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诗人杰勒德·霍普金斯和他的纠结之歌

    维多利亚诗人杰勒德·霍普金斯是一位宗教诗人、自然生态诗人，还是一位内省式独孤诗人，其代表作《德意志号的沉没》（后文简称《沉没》）充满了对诗人精神世界经受彷徨、疑惑、痛苦、磨折的描写，是他创作的、最早的纠结之歌。这首35个小节、共280行的诗篇，以其创新、打破传统的“跳跃节奏”格律、口语化的语言表达、层出不穷的词汇活用技巧、灵动逼真又富含深意的意象群，一改维多利亚诗歌四平八稳、周正持重的诗风，甫一问世，就受到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欢迎和热捧，给现代派诗人革新诗学观、颠覆英国传统诗学格律、开创现代诗风提供了强劲助力。此后，《沉没》的声誉日隆，影响了从艾略特到奥登到莎朗·奥兹等一代又一代的英美诗人，甚至因其朗朗上口的音韵，被当代英国导演挑选出来作为演员练习音调和朗诵的培训教材。

    从表面看，《沉没》是对上帝的歌颂、崇拜和献祭，但字里行间隐含、渗透、遍布的纠结困惑，折射了诗人在观念、信仰、性格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也折射出维多利亚人在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价值认同等多方面的彷徨、迷茫与纠结。

    霍普金斯的纠结矛盾表现于他的社会观。作为出生并成长于优渥中产阶级家庭、在牛津大学接受精英教育的优等公民，理应持有跟随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但他却对英国政府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持否定态度。他反对英帝国的扩张政策，反对那个时期甚嚣尘上的殖民主义运动和战争，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多次加以谴责；他也反对政府对爱尔兰的掠夺型殖民统治，认为应该在最大程度上给爱尔兰以自治地位。基于他在伯明翰实习、教学期间到那些贫民子女的家庭去了解到的真实状况，以及他在兰开郡圣玛丽修道院三年期间对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了解，他对于劳工阶层的贫困寄以极大的同情，对政府迟迟不采取有效的社会措施来减少贫富差距多有指责；他甚至赞同当时激进主义活动家科贝特的社会改革主张，支持他提出的济贫改革措施，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亲身经历，在我的头脑里烙下了这么一个确信，这是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确信，让我认识到城镇穷人的疾苦，而且不只是那里的穷人的疾苦，是所有穷人的疾苦，往大里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堕落，是我们这个国家文明的浅薄。”

    霍普金斯在自然观上的纠结和矛盾表现在人性自然观和神性自然观的冲突上。他从小就在伦敦郊外的大自然怀抱里，经常跟着姑母和姨妈去野外写生，培养起了对自然界万物细致观察的习惯和深厚的感情。一方面，他特别喜欢与自然界亲近，无论到在何处居住或工作，都会经常深入自然环境去享受大自然的美，一看到有对自然环境破坏的现象就会义愤填膺，那首著名的《宾西的白杨》，就是他在某一天散步时看到河边两岸的杨树被大片砍伐景象后的激愤之作，其中的诗行“全被砍倒了，砍倒了，是全被砍倒啊；/ 那茂盛的逶迤不绝的行列/ 无一幸免，一棵不剩 / ……那是在砍刴蹂躏生长的绿色啊！”，包含了难以抑制的愤慨和深沉的惋惜，显然，诗人是将这些树木看作有生命的物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然界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都是上帝创造、或者说安排给这个世界的，都承载着上帝的意愿、意志和旨归，也就是神性。他给这种神性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内质”，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贯透了上帝的神性，作为上帝创造物之一的人类，既是神性自然的一部分，又因为其不同于其它物种的智能，可以在接受基督教学说的前提下理解自然界的神性。他给基督徒接受并理解神性自然的能力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内应力”，认为虔诚的基督徒随着不断接近《圣经》的内核，内应力会越来越强，对内质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可以从或然世界走向必然世界。可是，诗歌里的描写却让这一自认为逻辑自洽的观点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五位修女虔信上帝，热爱自由，乘坐汽船去投奔自由，无疑是人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在上帝掌控的大海上遭遇暴风雪，面临葬身海底的危险时向上帝呼救，既是信徒对上帝的期盼，也是人在遭遇危险时的自然反应，但“掌控着世界的沙土，摇晃的大海”，掌控着生命与死亡的上帝却没有伸出援手，“莱茵河拒绝了她们，泰晤士河要毁灭她们；/ 海浪，风雪，大河和陆地上 / 都张开了大嘴”，最终吞没了这些虔诚的信徒。面对这样的悲剧，诗人却还是说，“我崇拜您，海浪的主宰，/ 主宰着洪水，主宰着雨季；/ 海湾边界的确定与淹没您也是主宰”。后来，这种矛盾纠结的心态成为他精神生活的常态。

    实际上，自从他执意改宗天主教，就注定在宗教信仰、情感链接、社会归属方面陷入了孤独隔离、纠结矛盾的窘境。改宗天主教意味着在宗教皈依上要与有着浓厚新教高教氛围的家庭传统和父母亲的意愿背离，还要与那些新教徒的好友在信仰上分离。成为耶稣会士必须严格遵守教规，压制自己的五情六欲，乃至终身不婚；还因为从事神职静修、传教、布道，要去往那些边远和贫穷社区或地区，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要在情感上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甚至祖国拉开距离。但是，亲情的羁绊总是难以避免，更不可能割断，对祖国的归依也不可能斩断，他在晚年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与亲人分离的苦痛，“我的命运就像是陌路人，我生活在 / 陌生人中间。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 兄弟和姐妹离我远去，在基督那里 /上帝是我的安宁，我的分离，我的干戈与冲突。”在《沉没》的最后一节他又表达了对祖国的愿景：“在他的治理下，让英国更加光辉灿烂，让英国更加贵珍，/ 荣耀，发达，温婉，英勇，虔诚”。

    天主教虽然于1829年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但近两百年来对天主教在政治上的排斥和压制，导致社会上对天主教徒的显性和隐性的疏远和歧视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他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感到那种疏离甚至排斥，比如《沉没》一诗就是在期刊编辑答应刊出后又改变了主意，《欧律狄刻》一诗也被《月刊》主编拒稿，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给任何期刊投过诗稿，少数诗稿仅在挚友之间传阅，他的几百首诗稿都留在抽屉里，部分诗稿直到1918年由终身挚友罗伯特·布里奇斯选编出版。很显然，他明显感受到社会对他的疏离与冷遇，他也发现自己的诗学观和诗学实践与那个时代潮流不相吻合，他感到了孤独和寂寞，就像一个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的人，这种精神状态在《我醒来感到黑夜来临》一诗中被这样描写：“我醒来感觉到黑夜降临，不是白天。/ 今夜，我们度过怎样时辰，啊！ 怎样黑暗时辰！ ……我磨折，心烧灼。上帝最沉重的裁决 / 要我品尝苦痛：我品尝的就是我自身；/ 诅咒遍布骨骼，塞满肉体，充盈血液。”或许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和折磨变为动力，化作他对诗歌格律、语言运用和思想深度的探索和创新，从而成就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位独具一格的诗人。

    《沉没》中表现的纠结矛盾不只是来源于观念和信仰，在他的性格里也能找到其根源，换句话说，多面而又自相矛盾的性格是诗歌中纠结表现的源头。

    霍普金斯的固执或执拗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早在中学时代，霍普金斯就与同学打赌一周不喝水，并且坚持了下来，直到舌头发黑。校长了解实情后要求他退回赢得的钱，还对两位赌友加以处罚，他因此一直都耿耿于怀。后来在大学三年级时执意转宗天主教，受到家人的一致反对，老师和同学都来劝阻，知心朋友也来劝说，但他初心不改，决意转宗，加入耶稣会成为会士，并在转宗后的第二年为了潜心于神职烧毁了当时在手边的所有诗稿，决意不再从事诗歌创作。

    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或许是他身材相对矮小，从他与老师和同学的照片目测，身高大概只有1.6米。他在八岁那年第一次写给母亲的信中就谈到了对自己身高的担忧，这或许成为他后来在情感上易受伤害而产生“社恐”的一个成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产生执念。大学第二年他就与好友布里奇斯的表弟一见如故，产生同性恋情愫，导致他日思夜想，在日记里多次暗示了这种在当时不被允许的情感形式，并受到宗教导师的明确阻止。直到晚年，这种敏感特点依然存在，总是感觉到都柏林的同事对他没有好感，似乎很多人都在回避他，在给朋友的书信里就谈到了这种被人另眼相待的感觉。他还抱怨说，他在都柏林无时不在遭受着“忧郁”的折磨，这种折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边无际”。

    霍普金斯在保守的同时又求新求异。他的保守体现在宗教观念上，而他的求新求异更多体现在诗学观和诗学实践中。他进入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学习，正值牛津运动蓬勃发展、影响日隆之时，而这项运动的旗杆式人物都直接或间接成为他的学业导师或授业老师，他决然从新教转宗天主教显然与接受这些导师的影响有关。牛津运动提出了一系列保守主义的主张：要恢复天主教中的礼拜仪式、圣餐形式和祷告文，要恢复纯洁的英语语言以抵制英语被自由主义者滥用污染，要以高尚的道德标准去取代日益懒散和腐败的教堂作风，等等。后来，他在诗歌创作中主张要用盎格鲁·撒克逊的纯正语言风格来取代被污染的维多利亚语言，这显然是与牛津运动的保守主义宗旨相一致，但他在诗学实践中却表现出求新求异的艺术追求。《沉没》一诗中采用的跳跃节奏格律、日用词语、生造词和合成词、长短不一的诗行结构等，尤其是口语化的诗体风格，与维多利亚时代主流诗风格格不入，却与现代主义诗歌风格类似。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明确提出，“诗歌是被提淬后的口语，是清除了杂质的口语，就像黄金经过了熔炉，因此，它就肯定具有口语中被强调的核心要素。被强调的音节或者叫重音就是这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跳跃节奏使得诗歌重音突出；它比起那些以常规节奏和一般性强调的诗歌来，把诗歌清理得更加明快，更加鲜活，更加光亮，这样的诗歌总体上就比普通口语要更为明快。”这一观点与T. S. 艾略特在《诗歌的音乐性》中所说的“诗歌的音乐性必须隐含在当代口语的节奏中，而不是一种人为强加的格律”何其相似。霍普金斯还创新了一种截短十四行的诗体，即，将十四行诗截短四行而变成十行体，对这一已经流传并定式了五百多年的诗体进行革新，以一种更简洁、明了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给陈旧的英国诗坛注入了创新的活水。

    孤傲而又谦卑是霍普金斯看似矛盾而实际统一的另一对性格特征。他的孤傲从高门中学求学期间就开始形成。因为他性格内倾，不愿意与同学更多交往，所以只有一个同学与他保持了长期通信联系。另外，他的孤傲也与他出众的学业成绩和出色的成就有关：在八年多的学习过程中，他频频参与各种竞赛，屡屡获奖，有校级一等奖，还有市级的市长奖；奖类有学业奖，有诗歌创作奖，还有以优异成绩考上当时英国顶尖学校的奖项。或许因此他有底气去向校长申请单独宿舍用来准备竞赛，也因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慢慢地，这种自豪和骄傲会外显于言行，会受到同学的妒忌，使得自己与他们产生隔膜甚至矛盾。这种孤傲一直延续到大学时代，他在大学同学中只有一个挚友保持终身，两个好友保持了通讯联系，并延续到晚年，在都柏林近六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没有结交一个朋友。

    他的谦卑主要体现在对于知识的追求和对于上帝的膜拜上。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在家人和亲戚的指导和影响下，在音乐、绘画、建筑、文学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功底；在中学时代，他在古典哲学、逻辑学、文学、诗学、历史学等领域广泛涉猎和研读；在大学时代，除了继续在上述学科和领域拓展和深耕外，在神学上的追求和研修开始了他的终身奉献。此后，他改变了家传的宗教信仰，在观念、思维、行为、语言等方面做出全方位调整，归附到天主教神学、尤其是英国本土的斯科特神学的思想体系之内，开始了他对于天主教神学的膜拜式研究和质疑式探索。这种膜拜和质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沉没》，塑造了一位慈善而又冷酷、仁爱而又残暴、万能却又失能的双面上帝形象，集中体现了诗人对上帝及其基督创世说的虔诚与疑惑、赞美与抱怨、歌颂与诘问，也典型地折射出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群体在面对各种新发现、新理论、新学科、新技术如浪潮般袭来时所表现出来的惶惑、困惑、疑惑、纠结与矛盾。

    这一时期，以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论等为代表的新理论，以光学、热学、生物学、地质学等为代表的新学科，以纺织、冶炼、铁路、能量应用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观念和世界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一方面，他们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无法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现实，而要改变传统认知、尤其是上帝创世这样的传统神学世界观却很难；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接受的新知识、新观念和不得不面对的新现实促使他们要接受科学理性并适应社会现实。所以，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们就在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之间、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思想观念之间激烈碰撞，导致他们在学术研究、文化批评、文学创作、各种理论著述中都表现出内心深处和观念之间的冲突、矛盾、纠结甚至撕裂。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一边提供了大量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选择、渐次变异的例证来说明他的渐进主义和环境主义，一边在开头和结尾都强调生命最初是由造物主注入。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胥黎公开支持进化论的观点，但又认为人类无法超越自然和神灵世界去认知世界的起源，所以人类社会的伦理需要一定的宗教形式来支撑。边沁在极力强调整个社会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时候，却没有解决最大幸福的不可通约性，就连约翰·穆勒等一众功利主义哲学家，也没有找到社会现实中效率、公平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器。卡莱尔一边推崇英雄、伟人或威权，一边主张平等主义基础上的个体精神觉醒；一边要打破语言象征的局限，一边又推崇中世纪的精神统一。马修·阿诺德一边力主要以美好的文化来取代宗教的道德教化，要以文化精英主义来对抗社会的庸俗化，一边又对“信仰之海退潮”的社会现实忧心忡忡；一边强调个人通过文化实现自我超越，一边又主张个体要服从集体道德，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桂冠诗人，丁尼生从思想观念到诗歌创作有很多自相矛盾：他拥抱科学理性，但又主张以宗教慰藉的方式去安抚困惑痛苦的心灵；他在赞颂社会进步、讴歌技术革新的同时又怀念“快乐的英格兰”；这些在《悼念集》中得到充分呈现。

    《沉没》以深刻、新颖、奇崛的艺术创造，逼真、形象地再现了维多利亚人在思想观念上和精神世界里困惑、纠结、矛盾的社会情绪，其艺术和认知价值比肩与《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于英国社会在黑死病后的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市井万象，《失乐园》之于清教革命失败后清教徒的失落、迷茫与坚守，《墓园挽歌》之于18世纪英国人面对美好田园生活逐渐逝去的哀惋与叹息，《荒原》之于一战后西方社会智识阶层的失落、无着与沮丧，成为世界诗坛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