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华君武编辑出版《漫画一生》

    我同华君武华老相识于2004年，起因是我先前主编的《名家心语丛书》已出版了十几种，社会反响很好，收录的都是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季羡林、张岱年、钟敬文、侯仁之、周一良等老一辈学人的自选集，披露了他们对学术和人生的最新感悟，深受读者喜爱。此时，我忽发奇想，是不是可以扩大作者队伍，收录一些有思想的画家，让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把其中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分享给读者。于是在2004年先推出了吴冠中先生的新作《短笛无腔》，深获读者好评。接下来，我就联系华君武先生，开启了为他编书的紧张而快乐的时光。

    趁着华老翻看我送到的《短笛无腔》的时候，我问，您从事漫画创作有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看着眼前精神矍铄、年近九十的老先生，我把藏在心里的想法问了出来。

    华老听后笑了，说哪有什么传奇，只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最怕上图画课，一画静物，我就很狼狈，总也画不像。我喜欢画漫画，用比较随意的、写意的手法画画。我开始画的第一张漫画是在初中一年级，大概是1928年，画的是一群学生打防疫针，故意做鬼脸装出很疼的样子。没想到这张画居然被学校校刊看上发表了。距今已七十多年了，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喜欢画漫画了。那时漫画界风行一种用漫画表现古诗词的画法，我学了一首题目叫《江南》的汉乐府诗，第一句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就画了一个大大圆圆的荷叶，当中画了个十字，像个“田”字，画中有个人正在采莲。这幅画被《浙江日报》登出来了，还领到一块钱的稿费。大受鼓舞的我开始拼命地画漫画，先后寄给报馆二百多张，可一张也没登出来。因为画漫画是要懂一点社会和人生的。一个小小的中学生，能懂多少呢？ 但我一直坚持画下来了。

    望着华老那坚毅专注的面庞，我顿有所悟：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无不是长期坚持的结果。当时，华老坚持漫画创作已经七十多年，早已成为漫画大师了。

    漫画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是我毕生的追求

    华老说，1938年，我因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由上海去了延安。在上海时，我们主要生活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到了延安，那里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很少。农民没有看过漫画，对我们学外国人的手法画的漫画看不懂。当时我们办了个墙报，而这些看惯了年画的老百姓，看了直摇头，扭头就走。这就是我在延安期间经常碰到的问题。

    1942年5月，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我认识到，大众化和民族化正是我漫画中所缺少的，所以广大人民群众看不懂。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要从语言上入手。我开始注意学习和运用老百姓的语言，用以指导我的漫画创作。如《磨好刀再杀》，主人公蒋介石头贴膏药的形象是我创造的，广大人民看了都懂。因此，这幅漫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了，漫画最主要的职能是讽刺。中国革命胜利前，主要是配合对敌斗争的需要，画一些国际时事漫画。革命胜利后，虽然所有制改变了，可一些人的思想没有彻底改变，一些封建、落后的思想还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甚至还会兴风作浪。因此，我认为对这些不良思想和行为也应当讽刺。如《疲劳过度症》和《杜甫检讨》两幅画，前者讽刺的是“大跃进”时期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公式化现象，后者批评的是苛求古人的唯心主义观点。《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幅画是讽刺有人怕犯错误，怕挨批评，宁可少做事或不做事。1962年召开的党的一次会议上，这幅漫画连带《中国青年报》上一位青年作者对漫画的解读短文，被作为大会文件的附件发给与会代表。这幅画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认同，主席还在上面专门加了批语：犯了错误，改正就好。

    漫画不是题上“幽默”二字就幽默了

    华老说，从主观上讲，中国的漫画本来就先天不足，绘画者大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正规的训练，多是看你画，他也跟着画，模仿别人，缺乏创造性。画漫画看上去很容易，廖廖几笔，篇幅不大，能真正画好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漫画的题材必须选用高度凝炼化了的生活画面，不仅要求有一定的思想性，必须来源于生活，还要有较高的艺术内涵，有一定的幽默感。不能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也不能人家怎么讲，你就怎么画。应该是钻进生活中去，又能悟出来，站在一定的高度，通过艺术加工才能画好。幽默感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也不是后天都能学会的，更不是在画上题上“幽默”两字就幽默了的。一讲到漫画的本质，华老口若悬河，一吐为快。

    我等他说完便问：您能举例说明吗？他想了想说，我那张《决心》的漫画你看过吧？那是借戒烟一事来讽刺人性中没有恒心，即“五分钟热度”，其中也有我自己生活中“戒烟”的影子。

    我说那张画影响很大，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记忆里，也说明了好的漫画所独具的魅力。

    我和华老有缘，爱听他老人家聊天，每次去都能聊半天。除去聊编书的事情外，还会聊很多题外话。由于有了共同的话题，加之每次都聊得很开心，在这样令人陶醉的氛围下，编书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我有什么要求，他有什么想法，只要一谈都能解决。我提出封面最好能用他的一幅漫画，书名也由他手写。他都首肯。封面选用的是他的漫画《诤友》，画中是一棵树干壮硕、树叶繁茂的大树，树干上有一只啄木鸟正辛勤地工作。寓意十分明显又不失幽默。他提出书里想加上几篇文章，我表示正求之不得。

    在这样一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书很快就编好了。他将书命名为《漫画一生》，我以为再恰当不过，因为它概括了作者的一生。书出版后，我第一时间送到华老手上，他爱不释手，仔细端详，当翻开书看到在红色扉页上题着“谨以此书献给华君武先生九十华诞”时，他高兴地说：你用心了！ 并拿过一本题上：谢谢你帮助我编成此书。

    不久，他寄给我杨绛先生给他的信。杨先生信上说：“我忙着要向你拜年，又忙着看你的《漫画一生》，很有趣，很好看，也颇多感触……你那些短小的记事都很新鲜，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处境大不相同，你敢讽刺的我只能三缄其口，所以我读来很有趣。”可见，杨绛先生对华老的这部新书颇为赞赏，这让他十分高兴。他把信转给我，就是为了让我也分享这份快乐。

    华老十分赞成我做的工作，当我提出想请他给我写几个字时，他很快地走进另一间屋，不一会就拿给我一幅字，这是对我的嘱托与希望。他老人家不但鼓励我，而且还给我介绍作者——大画家彦涵先生。华老的鼓励和支持成为我工作的动力。我遇到问题或有想法时总会去看望他，听听他的意见。有时他也会给我打电话，约我去聊聊，顺便送给我以他的漫画为题设计的邮资封和藏书票，还不忘为我签名钤印。这就是作者和编辑相处得最好的关系。之后我一直和华老保持联系，直至他老人家谢世。

    （作者曾任朝华出版社总编辑、香港和平图书公司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