。但不久李琪迁京官，举家移居长安，庾氏为探病往来于长安、华州之间，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兆零口旅邸。此例显然出离了一般已婚女性与本家的往来模式，但呈现了父女之间真挚的感情。

    古礼及唐法均提倡及时生育。子孙滋繁，多世在堂，是家庭兴旺的重要表征。墓志却揭示了宗室家庭因生育众多流为贫穷户的故事。李济与妻刘氏共育九子六女，均长成。由于供子成家，奉女出嫁的负担过重，李济虽努力仕进，官至宗正少卿，然倾尽一人俸禄无以供养全家。宝历中李济病故，置办丧事时灵柩“僦宇莫容”，场景令人唏嘘。这一现象或应置于唐中期以来宗室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下降的背景中进行理解。

    总之，张国刚教授以雅俗共赏、饱含感情的语言，巧思迭出、点面结合的叙事，串联起不同介质的文献、文物、图像，串联起个体、家庭、家族、国家系列由小而大、由内而外的概念，串联起时隔千载、已趋冰冷的史实与人物，向业界提供了一本家庭视角的唐代历史文化读物。这一读物既站在学术前沿，填补了隋唐家庭史研究的空白，又具有流行阅读品的特质，以图文双美的形式，承载了传播唐文化，安抚“内卷化”时代读者心灵的功能。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