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面对“荒谬”

    “荒谬”是存在主义重要概念，加缪是存在主义作家和法国文化代表性人物，但他24岁才第一次踏上法国本土，这是不是也有些“荒谬”？

    作为法国移民后代，加缪的生长地从“他那特有的处于阿尔及利亚方言和巴黎腔之间的口音”可以辨别出来。但谁能想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几近绝望。他曾说过：“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识字，您想一想吧。”加缪年少时染上肺结核，被发烧、咳血折磨了一生，有研究者认为，“这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是荒谬的最初表现”。

    二战时德军占领法国，加缪投身地下抵抗运动，为《战斗报》撰写了大量文章，鼓舞法国人反抗荒谬现实：“一句话，1940年他们有的只是一种信仰，1944年他们却有了一种高贵意义上的政治。他们从抵抗开始，却要以革命结束。”

    但二战胜利后，法国妄图恢复海外殖民统治，这让加缪陷入“荒谬”。他明确反对原法属殖民地的印度支那战争，认为没有出路，但对于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运动却态度暧昧，因为“这个国家同时是他的故土”。他既承认“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又期望“不管怎样，阿拉伯人与法国人必须找到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既指斥法国殖民主义虚伪，“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却拿着木棒”，又对残酷冲突的根源语焉不详：“在阿尔及利亚，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恐怖主义来源于希望的缺席。”加缪甚至幻想一种有机的合作关系，法国人带来现代技术，阿尔及利亚人保持文化传统。就像当年诗人雨果对殖民非洲的辩解：“我们来到非洲，不是为了带回非洲，而是为了把欧洲带到那里。”

    但时代变了，加缪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他在法国是反抗者，誓言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去；而作为宗主国移民后代，他却对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法国百年殖民统治闪烁其词：“两个族群都有同样的权利获得正义，有同样的权利保存他们的祖国。”这种纠结，法国一本权威的《加缪传》一针见血：“对加缪来说，阿尔及利亚是‘祖国’，而不是什么‘国家’。”但这不是事实！

    加缪一厢情愿地介入当地政治，呼吁休战和平。他既为因“颠覆罪”受审的北非民族主义者辩护，又在1956年局势危急时重返阿尔及尔发表公众演说，试图为双方决裂做最后的弥合。当时会场如战场，“处死加缪”与“加缪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家不否认加缪真诚——“我热爱阿尔及利亚，就像一个热爱阿拉伯人的法国人。希望阿拉伯人在阿尔及利亚安居乐业，而自己也不至于被人当做外国人看待”，但各方都视加缪为叛徒。加缪在《反抗者》中讨论过“为罪恶开脱”问题，此刻他处于类似的荒谬中。

    加缪最后沉默了，各方以血还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法国移民扎根再长久，这里也只是“仅供寄居的国度”，一个人最后的落脚点和庇护所，通常只能是自己的祖国，这才是现实！

    然而，不管现实版图怎样变动，阿尔及利亚是加缪永远的精神故乡，如《荒谬的墙》所言，“深厚的感情一如伟大的作品”，他的笔只要一转向遥远的故土，就显得那么有灵气和温情：

    五天来，阿尔及尔一直在下雨，最后竟连大海也打湿了。下不完的大雨，厚得发粘，从仿佛永不干涸的天空的高处，朝着海湾扑下来。大海像一块灰色的、柔软的海绵，在迷茫的海湾里隆起。（《重返蒂巴萨》）

    海岸边所有岬角看上去就像一支整装待发的舰队，整个奥兰岬都已蓄势待发，而每天中午总有一阵冒险冲动从它身上掠过，或许在某个上午我们会一块儿出发。（《米诺陀》）

    在阿尔及利亚郊区，有一处小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一直走到底，就可以发现山谷与海湾。面对这块与大海一起呻吟的祭献地，人们能够久久地沉湎于梦想。但是，当人们走上回头路，就会在一座被人遗忘的墓上发现一块‘深切哀悼’的墓碑。幸运的是，有种种顺理诸物的理想主义者。（《反与正》）

    人们总以为荒谬的就是丑陋的，但加缪一生面对荒谬，却始终高居于荒诞和丑恶之上。因为在北非交错的阳光与阴影下，他早已懂得，“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这爱浸透在他优美、深邃而质朴的文字中。

    加缪至死面对“荒谬”。他曾说“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荒唐的了”，1960年他就死于车祸。但他去世前仿佛已经预言：“在他最后的短暂一天，他加热、发光、笔直地冲向死亡。这就是人，面对漫漫无穷的世纪，自豪地度过片刻时光。”

    加缪不屈的尊严美感永远令人着迷，而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那种被圈养的“幸福”才是人类的堕落和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