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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历代皆称“周公制礼作乐”，虽然不乏古文经学的虚誉，但周代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的基础和源头，却是常被论及的事实。学者均承认，商周之变绝不只是“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且举嫡长继承、宗法、丧服、分封、宗庙、同姓不婚等多种制度以为佐证。20世纪的上古史研究，大抵在王说的延长线上开展工作。认同王学者居多，否定其说者也不少。胡厚宣就曾明确指出，“近儒谓封建之制，不特为周之所特有，且系周公之所独创者，亦不然也”，其所谓“近儒”，实指王国维。胡氏认为，“殷与西周实为一个文化单位”，商周之间的文化变革并非如此巨大，“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独创，且亦非周代所特有”。随着考古发掘和甲骨、金文研究的推进，更多学者认识到，分封制、爵命制、井田制已见于商代，绝非周人首创，更不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结果。商周之际的变化之巨，恐不如周秦之际，所以胡氏说，“剧变不在殷周之际，乃在东周以来”。
如何看待殷周之变？难道殷周之间完全是继承关系？ 恐不尽然。程水金教授新著《殷周鼎革论》（东方出版社出版）采取经史互证的理路，即以传世经学文献为主，辅以考古材料，来说明周文化与商文化的差别及其变异原因。他用周人的文化低势位（比如地域偏居、出身低微、人口量少等），解释周人逐渐东扩并战胜商人，不过是“一个文化滞后的部落阴谋颠覆了一个文化先进的发达王朝”，并由此而解释周人阴谋夺取政权之后的一系列管控举措及其思想运作，不啻为切中肯綮的研究，其论证过程，多有前人未发之覆。
例如，程著认为，“西伯戡黎”的实质是周人帮助商人伐灭黎（陈梦家读为“耆”）；于是商纣王乃“为黎之蒐”举行大型军事庆功活动，周人利用军事围猎活动挑拨商人与东夷部落的关系，引起东夷部族的不满与背叛。程著援引《今本竹书纪年》“商纣王为黎之蒐”的记载，以及新出清华简《耆夜》记载武王、周公、毕公等人“夜爵”相庆的场面，作为基本证据链以证成其说。因此，周人借机灭掉黎国，为其进一步东扩扫清了障碍。这无疑强化了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的“阴谋论”观念。又如，程著认为周人观兵孟津，不是前人所谓盟会或誓师，而是举行炫耀武力的军事演习，其实际目的在于试探商人的反映，以为后续牧野之战做铺垫。这些推论大都符合史实与情理。
关于周之灭商，史书多有记载。根据《诗经·鲁颂》的唱词，“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说明周人自打西迁之初就开始预谋“翦商”大计。程著解释《诗经·大明》“燮伐大商”与“肆伐大商”说，“燮伐”是密谋讨伐，而“肆伐”则是公开讨伐，以史实与训诂互证，说明“翦商”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颇见识力。后世文献大多认为，周人遵从文德，敬畏天命，所以“天命”由商而转周，终致商周易代。但程著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胜利者的周人获得历史话语权之后重新建立的叙事模式。这种思考颇为合理。
从获取统治权的过程来看，周之代商是族群之间的权力转移，而不能仅仅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朝代。抛开历史上三统五德之类的说法不论，夏商周之间的族群文化差异相当明显。例如，文献常说，商人尚敬而失于鬼，周人尚文而失于薄；祭祀时商人尚声，周人尚臭；商人用卜，周人用筮；制作社主时商人用石，周人用栗；殡尸时商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诸如此类，在《仪礼》《淮南子》《尔雅》《白虎通义》等文献中不胜枚举。王晖教授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言之甚详。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有好几篇文章论及“三代文化异同”，继陈梦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等学者之后，强化了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周到底是商国之内的一个地方区域？还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卜辞中有“周”字，在殷的西方，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互证。1970年代周原甲骨的出土，进一步说明“周方”作为“大邑商”的西邦，是如何以“小传统”服从“大传统”的。在殷墟甲骨文中，周并不是商的侯、伯、甸，周人仍然崇祀殷王。西周金文中的既、吉、魄（霸）、生、死等月相记载，见于周原甲骨文，却不见于殷墟甲骨文。所以，《诗经》所谓“实始翦商”，当然是周人的自我叙述；而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则是“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今本竹书纪年》）。张光直说，早商的文字、文法、占卜制度、地名、祭祀等文物制度，与殷墟所见大同小异，但又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商周二者均起源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但地域不同，却互有影响。这种复杂的关系，绝非“敌对”或“臣属”二字所能概括。因此，程著认为，周人对商人的效忠与示好，并不等于周人忘记了商人先前对于周人的“扑伐”，不过是“于铄王师，遵养时晦”（《周颂·酌》）以聚集力量，伺机一举成功而已。
程著认为，“小邦周”阴谋颠覆“大邑商”之后，其管控天下的一系列举措与思想运作，均与其文化自卑和精神焦虑情结有关。周人营建“天下之中”的洛邑，以管控东土；分封诸侯，通过血缘关系来构建政治共同体；恩威并施，以控制殷遗民。这些说法虽为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所熟知，但作者大量引证《尚书》《逸周书》等文献资料，与之互证，则提供了诸多新知。他说，“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方》）是周公对周武王方策的实施，也是对殷遗民的承诺。而“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多士》），则是对此前“离逖尔土”（《多方》）的回照。他又指出，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中有“农啬岁稼隹辟”铭文，可与《尚书》中“尚宅尔宅，畋尔田”的记载相互对应。此外，程著认为，“士”的称号，不见于甲骨文，而是技术落后的周人为了笼络殷遗“百宗工”的科技人才所特制的一个“非王非工”且“亦王亦工”的所谓“商王士”的“徽号”。这一说法，颇有启迪价值。
关于分封制度，程著也有新的说法。众所周知，周初分封主要包括三类，即分封同姓、分封功臣、分封古圣后裔（褒封）。作者认为，《史记》所谓“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其目的既非恪敬先王，也非“存亡继绝”，只不过是自知阴谋逆袭的政权获取方式并不光彩，因而用来息天下之忿、分天下之谤，以掩饰周人内心的惶恐与不安而已。他还引用顾炎武《日知录·武王伐纣》的相关说法，认为对武庚禄父等殷商遗民的分封，不是“以商之臣事商之君”，而是“以商为臣治商之民”。
事实上，关于周人代商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历史上也的确出现过几次著名的争论。按照一般的正统论说法，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都是以臣讨君的“纂弑”。战国时期齐宣王因此曾与孟子有过争论，但孟子认为，夏桀和商纣都是无道之君，已沦为“残贼仁义”的“一夫”，汤武革命为天下兴利除害，顺天而应人，只是“讨一夫”而不是“弑君”（其实这是重复周武王当年的说辞）。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当然希望以臣讨君的历史不再重现。不曾想近二百年后，在西汉景帝的朝堂上，这个问题又展开了一轮争议。治黄老之学的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而治《诗经》的儒生辕固生，重申孟子的革命论，说夏桀和商纣已经失去人心，诛杀他们具有革命的合法性。但黄生却强调君臣秩序，说冠虽旧仍戴在头上，履虽新却踩在足下。而辕固生则反问道：如此说来，高祖刘邦以平民身份造反，“代秦即天子之位”，难道错了吗？面对这种追问，汉景帝根本无法回答，只得糊弄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革命，不为愚。”实际上，所有的皇帝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开国者都以“宁有种乎”发迹，而平定天下后又不希望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戴氏取宋之类故伎重演。这也是朱元璋多处删改《孟子》，并将孟轲移出孔庙的原因所在。所有这些后续史实与讨论，都是由周人的政权逆袭方式及其自辩之辞所引发的现象与问题，程著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可谓直面历史，直指人心！
正因如此，所以程著认为，西周初年极力宣扬的天命论，就是为了从动机、目的和逻辑上为武王逆袭夺取政权所做的辩护与解释，以摆脱理论上的尴尬。周武王开始有针对性地提出天命论，旨在表示周人代商实乃天意。随着武王去世，周公摄政，以及管叔、蔡叔和武庚禄父相继叛乱，周朝统治者越来越意识到“天命靡常”的忧虑，于是更加强调“以德配天”，以便儆戒自律，这就是《尚书》各篇诰训之辞的主旨。以往学界一般将“天命靡常”观念视作周人天命论的主体与全部，一味强调周人“天命惟德”观念对于商人的超越。程著的阶段划分和动态分析，无疑从思想运作层面深化了对周代真伪相半的“天命论”的认识。
总体而言，程著以细读文本的方法，以传世经典文献为基本线索，深入历史的细部与人心的隐秘，作出了诸多出人意表的解读与探讨，而且从《前言》到《结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与逻辑的闭环；尤其是二篇《逸周书》的校注，可谓胜义纷陈，发所未发，不啻善为读书者。当然，或者是因为恪守黄侃“中国的学问重在发明而不在发现”的学术信念，个别细节并未关注到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最新进展。例如，傅斯年早年在《大东小东说》中提出，鲁、燕、齐三国初封之地皆在洛邑东南（后来才远徙至现今山东与河北一带），康叔等初封亦在洛邑附近。或者因为出土文物与文献存在较大偶然性，此说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完全支持。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克罍铭文表明，召公之子克“侯于燕”，说明北京琉璃河一带可能在周初就已经是燕国封地了。至于康叔的封地，清华简《系年》“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表明，其初封的“康丘”可能在安阳殷墟一带，殷墟刘家庄北地的周人墓、洹河流域的西周遗址群，或者与此有关。另外，清华简《系年》称，“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成王践伐商邑，杀录子耿”，这些材料有助于三监之乱和武庚叛乱的研究。以上材料，均未引起程氏注意。当然，程氏可能对清华简的来历持有不同看法，那就另当别论了。
1979年12月9日，张光直在《殷周关系的再检讨》一文的题记中说，“翼鹏先生之主张考古与经学并进研究古史，则是大家所熟知的”。翼鹏先生就是著名学者屈万里（1907-1979）先生，他一生以研究经学、甲骨学和文献学著称，斐声学林。程水金教授的这本《殷周鼎革论》也以此为骛，相信必将达成同样效应。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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