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翻”《管锥编》

    主持：宋庄       

    您曾出版过《鲁迅六讲》《鲁迅六讲二集》《鲁迅精读》等关于鲁迅的著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鲁迅的？

    郜元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忝列“青年批评家”之群，兴趣主要在当代文学。还不是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只是当下正在进行着的文学。我那时的文学史视野很狭窄，不太关心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究竟有怎样的地位。又由于过往几十年鲁迅一直被供在神坛，被过度消费，所以跟许多人一样，起初我对鲁迅也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些不服和反感，很少读鲁迅，对他的了解基本停留在中学语文和大学教科书的水平。知道某些家喻户晓的名篇，也能引用其中一些名言，自以为那就是鲁迅的全部了。

    是什么契机让您对鲁迅的认识有所改变？

    郜元宝：上世纪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在上海发起，我也“随喜”加入。讨论迅速在全国范围铺开，文史哲、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各领域学者纷纷参与进来，这就促使我超出文学评论的“舒适区”，切实感受到如今所谓“学科融合”的态势。学科交融本来就是20世纪80年代新思潮的基本品格，只不过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有了更集中的表现。

    这场讨论的范围十分宽广，涉及“解构与建构”“自由的知识表达与学术规范”“西学与国学”“文学与文化”，等等。许多问题日后都有更充分的展开，有些还被制度化地肯定下来，比如“国学”“学术规范”和“文化研究”。不过当时谈论最多的主题还是制度建设与思想启蒙，原本鱼龙混杂、指向不明的讨论也因此被锚定于当下中国与现代中国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尤其是“未完成的现代性”，鲁迅和胡适的名字被频繁提及也就顺理成章。有人甚至将有关争论概括为“要胡适还是要鲁迅”。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不足为法，但中国问题的源头或许不必远溯古代，而更应该在最近的“现代”去寻找答案（去梳理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这在“人文精神讨论”结束的1990年代后期，差不多也算是一种共识吧。

    我就在这时候正式走向鲁迅。我研究鲁迅，并非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说到底还是一个时期思想文化潮流的推动。但毕竟是“我”来研究鲁迅，不能不打上个人的烙印，也就是不能带有个人的局限。最大的局限就是我研究鲁迅，虽然最初是思想文化潮流的推动，按说应该像许多学者那样从鲁迅走向更大的思想文化问题。但我的本行毕竟是文学，尽管一开始也拉开架势研究鲁迅思想的“基点”，想借助鲁迅研究来澄清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若干命题。但不知怎么一来二去，就又返回（收缩到）了“文学家鲁迅”与“鲁迅的文学”。迄今为止在“文学鲁迅”与“学术鲁迅”“思想鲁迅”“革命鲁迅”“政治鲁迅”“XX鲁迅”之间，我的侧重点仍是前者。这里似乎也就用得上“未庄人”鄙视阿Q的那句话了，“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

    鲁迅的著作中，您读得最多的是哪些？

    郜元宝：鲁迅自己说“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这也是他作为现代经典作家的特别之处。你很难对他的各体文学创作强分高下优劣。可以为了研究去读鲁迅，更可以为了欣赏去读鲁迅。一般读者欣赏性阅读或许更多一些。研究者（尤其“鲁研专家”）则往往没有太多闲暇进行欣赏性阅读。两者都有值得警惕的地方。只欣赏不研究，“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就难以深入。只研究不欣赏，则容易钻牛角尖，整出伪命题和幺蛾子来。避免上述两种陷阱，最好的办法是精读和泛读结合。总之还是要多读。对我来说，真说不出哪些读得最多。或许他的翻译部分，我多半因为研究才去读，欣赏玩味的意思不那么大吧。

    您怎样看近年来的鲁迅研究？

    郜元宝：“鲁研”成果一向很丰厚。张梦阳先生编纂过《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厚厚五大册，但仅限于1913-1983年之间，且不包括海外。1980年代之后海内外鲁迅研究突飞猛进，“成果”堆山似海，勤勉如梦阳先生也只好望洋兴叹，不想再弄《资料汇编》了，只是趁《中国鲁迅研究史》再版之际，断断续续做一点概括性介绍。

    希望当然在青年一代学者。在跨文化、跨语言（日语、德语、英语）的研究领域（比如寻找鲁迅留日时期一些论著的“材源”与“蓝本”），中国青年学者屡有创获，不让老一辈日本学者专美于前。这种广义的翻译研究近来还有蔓延到鲁迅回国直至定居上海之后的趋势，在可预计的将来必将收获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2021年“国图”暨文物出版社联合推出《鲁迅手稿全集》78巨册，比此前多家出版社的手稿影印更齐全，也更有力地推动了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鲁迅手稿研究。

    最令人兴奋的还是鲁迅研究的再度“历史化”,亦即借助“数字人文”的强大检索系统，结合前辈学者已有的史实考证，进一步重建鲁迅生活、工作和创作的历史语境，从而在诸多“小结裹”基础上做一些更具超越性的“大判断”，从根本上克服鲁迅研究一段时间以来碎片化的缺陷。但“历史化”研究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小结裹”能否跃升至“大判断”，并不单纯取决于局部历史语境的重建，甚至并非单纯的历史研究所能完成，还需要鲁迅研究其他方面的协助，比如可能被某些学者视为已然落伍的文本细读、文学修辞、思想文化史乃至哲学心理学的研究。

    您重读鲁迅，有何新发现？ 可否分享一下您的阅读与研究的经验？

    郜元宝：我个人的鲁迅研究已如上述，起初从思想文化入手，慢慢仍旧归结到文学，甚至更多局限于文本细读，和一些枝节问题的考量。我最初研究过鲁迅著作中“心”字的多种用法（好像孔乙己斤斤计较于“茴”字的几种写法？）也曾与“鲁研界”同行面红耳赤地争论过早期论文中“神思”一词的确切含义。当时的争论水平有限，早就被年轻学者超过了。我也曾从鲁迅一篇杂文《未来的光荣》出发，试图系统梳理他所感知到的现代中国在世界上“被描写”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但这个问题过于宏大，我只能提出问题，还远不到可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结合鲁迅研究史的梳理，试图对鲁迅三本小说集进行逐篇研究。但努力二十余年，任务完成尚未过半。最近几年结合“周氏兄弟”翻译活动对《野草》“用典”（尤其“域外典故”）的研究，相对比较满意，但仍有好几篇付诸阙如。我还曾涉足手稿（含手迹）研究，较为认真地考释过北京鲁博藏“周氏兄弟”中文剪报，但布不成阵势。这方面“聊以自慰的”还是借助手稿对《故事新编》“改名”的一些考证，比如《非攻》原名“扶危”，《采薇》篇名曾写作“採薇”，《理水》原名《治水》，《起死》原名《现形》。这些虽不像《阿Q正传》的“阿”字那样“非常正确”，但毕竟较少“附会假借的缺点”。

    我常像《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那样感慨，似乎每样都做了一点，又似乎“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不是故作谦虚。人文学术虽说“功不唐捐”，但如果追问终极究竟的意义，往往仍免不了虚空的袭来。执着（乃至迷恋）于实际的研究，与时时警惕和反抗终极意义上的虚空，某种意义上也是鲁迅给予我们的基本人生感悟。

    您出版过《拯救大地》《不够破碎》《说话的精神》《不如忘破绽》等多部文学评论集，《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还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您怎么阅读和评论当代文学作品？ 是一气呵成还是喜欢修改？

    郜元宝：重评《平凡的世界》是我很少写评论之后的一次例外。我觉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评论界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界都欠了路遥一笔债，也欠了爱读这本书的青年读者一笔债。我在“还债”的心情驱使下写了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当然不全是要跟不看好这部长篇的某些同行“抬杠”，也想趁机检验一下“细读”法在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还能发挥哪些作用。

    我确实有段时间（1986-2006）热衷于写评论，现在却视评论为畏途。主要是眼睛不好，精力分散，不再能坚持评论所必须的吞噬性阅读，也缺乏那种迅速做出反应的内驱力和爆发力。现在碰到一些自以为不错的题目（包括材料和思路），更愿意推荐给选我课的研究生，希望他们有兴趣去写。理想的文学评论或许是读完（含读了多遍）就写，最好如鲁迅所说“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但实际上无论日渐稀少的评论，还是常态的写论文，我都越来越拖沓，越来越依靠第一稿之后的N次修改，一直改到编辑们叫苦为止。往往发表之后，止不住还想修改。这除了能力的退化，也是想尽量写得妥当一些吧。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郜元宝：太多书值得重温。有些既是欣赏也是研究的需要，比如“周氏兄弟”的书。有些主要为了研究，但多少也带一点欣赏心态，比如《创业史》《白鹿原》。有些则纯粹出于爱好，既无力研究，也不敢说有能力欣赏，比如《诗经》《楚辞》《史记》《杜甫诗选》，以及外国文学和非文学类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歌德谈话录》。我还有一个不妨说说的习惯，就是什么也不想做的时候，会“随便翻翻”《管锥编》（鲁迅有篇杂文就叫《随便翻翻》）。绝非想捞个“钱迷”“钱粉”的称号。这辈子肯定不敢治“钱学”。钱先生说西洋人讥笑“诗文中描摹女色大类珠宝铺之陈列窗”，他本人的博学，行家固然看他如何汇通中西、探本溯源，我这个外行走过“珠宝铺之陈列窗”，偶尔window shopping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

    郜元宝：这个提问挺烧脑！ 真到了无人岛，我更想抛开书，干点别的事。先要找寻食物和水源，保障生存。然后探索岛上有趣的地方。闲暇锻炼身体。游泳。晒太阳。一定要带三本书，那就《故事新编》（继续欣赏鲁迅式的幽默和“天马行空的大精神”），钱锺书《宋诗选注》（借诗歌朗诵保持语言敏感力），丹穆若什《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用阅读扩展岛屿之外的世界知识）。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或学者出席，您会邀请谁？

    郜元宝：许多作家和学者我都不敢高攀。就说中文系之外健在的两位复旦的忘年交吧。邀请他们，我也是高攀。只是他们没学者架子，也不嫌弃我的不学。他们都是渊博的历史学家，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即使随便谈谈，也很风趣。姚大力教授长于边疆史地，也能讲中国通史。他热心助人，喜欢说话，不会冷场。周振鹤教授主治史地之学，但方言、语言接触、世界文化和文学修养都堪称一流。他老师的老师顾颉刚跟鲁迅斗得不可开交，但周教授最敬佩的中国人还是鲁迅。他们都很书呆子气，都属于文化界的“珍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