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诗学：诗学史上一次重要转型

     宋元时期，诗学完成了一次重要转型，时段大致在南宋后期和整个元代。这一转型，体现在诸多方面，最直观的表现，是诗话之变和诗法兴起，概括一下，可以说：从阶层看，是诗学由精英走向大众；从内容看，是由随笔随兴随感式阐发到诗学理论体系形成；从作用看，是从雅士品鉴到诗法教习；从著述形式看，是诗格诗法（诗歌自学读本）的兴起和诗话的理论化。这一转型，引领其后诗学的走向：诗学理论探讨与诗法归纳由此分途。

    从现象层面上说，这一转型，早已有人关注。早在1932年，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就说：“元代批评家们承宋金之后，规模日大，门径渐严。有计划、组织的著作较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元及明初的文学批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的。但有系统的著作，却产生了不少。像陈绎曾的《文说》及《文筌》，王构的《修辞鉴衡》，杨载的《诗法家数》，范梈的《木天禁语》《诗学禁脔》等作，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伟作，虽不曾有什么创见的批评的主张，却已不复是宋人的随笔掇拾成书的‘诗话’了。也许他们都是为‘浅学’者说法的，都是为了书贾的利润而编成的……但究竟是有组织的著作；是复兴了唐人的《诗格》《诗式》《诗例》一类的作风的。”他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没有深究背后的原因，也不认为有多大意义。我在二十多年前读郑振铎这段话，也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直到近两年整理研究《近思录》，感受到《近思录》建构的理学体系对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影响，发现当时学者们普遍具有了理论体系意识，才发现这标志着诗学史上一次重要转型，并且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

    一、宋元诗学转型的社会文化基础

    当然，这一转型并不仅仅是受《近思录》影响这么简单。从更广泛的视野看，它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是伴随着宋元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王瑞来所著《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所涉及的不少问题，都可看作宋元诗学转型的大背景。

    在考察《近思录》的影响之前，先要了解这一转型发生的基础。

    从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看，宋代的文人政治，推动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科举规模的扩大，促使教育普及，平民文化兴起。印刷业的发展，书籍的流通，通俗读本的流行，使得读书求学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到元代，科举停废，而教育则进一步普及，官学与书院遍天下，更带来读书风气之盛，连带的作诗、学诗者人数也大增。曾廉《元书》赞元文风之盛：

    至于山巅海澨，骚人墨客，莫不开舍结社，讲学论文，矜风雅矣。迹其栖迟衡门，倚湖山而挹风月，舒怀醉歌，雍雍乎有文酒之乐，而无孜孜利禄之心……天下既以风雅相尚，故人皆忘其贫贱而好高蹈，非尽干誉，亦足以立名也。

    在文风大扇、诗风兴盛背景下，诗人队伍扩大，作诗者阶层下沉，草根诗人出现，军士、商人、匠人，都有人作诗且有名。留下名字的，比如郝经、王恽说到的撖彦举、员炎等。

    学术界一度认为，元代科举停废，读书无用，因而元代是一个不读书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在元人看来，读书是人的自身需要，其读书、为学、作诗，都无功利驱使。目的纯正，也轻松快乐。如黄庚诗所说：“乐道何须图富贵，读书元不为功名。”（《夜坐》）刘壎说得更明确：“今幸科目废，时文无用，是殆天赐读书岁月矣。寻求圣贤旨趣，洗濯厥心，先立其大，岂不油油然有颜曾自得之乐？”科举停废，时文无用，原本习举子业的也转而学诗，戴表元说是“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陈晦父诗序》）。

    从诗学与学诗的角度看，这就带来两大变化。第一，诗学不再仅仅是清流雅士的事，逐渐大众化。第二，以往的作诗传授途径不能满足人们的学诗需求，自学作诗成为重要方式，自学读本成为广泛需求。这些变化，促使以往的精英诗学，流而为大众诗学。

    二、《近思录》的影响

    与自学作诗盛行一样，从朱熹时代起，自学理学的也人数众多，理学自学读本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于是，朱熹与另一理学大家吕祖谦共同编订了理学读本《近思录》。这部书在南宋后期极其流行，影响也很大。

    诗学转型与《近思录》有什么关系？似乎离得很远。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一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近思录》的影响，不仅塑形诗学读本，而且决定了诗学的基本走向。

    《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关于书的编撰缘起与初衷，朱熹在《书近思录后》有说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从东阳来到建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感觉有必要向初学者提供一个入学门径，于是“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选取“四子”之精要，以类相从，使“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是一部理学的自学读本。但《近思录》的贡献，远远超出作为理学普及（自学）读物和概论性著作本身。其重要意义，首先是编者遵循“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思路，建构了一个理学的完整逻辑体系，各卷之间，逻辑关系分明，弥补了北宋理学家以语录传道散焉难举的缺陷。《近思录》确立的这一体系，具有开拓和典范意义。后来编纂《朱子语类》等，沿用或借鉴了这一体系。而明永乐间所修《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近思录》而广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性理群书句解》提要），影响了此后几百年的学术史。其次，《近思录》的流行，其体系意识也随之在学者中形成，不仅理学读物采用它的体系，其他专业的著述，也试图借鉴其思路建构自己的体系。这其中，诗学与文章学受影响相当明显。哲学史家陈来说：“《近思录》代表了南宋理学所确认的理学体系及其基本结构。从此，理学不再是一堆不成体系的资料，而是有确定体系、层次的，包含从道体到工夫的完整体。”（《近思录通解序》）这与郑振铎对元代诗文理论著作的论说，何其近似！

    和《近思录》一样，宋末、元代的诗法著作也都是自学读本。《近思录》编成后，未及定稿便已流传，在宋末很有影响，被称为“我宋之一经”（南宋叶采语）。影响所及，元代诗学著作有多效法其逻辑架构，形成自己的体系。

    南宋末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可以看作诗学著作体系化的标志。如果把《诗人玉屑》与《近思录》对比，会惊奇地发现，两部书的基本架构，高度近似。《近思录》十四卷，按朱熹所说，依次是：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按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总纲领，卷一《道体》是“关于大体”，即基本理论，所谓“义理精微”。卷二至卷十一是“切于日用”，其中卷二是总纲，卷三至卷十一，按《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开，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与十三异端之学，是警戒与辟异端，卷十四圣贤气象，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颜曾，直到周张二程之人格气象，所述历代圣贤，是道的体现者和学者效法的楷模。《诗人玉屑》的前十二卷，竟然全模这一思路。卷一《诗辨》是基本理论，即“关于大体”，卷二至卷十讲诗法，是“切于日用”，其中卷二《诗评》《诗体》是总纲，卷三以下具体讲“法”，从句法到点化，以及托物、规谏、含蓄、变态等。卷十一《诗病》，如《近思录》之卷十二卷十三之疵病与异端，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则如《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标举学者楷模。署名范梈的《木天禁语》也是如此，书分《内篇》《六关》《篇法》（《七言律诗篇法》《五言长古篇法》《七言长古篇法》《五言短古篇法》《七言短古篇法》《乐府篇法》《绝句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可明显看出也是循《近思录》的思路。《内篇》如《近思录》卷一“关于大体”，《六关》如《近思录》卷二统摄以下《篇法》《句法》《字法》，是“切于日用”，《气象》如《近思录》之《圣贤气象》，不同的是，其《气象》只是论“气象”，具体标举楷模之“气象”则见于《家数》《音节》。另外，元以后以“气象”论述，显然也是受了《近思录》的影响。元以后，诗之气象，成为诗学中一个重要命题。

    《近思录》的阶梯意识，也为元代诗法著作所接受。朱熹说，《近思录》是要为读者提供学习圣人之学的门径和阶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百五）由《近思录》到北宋四子，由北宋四子到儒家“六经”，循阶而进，以达高明。《近思录》另一编者吕祖谦则强调《近思录》自身的阶梯性，说《近思录》是由下学而至于上达，阶梯分明，其“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诗法汇编《诗人玉屑》就体现了阶梯意识，黄升序《诗人玉屑》说这部书“博观约取，科别其条。凡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载。”元代的诗法著作，也多体现这一精神。

    三、诗学史意义

    最后简单说一说这一转型的诗学史意义。

    诗学著作体系化，和诗学体系的建构，其诗学史意义，由上文的说明，已经充分展示。这里要说的，是在元以后，诗学的两大走向。这还要从《近思录》说起，即“关于大体”和“切于日用”。明清诗话，今天我们认为具有诗学理论价值的，是“关于大体”者，而进一步归纳整理诗法、新编诗法著作，则是“切于日用”者。当然也有一些著作既有“关于大体”的部分也有“切于日用”的部分，但从总体上看，是进一步明确了“体”“用”意识。也就是说，元代诗学转型，改变了诗学著作发展的走向。诗话偏于“关于大体”，其主要内容，或阐发个人诗学主张，或探讨诗学理论，或系统梳理诗歌发展脉络。从这一视角看，南宋末的《沧浪诗话》，就是一部“关于大体”的诗学著作。有学者认为，“叶燮的《原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少有的系统性理论专著之一”（张大为《文明理性与文明诗学》，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应该说，《原诗》的系统性相对突出，但有系统的诗学著作并非少有。诗法类著作则重“切于日用”，在元代诗法著作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做更为系统的归纳，或编成更切实用的学诗读本。元代以后，近乎说部“以资闲谈”的诗话，已非主流。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