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跳农门”的年轻人，还好吗？

    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中师生里，农村生源总体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这些当年一心想通过考取中师，然后跳出“农门”吃“皇粮”的年轻人，毕业后百分之八十以上依然回到了农村，唯一不同的是有了一个干部身份。

    “你看，我在这里教书已经快四十年了。最早在大山深处的村子里，后来到乡场边，如今在镇子上。但无论怎么走，都没有离开过这片熟悉的乡土。”刘丽荣对我说。

    我见到她的时候是2023年的初冬时节。贵州的山乡历来是避暑胜地，最热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二十八摄氏度，一入冬却寒气逼人。去年夏天，刘丽荣花了五万元买下镇中心小学斜对面的一栋两层小楼。这是一栋楼龄超过十年的砖混建筑，今年鹅黄色的外墙瓷砖常常掉落，不光有伤人的隐患，且形成的一块块灰色补丁，很不美观，所以刘丽荣趁着年前赶紧把墙面重新修整一番。坐在旁边的一家小吃店里，刘丽荣一边与我说话，一边不时地看向小楼。几个工人正吊着白色的安全绳在墙上重新粘贴瓷砖。从已经贴好的瓷砖看，这些新贴的瓷砖的颜色明显比原先的颜色深，乍一看很有些突兀。刘丽荣画画很厉害，按说应该擅长审美。

    “其实你应该选颜色一样的，更好看一些。”我喝了一小口醪糟甜水，低声说。

    “没事儿，还行。听说我要修补外墙，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在市里开装修公司做老板，非得免费给我弄，实在拒绝不了，我还是坚持材料自己买。这不，原先那种颜色的瓷砖不好找，如果我还坚持原来的颜色，又得让那个学生费心，将就一下吧。”刘丽荣说。

    “怎么样，这醪糟好喝吧？ 你不喜欢吃鸡蛋，其实在这种醪糟水里卧上两个荷包蛋，才好吃呢！ 我还记得，当年我接到师范学校的通知书，以及第一次离家去城市里念书，都吃了一碗甜丝丝的醪糟荷包蛋。那种美妙的滋味、激动的心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刘丽荣又提起了记忆里的醪糟荷包蛋。

    “是呀，说起四十年前的事，就跟昨天发生的一样，每一个细节都特别清楚呢。”她感叹着。

    我对刘丽荣说：“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是很多农村孩子通常所走的路子。数年寒窗苦读，一朝幸运地得到出去读书的机会，最后却是再次回到大山，只是身份由农民变成了‘干部’。其实，对整个人生来说，一切并没有大的改变，与当初人们眼中轰轰烈烈的乡村女状元未来应该有的理想人生相比，似乎相差很远。”

    “我年轻时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毕竟，最初回农村是因为中师当时的分配政策，分到县城的毕竟是少数。从村子来再回到村子，这不是我的选择。但从教以后的经历，慢慢改变了我的许多观点甚至执念。”刘丽荣回答。

    从1983年开始，整整十五年的时间里，中等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被称作“面小向农”——着力解决农村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所以，除了已有“婆家”的委培生，其他学生要真正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概率不大。之前的“文革”严重动摇了中国教育的根基，不仅仅是小学，甚至中学师资也非常匮乏，像刘丽荣这般承前启后的83级中师生则是一块基石。我在公众号“中师生”上知悉，有的83级中师生不仅教过小学一年级，也教过高三补习班。

    中师三年级，刘丽荣得到了去市里实验小学实习一个月的机会。她跟着带教老师，一边虚心学习一边努力寻找实践的机会。这里的带教老师总是信不过她们几个实习生，生怕打乱自己的教学计划，或是在某些重要活动上横生枝节，只把她们作为教学助手。但刘丽荣是幸运的，她的表现得到了带教老师的认可，一个月的时间里独自上了八节课，还帮忙组织教师文艺会演。原本，她是不参加合唱的，但临到比赛前一周，有个女老师恰好腿受伤请假退出，于是刘丽荣补上了。穿着表演服站在合唱队里，有那么一瞬间，刘丽荣觉得自己就是学校里老师们当中的一员，周遭的合唱者都是自己的同事，不论是两鬓斑白的，还是扎两条麻花辫的，或是烫着时髦卷发的。实习的日子过得飞快，卷起铺盖卷离开，她才回过味儿来：我只是一个师范生，未来尚不明确。

    毕业时，与年级里的多数同学一样，刘丽荣被分配到家乡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个小学的名字好听又洋气，却坐落在大山深处。从学校回家，步行坐车轮换，足足三个钟头。

    “一般情况下，地区师范的毕业生分配，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但分到相邻的县也常有发生。这样来看，我总算回了家乡，也还好。”刘丽荣说。

    那天下午太阳很大，大半个教室都被金色的阳光笼罩，少女刘丽荣的侧身也像镶了一道金边。她等着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虽然已预先知道不会称心如意。班主任用很快的语速宣读了分配方案。周围很安静，几乎没有人交头接耳。不管内心是否愿意，服从分配是必须的，否则工作关系、粮食关系和户籍就没有地方接收。刘丽荣一时没有回过神儿，长久坐着不动弹，直到严班长走过来轻轻抚着她的后背，说：“以后有时间我过去看你。”

    “他后来去看你了吗？”我问道。

    “我们几乎再没有交集，也印证了校园恋情的昙花一现，再见面是若干年后的同学会上。十多年前，我们学校被别的单位接收，在推倒重建之前，年级的同学还相互邀约着去留影纪念。我去了，他也去了，我们都带上了孩子，想着让孩子看看父母原来读过的堪比今天‘985’‘211’的学校。”刘丽荣说。

    或许记挂着那段初恋，又或许对没有真正跳出“农门”不甘心，刘丽荣的内心抗拒着再回到乡下，何况她现在是回趟家都要兜兜转转大半天才能走出去的大山里。可是，抗拒又能如何？ 如果不接受分配，立时就成了“无业游民”，甚至连农村都回不去。刘丽荣想过学着村子里的哥哥姐姐去大城市找活儿做，也就是去做个盲流。可那时的盲流动不动就会被驱逐和收容。放眼全国，那时只有开放的广东呼唤农民工前来。可她连地级市都没跨出去过，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又怎么敢只身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南方？

    刘丽荣只对着哥哥发了一通脾气，便被哥哥一通批评：“就算留在农村工作，可你现在是国家干部，你吃‘皇粮’，农民土里刨食，身份待遇完全不一样。你不去上班，还能干吗？”

    刘丽荣用一个词来形容看到工作单位时的感受：心惊。

    是的，走了将近一小时的陡峭山路，她看到了今后将要长期执教的小学，就是三间平房外搭一间小小的灶房，教师宿舍在相隔五十多米的山坡上。那三间被用作教室的房舍看上去颇有些年头，歪歪斜斜的，一根横梁都弯了。墙上的白灰已经尽数脱落，露出墙体里的黄土和竹篾，一堆烧柴用的干树枝就靠在墙边。这样的条件，甚至远远不如刘丽荣的村子里当年忙忙慌慌新建的小学。一个头发花白的佝偻着腰的老头站在平房前的空地上，这是校长，在专门迎接她。

    “我姓穆，其他三个老师还在上课。”校长向刘丽荣做了自我介绍。

    这个小学一共有六名教职员工，校长、四位任课老师，加上一个采购和做杂活的大姐——她气力大，又肯干。校长和老师一样上课，同时还要兼任总务和会计。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校长和刘丽荣是有编制的正式老师，其他三位老师都是多年的民办教师，至于打杂的大姐则是附近的村民。这个学校承担了周边四个村子的小学教学任务。因为师资和校舍有限，两个年级将近六十人挤在一个教室里。一年级和二年级在一处，三年级和四年级在一处，五年级和六年级又在一处。教室里，老师讲一年级的内容，二年级学生就默默地温书做作业。反过来也如是。

    初来乍到，一阵心惊之后，刘丽荣慢慢平静下来。在校长带她放置行李之前，她特意走到那排校舍边，隔着窗上的木栏向教室里看去。狭小的教室里，老去的民办老师在歪斜的黑板上写着算术题，底下一排排坐得密密麻麻连挪动身体都不大方便的学生听得异常认真，高一年级的学生则埋着头一丝不苟地做着上一堂课留下的作业。与她曾见习过的城市里的小学不同，这里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走神或做小动作。孩子们的年龄差距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小的看上去八九岁，大的则有十二三岁。后来她才知道，这片深山里的孩子入学普遍很晚，读书是不易的奢侈的，女孩子读书就更难了。

    刚开始，刘丽荣教语文、数学和美术，手工劳动课和美术课合在一起。在刘丽荣到来之前，这里没有老师会说普通话，他们都是操着一口方言在教语文，课本上拼音这一部分自然只能略过去。刘丽荣想起了当年自己在村小做的那些教具，于是她四处搜罗纸板，然后用灵巧的双手把声母、韵母做成图案摆件，甚至还用自己珍藏的水彩颜料给它们涂上了不同颜色。她从拼音的发音教起，然后是拼写规则。“j、q、x小淘气，吃鱼要吃鱼眼睛……”用素白手帕扎着低马尾的刘丽荣在带着孩子大声读拼音，却不知有人悄悄透过朽坏的木窗给师生拍了几张照片。

    或许是刘丽荣毕业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又或是那几张悄然流传的照片给县领导造成了某种震撼，校舍改建的资金终于下拨了。两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终于在1988年暑假变成了结实又宽敞的五间砖瓦房，保留了一间相对坚固的土坯房继续用作教室。如此一来，每个年级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教室。六年级的人数最少，只有二十来个学生，所以六年级在保留下来的那间较小的土坯房里。

    和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一样，穆校长和刘丽荣走村串户动员适龄儿童上学，同时做一些固执短视的家长的工作。那时，村民外出务工已经能见得到收益，有人拿着在广州港资工厂打工挣到的钱盖了新房，艳羡得没法的父母便想着让十来岁的孩子辍学出门打工。也是因为这样，越到高年级，学生越少。

    “幺叔，你知道吗？ 明娃十四岁不到，小学都没毕业，出去打工是违法的，警察要抓的。国家规定，娃娃一定要读到初中毕业。”刘丽荣吓唬那些一心想挣钱的家长。有的时候，拿国家法律说事，也能起到作用。

    9月份开学，一年级比上一学年又多招了二十多个人，六年级的课堂又留住了八个学生。这个学期，学校又来了两个中师生，其中一个来自美术师范班。刘丽荣教的课程有了调整，现在她教语文、思想政治和新开的生理课，同时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曾经，有家长说她教生理卫生知识有些“过头了”，怎么能直接说“孩子是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怎么能说“精子卵子结合”，怎么能说“蝴蝶交配产卵”？ 面对村民的质问，刘丽荣也曾经反省过，自己该不该在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子面前说这些。那一年，班里有女同学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被人诱奸甚至怀孕了，刘丽荣又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及时把重要的常识讲给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听。不论是零食还是钱，都不能让人解开你的衣扣，因为尊严是无价的。

    在山里的那几年，刘丽荣难得回趟家。哥哥带着村里的人一起修的那个大水库里的鱼儿肥了，一条鲤鱼动辄都四五斤重。哥哥心疼妹妹，总在她回来的节假日弄回一些鱼，给她补补身子。刘丽荣常常带着几条两斤左右的鲤鱼或鲫鱼返校，然后抽空做成咸鱼，在宿舍前的那块小坝子上晾成金黄的一串。如果是在初春，那块小坝子里会挂着好几串淡黄的萝 卜干，宿舍墙根下也一溜儿摆着四五个大小不一的泡菜坛子，里头是蒜、藠头、青菜和脆红萝 卜。咸鱼和各色各样的腌菜做成以后，刘丽荣会拿出大部分送到灶房，请大姐给孩子们的午餐加个菜。

    “就大山深处的那么一所村小，在市里组织的作文比赛、美术比赛都拿过奖。”刘丽荣说。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校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人陆陆续续往外搬。一方面是年轻人出门打工挣了钱，在县城边买了房子，把老人孩子接出了生活不便的深山；另一方面是国家的“退耕还林”启动，县政府把世代住山里的村民安置到了山下。等到刘丽荣所在的村小搬迁到山下的乡场边时，山里的人家几乎搬空了。这所乡村小学还合并了另一所小学，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一年级招收两个班，每个班四十多个人。2006年，采草药的人到山里去，说里面有黑熊、山猫和猕猴，野猪更是成群结队。

    刘丽荣的丈夫老张是乡里农技站的技术骨干。他们相识于一次家访。那是1991年，刘丽荣到一个辍学的五年级学生家里劝说他的父亲让他复学，在屋里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未果。

    “别人家的孩子都出门挣钱去了，我家孩子为啥不去？ 你能保证我孩子将来读大学不？ 你能保证，我就让他读。”那个学生的父亲态度很强横。

    那天，恰逢老张到果园指导村民修剪枝条，那个学生的父亲听到院门外有人吆喝，也匆匆赶过去。不甘心的刘丽荣跟在他身后，一路追过去，不停地跟他讲道理。可那个生养了四个子女、矮壮倔强的中年男人就是不愿意搭理她。在一棵柑橘树旁，刘丽荣见到了老张，一个面皮黑黑的却极精神的高个头小伙儿。他在树旁的空地支起了一块小黑板，一会儿拿起一支粉笔在上面画图，一会儿又拿起剪刀给大家现场示范，哪几根枝条应该剪掉，哪几根枝条应当保留。技术员老张的讲解，虽然力求通俗易懂，可依然时不时会有几个专业词语。那个学生的父亲不明就里，不得不感叹“如今种树都得有文化”。不想他说的这句话被老张听见了，老张笑着说：“现在这个时代，庄稼汉都要多学习文化知识。”刘丽荣趁机给那个学生的父亲做工作：“你也知道了，现在种树都得有文化，大城市肯定就更不用说了。你家儿子到大城市去，没有文化怕也挣不到钱呀！ 不如先让他多读点儿书呢。”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那个男人终于同意让孩子回到课堂上。

    回学校的路上，老张和刘丽荣碰上了。她感谢老张无意中帮了自己一个大忙。

    “能帮到你这个敬业的老师，我非常荣幸呢！”老张说。

    刘丽荣告诉我，她和老张属于闪婚，认识半年就结婚了。

    三十多年来，老张一直为家里有一个好老师而感到很骄傲。他是1984年毕业的农专生，县里乡里都稀罕的人才。老张曾经有很多次机会调到县里，但为了照应刘丽荣，都主动选择留下来。

    “我很难着家，除了上课，就是在办公室给落后的孩子讲题，或者去家访。老人孩子基本是老张管，我晚上回家就直接端碗吃饭。周末，家里时不时有学生过来，也是老张负责张罗饭菜。这个男人能干呢！”刘丽荣说。

    其实，刘丽荣也有过调进县城教书的机会。那是2014年，她取得函授本科文凭之后。

    说起来，一切似乎皆有预兆。那年，她提着那口跟了她三十三年的旧箱子赴贵阳参加集中学习，坐着一辆满载的客车从乡里往县里赶，在一侧是悬崖的盘山公路上，客车为了避让一辆迎面而来的小车，侧翻在悬崖边上。车祸发生那一刹那，刘丽荣并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没有意识到车子翻了，只是突然觉得一阵眩晕，然后就斜躺在车窗边了，胳膊和膝盖火辣辣地疼。那口箱子跟碎裂的车窗玻璃一样，摔得四分五裂。待到她艰难地爬出车厢，站在路边，才震惊地发现客车的车头已经悬在半空中。刚被人从驾驶室里拉出来的司机浑身哆嗦，腿软得站不起来。好在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第二天晚上，在师范学院的宿舍里，刘丽荣一边用碘伏涂抹已经开始结痂的创口，一边在手机里给老张云淡风轻地说起昨天发生的事。怕家里人无端担惊受怕，所以刘丽荣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不是有句话吗？ 历经大难，必有后福。”长吁一口气，老张才小心翼翼开口。“大难不死”被他改成“历经大难”。他原本要陪着刘丽荣去县里，可临时来了任务没去成。他实在不敢想象妻子在车祸现场饱受惊吓的样子，他很是自责。

    “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刘丽荣呵呵笑着。

    在集中学习期间，函授生也被组织去参观了省会城市里的几所知名小学。刘丽荣被他们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所打动，每参观一处，都又拍照又记录。但刘丽荣并不渴望成为这里的教师，用她的话来说，人这一生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的，刚从中师毕业的那几年，她常常想调动工作，初恋虽已不在但影子还留在心里，何况现实与“跳农门”的落差，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她最初的卧薪尝胆就是为了积累业绩离开山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笑脸和家长的恳切渐渐成了她执着的原因，她也慢慢过了爱做梦、爱冲动的年纪。后来，她嫁给了要一直跟农民农村打交道的农技员，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当然，也有人在崭新的世界面前，心动不已。数年后，刘丽荣的一位函授同学从村小一路辗转，最终进了他们当年曾参观过的一所名校。

    “老师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以及被学生和家长认可并需要。”参观见学时，一位老教师的话说到了刘丽荣的心坎上。

    刘丽荣长相清秀、穿戴洋气，一眼看上去很有气质，但她却觉得自己在大城市里始终有些无法融入。贵阳夜晚的璀璨灯火，总让她想起没有路灯的漆黑的乡村小路和打着电筒走夜路背课文的孩子，以及乡场边那栋红砖小楼——一楼厨房的柔和灯光下，老张刚刚把散发着特殊香味的木姜子放到烧着鱼的铁锅里。

    几个月后，刘丽荣拿到函授本科文凭的同时，也收到了工作调动的通知——到县里新成立的某实验小学任教。这是教育局综合考察遴选的结果。据说，只有四名村小的正式老师获得这样的机会。

    刚开始她没有想好去还是不去。但孩子们或者说家长们的消息很灵通，语文课代表送作业到办公室，轻轻问道：“刘老师，听说您要走？”刘丽荣愣了愣，说：“谁告诉你的？”“我妈说的，她说您要调到县里更好的学校去。您走了，我们就要换老师，我们不想换老师。”语文课代表说。刘丽荣告诉他，这件事还没有定，不要担心。闻言，语文课代表蹦蹦跳跳跑回了教室。

    “换老师”这个事儿，那些年在刘丽荣所在的村小频繁发生。要不就是才来任教没两年的师专生脱产“提升学历”了，要不就是好不容易弄来的师范大学生被政府调走了，再就是有经验的老师调到了县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已经很少有一带到底的班主任了。当然，刘丽荣已经连续带了几届。

    那一段时间，村里人见到刘丽荣就询问她调动工作的事，一般开口都是“祝贺祝贺”，但家长会在“祝贺”之外，表达对“继任班主任”或“继任语文老师”的担心。每每有人问起，刘丽荣就会微笑着回答：“这事儿没定。”

    老张是支持刘丽荣调走的。因为他觉得妻子在教学方面的禀赋和成绩，需要也值得更好的平台。老张告诉刘丽荣，不要犹豫，现在孩子快大学毕业了，老人身体健康，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操心，想去就去。

    “我不大想去，我怕住进县城睡不好。”刘丽荣对老张说。

    一个多星期后，刘丽荣专门找到校长，说：“我过几年就要满五十了，快退休的人到新学校也干不了几年，不合适，还不如就在这里贡献最后的光和热。”

    “可就是最后几年你也没待安稳呀，你看，还是换了一所学校。”我说。

    “不是换学校，是原来的村小没了。”刘丽荣说。

    因为县里引进了两个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其中一个紧邻刘丽荣所在的乡，由此带动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并在两年的时间里由“乡”改“镇”。城镇化使得一心想让孩子有出息的家长更稀罕城里的好学校。因此，有条件去县城读书的就纷纷去了县城，或住校，或在亲戚家借住，或买房陪读；再不济，也要在镇里念中心校。2018年的新学年，村小甚至都招不齐一个四十人的班，生源状况很不理想，非常像1986年初秋刘丽荣刚成为一所乡村小学老师时的情况。当然，现在即使招生困难，村小的硬件条件也还不错。历史，总是处于螺旋式上升中。

    2019年，最后一届六年级学生毕业，村小停止办学，刘丽荣来到镇中心校。

    “你看，镇子里多繁华呀，一点儿也不比县城差，退休了就在这里安享晚年。”刘丽荣说。

    （本文摘自《师范生》，李燕燕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52.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