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要“动”起来

    “当时上晚自习时，我就跑到一个很小的教室里，把前后门堵住，一人一间屋去读《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王东杰回忆青年时的求学生涯，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王东杰的住所朴素而整洁，除了电灯与冰箱之外没有几样电器。客厅中唯一的陈设是两堵书墙，取代电视的一侧摆放着各类成套文集、日记和资料，沙发靠着的一侧则摆放着各学科领域的专题论著。我们与他的见面安排在傍晚，谈到兴起时，天已微微暗了。当王东杰坐在这两堵书墙之间，在一盏白炽灯下饶有兴味地回忆求学往事时，我们仿佛能看到数十年前那个一人一间屋读思想史的身影。

    王东杰深耕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多年，关注的领域从近代大学，到地方文化，再到近代的国语运动，如今更进一步。2025年3月，其《规划社会的来临：重读〈大同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受到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实不管是大学、国语还是《大同书》，我主要的思路是一致的，就是想讨论中国固有的统一性与广土众民带来的文化多元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最根本的关怀，也是这本书希望能够处理的问题。”王东杰如此评价这本书与自己多年来研究思路的关系。

    跨越思维的边界：思想史怎样“动”起来？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提到，“文化热”是您走上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师从朱维铮先生与罗志田先生，并与他们在研究领域、治学方法上颇多相似之处。具体而言，您的求学经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东杰：“文化热”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影响不仅是“要不要做思想史”的问题，更是“怎么做思想史”和“做怎样的思想史”的问题。我认为研究思想文化史，一定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这是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我想要了解文化的基本特性，了解文化如何随着社会变化的新要求而发展，这是我始终坚持的一个思路。不过当时大家对文化的讨论还比较空泛、抽象，喜欢使用一些大词来描述文化的大问题。我没有放弃这些大问题，但我希望通过更加具体的题目去接近它，就像描画投影在墙面上的影子一样。

    我有幸得到两位先生的指导，当然也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助力。从朱维铮先生那里我得到了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所必需的基本训练。他当时有一个书单，里面涵盖了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典籍，从先秦的《论语》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尽管这些典籍只是一个个重要的节点，但是凭借这些节点，我可以在脑子里边大体上构筑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脉络之外，我从朱维铮老师那里学到的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那种把政治跟文化跟思想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思路。比如他在讲“中国史学史”的时候，他不是一部部书、一个个人这么讲下来，而是在整个时代的思想、知识氛围中定位那个时代史学的发展。

    罗志田老师也是这样，他主持的专业是“中国文化史”，但他研究的文化更接近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所以他说在他这里，骑自行车也是一种文化。这些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不会把思想看作一个孤立的、狭窄的领域，而是和各个主题相关的，需要我们从许多不同的方向去观察、处理它。罗老师对我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跨越边界”。他的思考非常细致，强调打破我们脑子里原本以为界限分明的认知。当然我们的任何研究都要从一些基本的范畴出发，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些范畴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权设”的，这样就导致范畴从研究的工具变成了研究的限制。就像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新”和“旧”，其实区分新旧只是我们认知的工具而已，我们头脑中、实践中并不见得会把它们分得一清二楚。“新”与“旧”，更多时候是非常复杂、相互渗透的，我们没法以清楚的区分和对立为基础处理新旧之别。与之类似的各种范畴都是如此，我们必须通过具体、微观的细节，才有可能对其加以把握。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各类访谈、文章中提到思想史要“动”起来。具体而言，“动态的思想史”是怎样的学术理念？

    王东杰：所谓思想史要“动”起来有三个主要的层面。第一，就是刚刚提到的，要跨越范畴之间看似界限分明的边界。过去我们习惯于在一个相对比较分明的范畴区分之下进行研究，这导致我们忽略了很多生动的事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微观、具体的世界，我们会发现范畴之间看起来界限分明，内里却存在着许许多多相互援引、相互支撑的因素。这些生动、具体的事实是流动性极强的，不会被我们后来设置的这些范畴框住，所以我们无法用静态的方法去思考它，必须要随之“动”起来。

    第二，从思考的过程来理解思想。我觉得思想史不能只是命题概念本身的历史，实际上还应该是这些命题和概念被使用的历史，更应该是命题和概念如何在不同的思考过程中产生和变动的历史。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语言的意义在于它被使用。命题和概念只有在使用和流变的状态中才能够存在。就以我们现在面对面的谈话为例。我用一个词之前，绝对不会先去翻字典，然后再来说话。我抛出一个词，我对它的理解绝对不会跟字典一模一样，你们接受时的理解也肯定与我不同。但就在这你来我往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在沟通，也可以达成至少是部分的共识，同时，这些词的意思也在我们脑海中围绕着一个大致的中心和范围时刻改变。

    第三，思想史是要注意思想的“四面八方”的。思想史不能只关注人的思想性层面，思想体现在各种物质的方面、具体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些都是动态的，从这些动态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探知人们思考的过程。所以严格来说，我研究的是动态的思维过程的历史，而不只是思想结果的历史。举个例子，我的博士论文讨论川大的国立化，我想做的不只是要在文本中探究“国家统一”的观念，而是这一观念如何被使用，以及为何被如此使用的问题。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方政治势力会去否定“统一”，但是在具体的事务上，不同的实际利益导致不同的人对“统一”的理解、论说与实践又有差别。于是乎在川大国立化这个具体的“统一”事务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与思考、争执、合作。通过这一件件具体的事，“统一”的概念才得以形成，也因而被丰富化以及动态化了。这也就是我说的思想史要“动”起来的意思。

    “规划社会”：重思乌托邦与思想史的中国关怀

    中华读书报：您的新著《规划社会的来临——重读〈大同书〉》跳出了“乌托邦”的传统解读，选择“规划社会”这一全新视角，当初是什么让您做出这样的选择？

    王东杰：实际上的乌托邦，就是一切都达到最完美状态的社会。后来接触到福柯、鲍曼等学者的现代性论述，乌托邦与规划社会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而已。传统上我们认为福柯更多从规训角度，鲍曼从理性设计角度，他们都触及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部分，而这些部分和我们对乌托邦的很多看法是可以重合的。对乌托邦的警惕性审视很早就开始了，之前读过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等都为我这方面的思考提供了契机。但采用“规划社会”理念重新思考，主要是福柯、鲍曼的研究被大量引进之后。这个概念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写书之前我有大概三年的课程研讨的积累。这些概念都是在讲课和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现在也很难说清具体是哪节课促成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研究中区分了桃花源与乌托邦两种思维方式，这一辨析对理解《大同书》有何关键意义？

    王东杰：我最初在一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在近代之前没有乌托邦思维方式，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思维主要是桃花源式的。桃花源是做减法，是认定最幸福的社会即是天然状态，没有国家、税收，大家自得其乐，而且是小社会；乌托邦在西方出现后是做加法，针对大社会，每个细节都要设计规划，是有秩序、依靠理性治理维持的社会。《大同书》就属于后者，它想的是大社会，靠设计规划完成，是有治的，这和桃花源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但我写那篇论文时发现，《大同书》里有很多矛盾冲突的细节，无法放在论文中。更关键的是，《大同书》一般认为1901到1902年完成，当时中国还是传统社会，没有机器大生产，更没有现代性的生活状态，康有为怎么会有如此“现代”的思维方式？这些问题那篇论文容纳不了，就需要一本书来处理，既要解释文本复杂性，也要回答“中国未实现现代性时为何会有现代性著作”这个问题。康有为说他构思大同社会时没看过西方书籍，这都是他自己的独立发明，这点我不认同。他其实读了很多西学的文章和书籍，里边透露出很多关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碎片信息，厉害的是他把这些碎片整理成了一套思维体系。

    中华读书报：您曾提到，不同研究论题背后有一个根本关怀——中国多元文化与统一国家的关系，这一“中国关怀”如何贯穿您的思想史研究？

    王东杰：我研究过大学、地方文化、国语、颜元，再到《大同书》，看似跨度很大，但核心都是理解20世纪的中国与之前中国的差异，尤其关注在如此辽阔的一片土地上，多元文化和统一国家的关联。现代社会要求匀质性，而20世纪前，技术、政治条件让中国无法成为一个匀质社会，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之下容纳着很多地方性差异。

    比如研究川大国立化，表面是一个学校的事，实际是“国家统一”观念的具体化。“国家统一”不是喊口号，要靠权力运作、经济支持，甚至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当时四川有中央（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和红军三方力量，地方军阀“围剿”红军不尽心，中央趁机介入，这就是“地方中央化”的统一过程。讨论省议会权限、校长人选这些具体问题，合起来就是统一的实现过程，这样“统一”这个概念就被动态化、丰富化了。《规划社会的来临》也延续了这个关怀。中国要从多元文化走向一个匀质化的现代社会，必然要做很多改变和让步，但也可能流失自己的文化特色。

    中华读书报：您提出“思想史要动起来”，这一理念在《规划社会的来临》的研究中是如何体现的？

    王东杰：前面提到“思想史要动起来”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关注思想的微观流动。过去我们习惯用界限分明的范畴研究问题，忽略了很多细节，其实看似对立的范畴里有很多相互援引的因素，不能静态看待。比如《大同书》里有不少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表述细节，正体现了康有为思想形成中的动态面向。

    第二是摒弃“先有体后有用”的静态思维。不是先有静态本体再产生行动，而是动态过程本身就在创造新东西。就像古人讲“五行”，不是五种元素，而是五种运动状态，离开动态就没法理解“五行”。思想史研究的不只是命题概念本身，更是它们被使用、被创造的历史，概念只有在流变中才存在，这是我在《规划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所贯彻的。

    第三是思想离不开具体实践。思想史不只是文本里的思想，还体现在政治、社会等各种动态场景中，透过这些场景才能探知真实思想。我更愿意说自己研究的是“思维的历史”，思想就在思维过程里。我在这本书中透过修辞分析等手段展现康有为的思想实践、实际的思考过程，就是希望体现这一思维。

    选题之道与思想史的当代价值

    中华读书报：从《规划社会的来临》对乌托邦的重新审视，到“思想史要动起来”的研究理念，我们能清晰感受到您在思想史研究中对中国现实的深切观照。而任何成熟的研究理念，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在思想文化史选题上，您既强调要贴近具体细节，又警惕碎片化研究，这一平衡如何把握？

    王东杰：学术界也有自己的时尚法则，某类研究流行起来，必然有其价值，要么是填补知识空白，要么是回应社会新问题，比如这些年来疾病史、环境史成为研究的热点，就跟现实的需要有密切关系。但一种研究方法流行久了，追随者日多，很容易陷入支离破碎，忘了初衷——用新角度回答历史的大问题。

    比如这两年流行的动物史研究，作为生态史的一部分当然很重要，但很多研究只讲骡子、驴子的历史，不关联社会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研究驴子和中共战场运输、国共内战军需的关系，就和“20世纪中国革命如何改变社会”这个大问题关联起来了，研究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不过，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现在还没有真正出现碎片化危险，很多基础问题还没搞清楚，只是我们要警惕思考陷入琐细。选题可以具体，但要能和大问题勾连，这样既避免空泛，又不会有“碎片化”的危险。

    中华读书报：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思想史著作能提升什么能力？

    王东杰：首先是理解现实的能力。思想史能帮读者看清当下生活的根源，比如我们现在就身处“规划社会”之中，每天出门坐车、开灯，这些日常琐事，其实都离不开背后的社会规划。当然，更大、更重要的影响还不仅于此。这种状态的由来能在《大同书》这类著作里找到思想源头，理解了历史就能更清醒地看待现实。

    其次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比如读钱穆的书，他说“科举制是中国的民主制”，这个结论不一定对，但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阅读时要和作者对话，不盲从其结论，这种对话能力能迁移到生活中，就是不要被单一观点左右。还有整合信息的能力。现在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读者接触到的往往是一些零碎的知识，思想史能提供一个框架，把这些零散知识和国家、文化等大问题整合起来，形成系统认知。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思想文化史研究对当下社会有何重要意义？

    王东杰：思想文化史是理解“我们是谁”的关键。每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都是文化特性的传承与变化，历史、文学等学科最终都要回答这个问题。20世纪中国“历史”观念的价值转型、规划社会的形成，这些思想文化史的核心议题，直接决定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比如《大同书》的规划思想，既成就了现代社会的高效有序，也带来了不少意外的问题。像城市规划中如何兼顾整体布局与社区特色，或者公共政策制定时如何平衡普遍规范与地方差异，都是规划思维面临的现实课题，这提醒我们要在规划和弹性之间找到平衡。思想文化史能让我们看清这些理念的来龙去脉，避免盲目坚持或片面否定，为当下决策提供历史智慧。

    对普通读者而言，思想文化史能帮我们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找到根脉。知道我们的文化从何而来，经历过怎样的转型，才能更清楚未来要走向何方，这是思想文化史最根本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