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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
复仇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就震撼力而言，复仇很多时候是超出爱恋的。
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很多，比如《水浒传·武松斗杀西门庆》、莎翁的《哈姆雷特》、阿瑟·柯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梅里美的《高龙巴》、曹禺的《原野》等。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常常激动不已。
当法律躺平，受害者无处申诉，只好自己举起复仇的正义之剑。但从法律的角度说，用私刑复仇是违法的。那么，当法律缺席正义隐退时，良知未泯的执法者又该怎么办？ 中西文化经典对此问题已有探讨——《秦香莲》中奉陈世美密令去杀害秦香莲母子的家将韩琪，《悲惨世界》里追捕冉·阿让的警察沙威，都因良心发现，放了追杀追捕的目标，然后自尽。韩琪是由于无法交差；沙威则是因为有悖于自己对职责的忠诚。
印度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也是一个例子。这部片子一改印度片给人的惯常印象，除了优美的插曲和背景音乐外，没有与主题脱节的歌舞场景，一支舞一句歌都没有，而把视角转向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它以震惊世界的“德里黑公交轮奸案”为蓝本，揭露现实，呼唤正义。故事说的是，在继女阿丽娅参加派对惨遭轮奸，而法院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放了四名嫌疑人，家人告贷无门、走投无路之际，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师戴薇姬决心暗自行动。在一名私人侦探协助下，戴薇姬获得四个嫌疑人的住址、个性、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行踪等信息后，单枪匹马悄悄出击：对第一个阉割；潜入第二个复仇对象屋里制作毒药，让不知情的此人毒瘫了他的同伙罪人表哥，误导警方“确认”下毒的就是此人（一箭双雕）；事情不巧，被最凶恶的第四个嫌疑人（黑社会老大）发觉后，戴薇姬于无人的旷野里被凶手堵住，性命攸关之际，她竟然被救了。
怎么被救的？
原来，戴薇姬复仇之路上的一切作为早被一名盯住此案的警官觉察。在这生死关头，一直暗中跟踪戴薇姬的警官及时出手，击落了凶手手中的枪，并让戴薇姬捡起枪朝凶手射击（因为这枪是凶手的，说明她开枪属于正当防卫）。只会拿粉笔、教鞭的女老师握着手枪索索发抖，怎样也扣不动扳机。警官提醒她快射击，否则等警察赶到一切都完啦！
枪声终于响起。
正义在暗地里回归。
四个凶恶的罪犯终于在法律之外得到应有的惩罚。
仇复了。出于正义助复仇者一臂之力的“违规”警察也不用自杀。受害人阿丽娅抚平了精神创伤。原本，尽管戴薇姬待她如同己出，可她总与继母隔阂，经历了这场生死搏斗，阿丽娅与继母建立了从未有过的亲密关系，全家沐浴于灿烂阳光中。除了那位好心又精明的私人侦探被凶手暗杀令人扼腕之外，观众长长地嘘出了一口大气，银幕内外皆大欢喜！
可惜这仅仅是银幕理想。现实可没那么美好。
就像事后全世界都在谴责当年守卫柏林墙的那名东德士兵亨利奇为什么不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你抬高一厘米打不中留人一条活命多好啊！
可事实上他没有提高枪口，枪杀了越境者克里斯。
《一个母亲的复仇》这部印度电影为世界人民呼吁了正义，为无权无势的百姓提供了一线希望。但，全人类的正义终究得靠法律来维护，而不能依仗戴薇姬式的“私刑”！
俄罗斯电影《伏罗希洛夫射手》几乎是印度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的翻版。不过主角换成了作为二战老兵的爷爷，为被轮奸的孙女用枪弹狠狠惩罚了受官僚庇护的罪犯。
这类电影多数是主角为自己亲人复仇，复仇的方式都是亲手杀死加害者。可我读过一部简练得不能再简练、清淡似水而又惊心动魄的小说《查无此人》（凯·克·泰勒著，张霖译，时代出版公司2015年5月）却颇为异类。这本书信体小说，出版于1938年，写的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事。两个生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德国人，其中一个在1932年年底返回德国慕尼黑，他叫亨利·马丁·舒尔，日耳曼人；另一个留在了美国旧金山，他叫麦克斯·爱森斯坦，犹太人。
麦克斯与马丁这对亲密无间的好友，相互通了18封信和一份电报。麦克斯给马丁的第18封信于五个月后因“查无此人”被退回。
1933年至1934年间德意志风云突变之惊涛骇浪，在这18封私人信件里巧妙地展露无遗，其中留下的大量空白读者可自行以想象去填补，因此尤感韵味无穷。
小说讲述的故事是：分开居住于美、德两地的这对好友起先是相互怀念。马丁还主动提出邀请作为演员在奥地利演出的麦克斯的妹妹格丽赛尔（自己昔日的情妇）顺便到他家做客。继之马丁在希特勒上台掀起的“复兴德意志”浪潮中“从众”加入了纳粹党。马丁告诉麦克斯，彻底消灭犹太人是日耳曼的神圣使命，叫麦克斯万万不可再给他写信，他俩的友谊到此为止。当到了柏林的格丽赛尔遇到排犹之灾时，马丁又断然拒绝了老友麦克斯的央求不予援救，妹妹格丽赛尔终于被纳粹残杀。绝望和伤心之下，麦克斯决心复仇。
怎样复呢？
写信！ ——马丁越忌讳昔日犹太人老友来信，麦克斯偏偏写，写上措辞特别友好的，附有商品画编码、看起来好像密码似的阿拉伯数字的信，连续寄给他。
这可是个威力不亚于导弹的杀手锏。年轻读者兴许难以理解，而在纳粹统治下或者在1945年后的东欧生存过的人士则会深有体会。
好了，最后，麦克斯收到的是上面已提及的退回来的信，敲着“查无此人”的印章。马丁的去向不言而喻。复仇轻而易举成功。
据我阅读观赏所知，复仇有多种方式。一是《水浒》里武松杀西门庆潘金莲那样公然提刀宰之；二是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中杰弗逊·侯波抓来仇人，拿出两粒药丸，一粒有剧毒，一粒无毒，让仇人先挑选一粒吞下，自己再吃剩下的那粒，恰似玩轮盘枪，让仇人经历极度的恐怖；三是大仲马《基督山伯爵》那样利用仇人们的贪婪本性让他们自相残杀；四是雷马克《凯旋门》中，反法西斯战士拉维克把残杀他恋人西贝尔的盖世太保哈克骗到荒野残杀，事后又因没有让哈克知道“我”为什么杀他而深感遗憾。为了弥补，拉维克就自己在头脑中幻想出杀死哈克之前，与仇人一场交底性的对话：“你认识我吗，哈克？ 你知道我是谁吗？”……这种自我安慰的逼真想象，让拉维克也让读者（观众）聊以获得了心理平衡。
唯独《查无此人》中麦克斯的复仇方式最为奇特巧妙而毫不费力，除了花费几枚邮票！
这种复仇方式无以名之，叫“以毒攻毒”“拉你下水”是否恰当？ 谍战剧里常有的：地下红色特工设计把要消灭的敌人造成是自己同伙的假象，借敌人之手消灭之。咱们特殊十年中也有实例：某“牛鬼”被斗得死去活来，无奈之下，伪造日记巧妙措词记述与恶整自己的某某私下发泄各种臭味相投的牢骚，故意让“红袖章”发现。于是红得发紫的某某落入了与自己同样的处境。
可谁能想象到，竟有下面我立马要提到的如此奇特的复仇方式：让加害者千方百计去追杀自己为死难者复仇？！ 当然这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最大程度上蕴含着哲理因而有着强烈的冲击力。这是一部关于复仇的异类电影：《我记得》。
影片用平稳舒缓的镜头语言，慢条斯理地带领观众跟随一个叫泽夫的独自远行的老人的蹒跚步履，一次又一次地去寻觅昔日不共戴天的仇人，务必处死他，以报对方残杀自己全家之血海深仇。
泽夫边走边翻阅马克斯留给他的几页备忘录，遵照提示买好手枪，挨次寻访化名为鲁迪·库兰德的纳粹凶手奥托·瓦利斯。
找到第一个，不是。只是个拥护希特勒的士兵。当年他根本不晓得奥斯维辛。第二个是在病床上的纳粹同性恋者，与此无关，泽夫抱歉地与之告别。第三个是一周前去世了的纳粹厨师。可他当警察的儿子是个新纳粹分子，当他发现泽夫是犹太人时，命令狼狗去咬他。出于对纳粹骨髓里的仇恨，泽夫枪杀了狗和牠的主人。
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嫌疑人出现，对他们不尽相同的纳粹经历的简略描述，勾勒出业已逝去的纳粹恐怖统治的一个个侧面。作为犹太人幸存者的泽夫，那副饱经创伤的衰老，历尽苦难的坚毅，被刻画得颇为饱满。他宽容大度——说瓦格诺的音乐无罪；善良慈祥——要把妻子带来的糖果送给陌生小女孩；不慎摔伤被迫住院，仍然坚持复仇之初心。当马克斯在电话里问他是否改变了复仇计划，他斩钉截铁回答：“不！ 毕竟他杀死了我全家啊……”
找到了第四个，泽夫想起来自己是认识的。那个也叫“鲁迪”的人也认得泽夫。那人亲热地搂住泽夫示好。泽夫厌恶地叫他把手拿开，举枪强迫他当着家人的面坦白自己的真名和屠杀犹太人的罪行。那人无奈说出自己的真名和身份。泽夫怒吼他说谎，毅然揭发他真名叫奥托·瓦利斯。可那人说，奥托·瓦利斯不恰恰是你自己嘛！ 他俩曾同在奥斯维辛担任军官屠杀犹太人。战后一起隐姓改名，一起在手臂文刺囚犯号码冒充犹太人幸存者逃避法律制裁。他伸出手臂，号码是98813，而复仇者泽夫的号码是98814。这瞬间，“泽夫”完全想起来了：自己正是他发誓要追杀的仇人！ 他一枪毙掉了那个同伙，自语：“我记得。”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呯然叩动了扳机。
这一声枪响——欧·亨利式令人目瞪口呆的结尾高潮，震惊了银幕内外的角色和看客！ 银幕内的人物还不太明白就里，银幕外的我们却已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得从头说起。一切都是养老院里那位坐轮椅的犹太老人马克斯的精心策划。马克斯全家被纳粹杀害了。他发誓要向凶手讨还血债。养老院里与马克斯相邻居住的泽夫·古德曼正是杀害马克斯全家的纳粹凶手奥托·瓦利斯。第三帝国崩溃后奥托为逃避法律的惩罚，假冒泽夫·古德曼这个希伯来名字，左臂上纹上98814的囚犯号码，伪装成奥斯维辛犹太人幸存者隐匿在人间。他患有老年痴呆症，忘记了一切。马克斯借机循循善诱地开导他确认自己是一名犹太人幸存者，全家被一个叫奥托·瓦利斯（就是他自己）的集中营军官残杀了。并由此使他从情感上深层次体验着一个无辜犹太受难者的深仇大恨，滋生着誓死报仇雪恨的坚强决心。马克斯也料到真凶在执行“复仇”任务的历程中会自取灭亡。
那一声枪响震撼之强烈，此刻打这几行字时还在我耳际回荡。
那是电影情节的高潮，也是复仇故事的终结。
仅仅是这样吗？
不是的。导演的高明，影片的精湛，就在于这个高潮节点的含义极其深刻丰富。
丰富在哪里？ 至少我认为有四：
第一，历史尽管常错走弯路，但大方向是往前进的。正义会迟到但终会赶到。物极必反，反人类政权最终必然崩溃；历史罪行必然要清算。霸权横行时庶民无奈，只能祈求上苍：“人在做，天在看。”可，这何尝不是一种正确的信念：恶贯满盈天来收拾。
第二，纠正历史错误，压迫者与受虐者，高官与庶民，需要换位思考。“加害者”奥托与“受害者”泽夫通过老年痴呆症作了“身份转换”，切切实实地不仅换位思考而且换位感受了。
第三，通过编导的奇特构思，纳粹凶手“奥托”经历了集中营犹太人幸存者“泽夫”的人生，体会了大屠杀的惨剧，因而痛恨纳粹，誓死复仇。这，是否象征着受世界公众赞扬的德国人的全民忏悔？！
第四，这个蕴含着巨大悖论的“自己找自己私下复仇”的荒谬故事，也顺便提醒看客：法律审判与私刑处决究竟孰更合理？ 枪杀仇敌，大快人心，但毕竟会触犯法律的尊严。编导如此设置情节，避免了被人诟病。
总之，这是一部让人荡气回肠的电影。
那么，受害者是否该永远铭记惨痛的历史和永世的仇恨？ 我认为，加害与受害的历史必须铭记在心，常言道，忘却就是背叛。但是，仇恨绝不可代代相传冤冤相报。
“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主教如是说。他呼吁受害者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给罪行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和耻辱中解脱出来。
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加害者必须直面真相，承认并悔恨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这是对受害者人格和记忆（也就是历史）的尊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多年前看过一个使我震动的影带：一天，一个少妇正在厨房忙活，有个人因车子抛锚，进来求助。少妇看不到他，但从他说话的声音，辨别出他就是在集中营把她蒙住眼睛加以折磨并强奸的那个家伙。趁丈夫出门为来客找修车工之机，少妇设计捆绑了他，也蒙了他的眼睛，审问他当年的罪行。此人百般抵赖，最后被迫承认，只等少妇将他一枪毙命。出人意料的是，最后关头，少妇将他放了。
当我阅读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时，惊喜地发现图图把这个电影作为例子写进了书里。这是根据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夫曼（Arie Dorfman）的戏剧《死亡和少女》改编拍摄的。图图分析说：罪犯“矢口否认，击中的是她（少妇）人格的核心、她的整体和她的自我，而这一切都是和她的经历、她的记忆密切相关的。否定真相无疑颠覆了她的尊严和人格”。图图接着说：“我们的民族力图恢复和肯定那些长期被缄默不语、被变成了无名氏和边缘人的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这位少妇一旦恢复了“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就宽容地放了那个曾加害于她的人。
图图写道：“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容与和解的进程。”可是，“那些被指责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群体，总是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承认自己能干出种种暴行……他们采取否认策略，声言某某事根本没发生过。”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要向那位受害的德国人普方的家人致敬！
2000年4月1日深夜，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幢别墅行窃，持刀杀害了德国侨民普方一家四口。普方的岳父母竟要求法院免除罪犯的死刑。他们说处死他们并不能改变事实。随后，普方的朋友和南京当地人士为纪念受害者，成立普方基金会，通过资助凶手家乡的贫困儿童接受教育，以减少贫困，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这是怎样的胸怀！ 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世界将变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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