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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个学科，就这样神奇地建立起了一种难以分割的关系。”2025年11月9日，在第八届中国文体学研讨会闭幕致辞中，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如此总结。彭玉平所说的“一个人”是吴承学，“一个学科”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事实上，在学界，尤其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界，提起吴承学，大家就会想到中国文体学，就像俞平伯之于“红学”，游国恩之于楚辞学，郭绍虞、王运熙等之于中国文学批评史那样。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近40年间，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学领域深耕不辍，使这门古老的学科逐渐走出近代以来的衰微，一点一点发展壮大，终至成为众所瞩目的热门显学。“择一事终一生”，这六个字既是吴承学的人生自况，也是一个学者学术生涯的高度浓缩。
以“体”破题寻找“新路”
2025年11月上旬，我从北京飞抵深圳，短短两个多小时航程，却仿佛一脚从冬季跨进了夏季，暖意扑面而来。此行除了报道在深圳中大校区举办的第八届中国文体学研讨会，我更希望借此机会，就吴承学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对其进行访谈。回看和梳理吴承学的学术发展历程，发现除选集、合集以及学术随笔之类书籍，吴承学的专著其实并不算多：如《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等等。以至于其妻子江艺平笑称他无望“著作等身”。
然而，正是这些屈指可数的著作，建立起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恢宏架构，展示出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研究领域。随着时间推移和著述的深入，吴承学的创见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2025年1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国家版本馆联合主办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2024年度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成为文学类唯一入选的原创性理论。据了解，此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遴选的基础数据涉及157个复印报刊资料学术专刊的31万篇中文学术论文。历经多轮筛选、评议，最后由全国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学术评价专家等，对18个备选的原创学术理论再次进行评议和投票。最终，包括“中国古代文体学”在内的十个原创理论成功入选。
而在此之前，吴承学的相关研究已屡获殊荣：《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0），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5）、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2020）、第五届思勉原创奖（2021）等奖项。2000年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2年即出增订本，2013年在北大出版社推出第三版，并先后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5年）和“第四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2024年，该书第四版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在众多著作中，吴承学一直对这本书怀有“独钟”之情。在第四版“跋”中，他说“这种感情很难说清楚，就像从前大家庭中，父母对于所有孩子大都有舐犊之情，但也可能对个别孩子特别怜爱”。个中缘由，可能不是因为父母偏心，而是这孩子和父母的生命历程有过特殊关联。《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和吴承学的特殊关联就在于，这是他研究古代文体学的重要节点。
1987年，吴承学辞去中大古文献所的工作，考入复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其时导师王运熙和顾易生教授正组织一批教师撰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全面系统地研究批评史上的名家名著。“老师们已经做得差不多尽善尽美了，假如我仍按此路数去做的话，很可能只是做一些补充性的工作。所以我要努力找到一条新的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西方学说和思潮冲击下，他开始反思和寻求拓展本土性的学术领域与研究方法，最终锁定中国古代文体学这一方向。
“当时找到方向的感觉，就像行走于夏日山间干渴困倦的旅人，峰回路转，忽见绿树成荫，又闻汩汩泉声，快何如之！”回忆往事，吴承学描述的情境，宛如一首具象的古典诗词。他的这条“新路”，就是回到中国文章学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沿着这一路向，吴承学写成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程千帆先生评价其论文：“古人诗云：‘每逢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读竟欣佩欣佩，甚盼全书早日出版也。”博士论文经过修订，于1993年出版。复旦大学顾易生教授认为该书“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体系，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对于建立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风格理论，都很有参考意义”。该书也被学界视为吴承学的学术成名作。
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吴承学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古代文论中“体”内涵的丰富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风格”——当古人选择用“体”字来指称文章存在时，是把文章存在比拟为生命存在的。《文心雕龙·附会》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就是用人的生命体构成来比拟文章体制构成。不仅如此，“体”也与“礼”密切相关。汉代刘熙《释名·释言语》曰“礼，体也，得事体也”。吴承学说，“得事体”就是在特定语境中的恰当表现。无论中国古人还是今人，作文行事都讲究“得体”，可以说，文体学是渗透入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门学科。
在《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终章“从风格品评看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中，他指出，古人用“体”来指陈文章这一存在，是一种以人的生命形式比拟、隐喻艺术结构形式的艺术思维。吴承学进一步聚焦古人以人体比拟、隐喻文体的相关说法，写成《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该文在《文学评论》1994年第１期刊发后，即引起文学领域的关注，“生命之喻”也由此成为一个学界认同的命题。
“中国古代把文章存在视为生命体的思维及其批评、创作实际，决定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本色必须从‘体’的视角切入。”吴承学强调说，文体学是中国本土的传统学术，其核心在于“辨体”与“得体”。所谓“辨体”，即识别文体的独特规范；所谓“得体”，则是在特定语境中恰如其分地运用文体。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原则，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一视点。
“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1936年，陈寅恪在读了文字学家沈兼士寄来的论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后，复函对方：“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在吴承学看来，这一通过字、词演变去观察历史文化的路径，在方法学上对于人文学术研究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从文体学研究角度而言，我们也不妨说，‘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或许可视为吴承学对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学术信念和追求。
由此，他将文体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视角，从具体可感的文体形态人手，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文化的况味，努力回到中国本土文体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文体研究应该追求一种有灵气、有思想的学术境界。”吴承学说，文体形态是有意味的形式，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发展与演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学的意义，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史意义。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每一章集中探讨一种或一类文体形态。书中，吴承学并未局限于传统的诗、词、文等“纯文学”体裁，而是将视野扩展到浩如烟海的古代杂文学文体，如盟誓、策问、谣谶、挽歌、判文、题壁诗等，此外，他还关注到文学的创作形式与传播形式，如唱和、公宴、联句、隐括词、题壁诗、诗牌谱等。这种研究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僵化界限，还原了中国古代“大文学”或“文章学”的本来面貌，揭示了各类文体共同构成的复杂文化生态系统。研究这些“非典型”文体，对于理解古代士人的知识结构、宦游生活、社交网络乃至精神世界，具有与研究诗词歌赋同等重要、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研究的这些文体形态，在传统的文学史里很难列进去。因为文学史是受到西方影响之后写的，基本上把这些文体遮蔽掉了。”因此，吴承学的文体形态研究不仅仅是从文学的角度，而是结合文献学、文艺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文体与政治制度（如科举与策问、判文）、社会生活（如碑志与丧葬文化）、物质技术（如题壁与传播方式）、文人习性（如游戏与诗谶）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学界，大家都熟知吴承学“跑野马”和“抓活鱼”的研究方法。“跑野马”意指放任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好奇心，让读书和思考不受既定课题的严格限制。他并非一开始就盯着几个“著名”文体，而是在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的原典过程中，对那些被文学史主流叙事忽略的、形态各异的“非典型”文体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抓活鱼”则指从这种自由的探索中，敏锐地捕捉到真正有生命力、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譬如，他研究“题壁诗”，就不仅是分析文本，而是更为关注其物质性（题写在墙壁、崖壁等载体上）和传播性（一种公开的发表方式），这就相当于把一条“死”的文献，变成了一条洞察古人生活与情感世界的“活鱼”。“抓活鱼”需要好的眼力与手法。对吴承学而言，眼力就是“问题意识”，从看似很小的题目即一个具体、微小的文体形态入手，揭示其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制度变迁和文化心态。
在吴承学之前，文体学研究虽有其传统，但多停留在“辨体”的静态描述，或作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附庸。而他则将“文体形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强调文体不仅是形式，更是“有意味的形式”，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初版时，傅璇琮先生为该书写“序”，认为其“对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含义的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做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觉得这样做，对当前的学科建设来说，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而吴承学的初衷，也正是尝试“尽可能地消解以西方文学分类法套用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还原古代文体原生态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小镇青年的梦想
我们的采访约在会议主场结束后进行。吴承学乡音不改，40年的学术生涯浓缩在3小时的对谈里，一口温软的潮州普通话，听上去别有韵味，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1956年，吴承学出生于广东潮州枫溪镇，父亲吴显齐是民国时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上世纪40年代曾参与大足石刻考察团工作，他撰写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给顾颉刚留下了深刻印象，顾氏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及。而更早的祖父一代则不得不“过番”（出国）到东南亚，靠教书、代人写书信和侨批（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钱款暨家书）谋生。到吴承学这一代，吴家已然成为当地以“过番”起家，由侨转文的书香门第的代表。
吴承学自谓在同时代人中，自己能从一个天资平凡的小镇青年，取得今天的学术成就，首先得益于时代精神熏陶所形成的不羁与自信的心态。“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吴承学到小学当代课教师，不久又从小学代课教师“晋升”为初中代课教师。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摆脱代课教师的临时工身份，成为民办教师。1977年，《人民日报》刊载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成为吴承学改变命运的契机。当年12月，他和弟弟同时报名参加高考，那年广东省报考人数53万多人，最终录取8752人，录取率为1.63％。吴承学和弟弟双双上榜，弟弟考入华南师范学院（后改名华南师范大学），他被录取到中山大学。那一届中大中文系招了两个班，吴承学被分在甲班，潮州老乡陈平原在乙班。
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继续读研究生。中大求学7年，本科阶段得到卢叔度指导，硕士阶段则由黄海章和邱世友担任导师。三位老师中，卢叔度和邱世友分别为中大中文系前辈、岭南词学大家詹安泰先生的好友和弟子，卢叔度精于先秦文学研究，邱世友在文学批评史与词学领域造诣深厚，而黄海章则为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的后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名家。1984年，吴承学硕士毕业，留中大中文系古文献所工作。但古文献所的学科方向主要是整理俗文学文献，他的学术兴趣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于是辞职赴沪上，再度求学深造。
1987年他考入复旦读博士，正式进入文体学研究领域。1989年10月，他从博士论文中抽出《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一章投给《文学评论》。没想到首次给这份权威的学术期刊投稿便取得成功，并荣获《文学评论》1990—1996年优秀论文奖。这对于三十出头的吴承学无疑是莫大的鼓舞。此后若干年，正当盛年的吴承学撰写论文进入“井喷”阶段。1990年博士毕业，他回到中大工作。从1990年至1998年的９年间，吴承学在《文学评论》连续发表８篇论文，在《文学遗产》发表10篇，在学界名列前茅。1994年，他以全校文科教师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排名第一的业绩，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年９月26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换届，王运熙当选副会长，邱世友和吴承学当选为理事。其时吴承学39岁，是42名理事会中最年轻者之一，和自己的硕导、博导同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会成员。2006年，他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首位入选者。
吴承学将这些荣誉视为学界对自己开拓文体学研究的认可和鼓励。实际上，从复旦求学开始，他就一直自觉地把文体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来研究。完成这个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写于20年前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中，他就提出应该予以“中国文体学学科”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的、有体系的研究，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体系。同年，他又撰文指出，古代文体学是一门传统悠久的学术，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学术的发展，亟须从文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和视角发展为一门现代学科。2015年，在《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一文中，吴承学更为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当代中国文体学研究的思路，提出“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的方法论，对推进当代文体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直以来，吴承学以历史眼光进行文体学研究。在《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一书中，他指出，中国文体学是层累形成的，而最深层的就是“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通过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性，是基于中国人独特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之上，其形成有早期社会制度、典籍生成的背景。与此同时，他深入观照文体随时代发展产生的衍变。2020年，他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一书。这两本书横跨中国古代史首尾两端，显示出其开掘与拓展文体学研究疆域的努力与成果。
2010年，国家在人文社科领域首次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吴承学申报“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课题并获得立项。2024年，他所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获得出版。王水照评价其为“文体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郭英德认为，这部书“运用独特的中国话语，注重融贯中西学术，讲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生动故事，使之融入世界学术版图，为世界文学理论宝库增添具有中国智慧的独特理论资源”。
“学术史视野中的学术会议”
“我们在会议中相识，在会议中交流，在会议中成长，在会议中成熟，最后都会在会议中慢慢变老。”在第八届中国文体学研讨会的致辞中，吴承学回忆起30年前的一段往事：他和师兄、上海师大教授曹旭一起在安徽黄山参加全国《文心雕龙》第二次年会，会后曹旭感慨：“我们都在学术会议中老了。但三百年以后，假如有人要研究现在的学术，搜集各种会议指南很重要，哪些人出席了，哪些人没有来，可以做年谱，也可以考证。”师兄的话令他印象深刻。在深圳研讨会上，他把自己的发言题目定为“学术史视野中的学术会议”，显然有所共鸣，有感而发。
2003年，中大中文系成立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并于2004年首次在广州番禺莲花山举办“中国古代文体史与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文体学会议，其中几届与《文学遗产》杂志、北大中文系等联合主办。他们还特别针对青年学者群体，设置了中国文体学青年学者研讨会系列，自2017起，已举办四届。“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山大学文体学研究的发展，和这些文体学研讨会的展开是同步的。”吴承学说。
在他看来，办会应该以学者、学术为依归，因为学术史视野中的学术会议，就是研究当代学人成长的珍贵记录，也是研究学术发展的重要场景。学术会议的代表、讨论的论题、论文的内容与风气，都反映出当前学术的热点，也启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历届的中国文体学会议的内容与重点，可以看出20多年来中国文体学学术史的发展。我们从参加学术会议的年轻人，也可以推想出中国学术界的格局与未来发展趋势。”
“每一届会议都有不少新名字新面孔加入，这说明文体学研究的队伍在稳定中不断发展的良好态势。新老交替，谈文论体，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气象，一种常态。学术史最好的生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参加过历届文体学研讨会的彭玉平，对此作了生动概括和精确点评。
同样可以纳入学术史视野中的，是吴承学多年来持续的搭建研究平台的工作。自2009年开始，由他和彭玉平主编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至今共推出海内外学者约20种专著。同年起，他在《中山大学学报》上主持“中国文体学研究”专栏，为海内外文体学研究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在学术界和期刊界产生积极影响。2024年，该专栏被评为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
学术研究，长路漫漫，“吾道不孤”。吴承学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文体学领域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研究团队。如北大的中国诗歌文体研究，北师大的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研究，复旦的文章学与分体文学史研究，北大与南大的诗歌文体及理论研究，华东师大的小说、词体研究，武汉大学的批评文体研究、南京师大的实用（公文）文体与词学研究，扬州大学的中西文体学的沟通，四川大学与西华大学的敦煌与俗文体研究……各有特色，互相补充，又互相支撑，形成了宏大开阔的研究格局。在众多研究团队中，中山大学的学术积累无疑最为丰厚。经过数十年与数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已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文体学研究的重镇。
虽然“在学术会议中慢慢变老”，吴承学对学术研究仍然充满激情与兴致。近年来，他致力于文体学的推广普及工作，即将出版《文体举要》《中国文体学讲义》《有意味的形式——从中国文体发现中国文化》等著述。他还有一个愿景——从中国文体学拓展到“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这个更宏大的学术领域，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寻找中国文学之基因、传统和独特性，从新的角度追求和解释中国的诗学精神、价值谱系等“中国问题”。于他而言，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舍此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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