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博大的灵魂

    1976年10月，一声春雷炸响在中华大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群体，和国家民族一起，迎来了历史性的大变革！

    应和着划时代风潮的呼唤，我开始了自己终生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事业，是从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起步的。

    1976年10月以后，业师书新先生复任泰安师专中文系主任，他从上海购置的书刊资料也重新整理一一上架。在此前后，我除跟随书新先生编纂《鲁迅生平自述辑要》及承担各年级现代文学课程外，还在资料室的书刊阅览中，开始两项基础性工作：

    一是编写《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译文》《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世界文学》《收获》《民间文学》等当代文学期刊以及若干文学副刊的简介；

    二是试图编纂文学研究会、未名社有关作家的著译年表，以供同仁参考。受水平及条件限制，粗成文稿的有叶圣陶、郭绍虞、冰心、郑振铎、李何林、韦素园、李霁野、王鲁彦、张天翼等几种。有此因缘，使我有可能接近几位素所敬仰的著名作家。最先见到的，就是从小学时代即敬仰不已的冰心。后我曾写成《初见冰心》等文，节录如下：

    1978年初冬，暮色漫卷着京都，我的老师查国华先生挈带我从北京师院（现在改称为首都师大了）招待所东折西拐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和平楼已是晚上8点。怯生生敲开那向往已久的门，只见到一位颇带惊异的老者，心想大概就是吴文藻先生了吧？ 老师迎上前去，说我们从遥远的山东来，就是想见冰心先生一面，问一两个问题；老者踌躇着说，“太晚了吧？”一语未落，就听得屋内清朗的话音：“请进吧，山东的客人。”迎面来的，正是冰心！ 身个不高，颊颐丰满，稀疏的白发整整齐齐梳到脑后，结成一个不大的发髻。那微微笑着的表情，比我想象的更和善，更仁慈。挂在壁间的一枚金光闪闪的锚，诉说着世纪老人对山东、对山东的海的一往情深！当我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编写她的著译系年目录的打算并请她指导的时候，老人挥挥手，轻轻一笑说：“时间太长久了，恐怕我自己也记不清多少年前写过什么东西了。我的书，有许多是书店自己印的，并不让我知道。这目录，编起来恐怕很费力气吧？”见我有点儿窘，老人又说：这么办吧，你和我们民族学院的小朋友陶立璠联系一下，他也在做这件事情，我想起来的一些线索，都已经告诉他了，你们一起来做，可能要节省些时间，可以多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时间过得太快，无论多么留恋，都必须告辞了。我们想多看老人一眼，不知不觉间竟是倒退着走出了房门，路径不熟，未免跌跌撞撞。老人微微笑着，送我们到门口，一手扶着门边，一手轻轻摆动——我们从黑黑的楼道望进去，那轮廓极其鲜明，发际耳轮，似乎都罩着淡淡的光环，表情反倒不那么清晰了……

    后来才知道，“小朋友”陶立璠，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那时大概也四十多岁了，但在冰心眼里，当然还是一名“小朋友”无疑。我写信向他求助，知道是冰心所嘱，他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成果全部提供出来；我们两人的成果，后来又都交给苏州师院（今称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作为他编辑《冰心研究资料》的参考。为学术界提供一份完备的冰心著译系年目录的心愿，终于结出了比较圆满的果实，俯仰之间，我觉得无愧于天地。

    在冰心的生活里，这当然是极其平淡的插曲；但在我的记忆里，这却是无比珍贵，历尽沧桑也永难磨灭的!

    从北京回到泰安家中，我立刻根据材料代拟了冰心《自传》和《冰心著译年表》，经师专教务处长许宝笃先生签字批准由学校文印室打印，寄到北京。不久，收到先生手订的《自传》，改动不多，字迹清晰，誊录如下：

    冰心自传

    我原名谢婉莹，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阴历庾子年闰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一九〇一年移居上海。父亲是当时清政府的海军军官，那时担任副舰长。

    一九〇四年，父亲任清政府海军练营营长，后来又任海军学校校长，我随父亲移居烟台。我的童年是在海边渡过的，我特别喜欢大海，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全家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只在家塾里做一个附读生，回到福州后，进过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中华民国成立，我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一九一三年，我又随家到了北京。

    一九一四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里满女子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进了协和女子大学，学的是理科，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学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当文书，写些宣传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我开始写一点东西拿到北京《晨报》上发表。由于过多的宣传活动，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我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大学。

    一九二三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又得到美国威尔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学的奖学全，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因血疾复发，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

    一九二六年我读完研究院回国，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一九二一年后，文学研究会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一九二六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一九三二年，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全集》，合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我先到了昆明，一九四〇年又到重庆，因为生活需要，我又不愿用冰心的名字写文章，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到了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东京大学校刊上。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祖国后，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冰心小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桔灯》等。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一九五四年以来，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六〇年第三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一九七八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在《儿童时代》发表《三寄小读者》。

    除了创作之外，我还先后翻译过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和他的短篇小说，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

    我的作品曾由外国翻译家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出版。

    冰心

    2001年，北京中华书局向我约稿——撰写该书局的重要品牌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初中生课外阅读推荐书目”之《〈繁星〉〈春水〉导读》。2002年1月出版。

    北京的著名书局向远在青岛的区区小可约稿，除去冰心先生力荐外，我想不出更合情合理的缘由。

    在我已经老态龙钟的今天，我想再次重复若干年前的心愿：

    “冰心老人早已远行，一路上定当春风骀荡。我至今未能路祭，惟愿高天厚土，永安那仁慈博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