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面对出版产业生态重塑、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复杂市场环境，山东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服务教育教学出版定位，深耕固有市场筑牢根基的同时寻找发展新机积极拓展，截至11月底，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利润同比增长79%。全社2025年评议教辅在品种、征订数量上都有较大增长。
逆势上扬，山东教育出版社有何法宝？
社长杨大卫是个低调务实的人。面对记者的追问，他一再强调：取得成绩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很多重点图书是上一届甚至上上届的领导和同事们积累的，他只是“摘果子的人”。比如眼下他们也策划了很多重点选题，总投入过千万，这些学术成果的完成有的要持续十几二十年，同样也要留给后人去“乘凉”。
这是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传统。实际上，记者采访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员工时，无一不对这位出版家的实干精神表示赞赏：今年的成绩，是社长带队一家一家跑出来的。杨大卫却闭口不提自己，他坦率地说：“剖析一家出版社的成就，应该像解剖麻雀一样多解剖中层骨干和普通员工，这才是决胜的关键，也能更好地反映真实全面的精神面貌。”
杨大卫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战场上带兵打仗，有的将领擅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的将领会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作风不同，都是帅才。杨大卫是后者。和坐在办公室听下属汇报工作相比，他更愿意选择一线实战。作为军人的后代，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去尝一尝”。所以他喜欢“上一线”，教材送审时，他会和同事们一起赶通宵；重点书付印前，他会抽出一章来审读。不论是编辑还是市场运营，他都喜欢亲力亲为了解情况。
看杨大卫风风火火的昂扬斗志，很难想象这位法律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在二十多年前曾想着回归本行当律师。但因参与了20世纪初山东人民出版社新课标教材攻关，在无所知亦无所畏的情状下，摸索着靠实干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下感觉实现了人生价值，从此坚定了在出版干到底的信念。而那张律师资格证，也就永远地躺在他的抽屉底。
早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奋战，使杨大卫结下了与教材教辅的缘分。看到教材有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生在用，他觉得无比自豪。只是他没想到几十年后，会调到山东教育出版社担任一把手。而此时，教育社正面临着新的一轮国家课标教材的送审，压力之大更甚于多年前的苦战。然而容不得多想，调动手续仅半天内完成，杨大卫走马上任。
凭他多年来对出版市场的熟悉和领悟，杨大卫重点抓了几件事：一是加强教材培训服务，保持市场稳定；二是提高评议教辅内容质量，做到稳中有升；三是对市场化图书实行精细考核，一把尺子拉平；四是进一步明晰产品线……
低调内敛的杨大卫并不保守。相反，他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于开拓创新，甚至先行一步。比如在抓传统出版业务的同时，他在数字教材、智慧教辅、延伸教育服务链条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的实施，让教育社在出版转型中焕发新的生机，但是尚未见成效之前，他选择低调和沉默。杨大卫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尽善尽美。
中华读书报：2024年5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3个学科、79种义务教育阶段新国标教材全部通过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审核。这是很不容易的。
杨大卫：作为教育专业出版社，国家课程教材开发能力是专业出版实力的重要标志，对提升出版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启动新教材编写之初，社里就制订了相关制度，对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和前期、中期、后期保障机制进行了系统设计。鲁教版新教材编写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了“铸魂育人—价值引领—时代担当—理性实证”四位一体的育人体系。教材培训实现引领到落地贯通，打通了新课标、新教材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紧扣学科学制特点，突出“衔接—深研—转化”主线。我们以精品教材和优质服务巩固了教材市场。
中华读书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建设中，你们如何体现素质教育要求？
杨大卫：在课程资源建设中，我们明确提出“扎根”而非“开花”的建设理念，强调对教材与课程标准的深度解读。在确保教学内容精准对接课标要求的基础上，积极践行大单元整体教学观，打破单课时壁垒，注重知识的前后联系与结构化。比如，地理学科课程资源建设中，《气候》一章中以《多变的天气》《气温的变化与分布》《降水的变化与分布》《世界的气候》《全球气候变化》等课，共同构建了学生对天气与气候的系统认知。同时，紧密链接学生生活经验，无论是天气预报、绘制和阅读气温曲线图、绘制和阅读降水曲线图，还是用模拟实验解释海洋和陆地气温变化的差异，都让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可感，使学习真正服务于生活实践，体现了素质教育“知行合一”的理念。
在课程资源建设中，我们始终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置于中心位置，以匠心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教育资源，尤其是始终关注课堂的“温度”，营造出充满关爱与尊重的学习氛围，让冰冷的屏幕传递出教育的暖意。
中华读书报：在采访出版社员工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山东教育社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独到之处，能具体谈谈吗？
杨大卫：出版创新，不同的出版社应有不同的路径，没有统一的范式，单纯“抄作业”几无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积极参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课程资源建设的同时（已完成教材课程资源16册、481课时），还在教材数字资源、智慧作业、教学评价、校园安全、师生心理健康、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以及课外阅读平台升级等方面进行了试点。这些试验，由于为学校所急需，得到了师生积极的回应；通过试点，我们了解了一线师生的真实需求，收集了大量的宝贵数据，积累了经验，达到了投入少、收效高的预期目标。
中华读书报：在着力加强主题出版产品开发方面，山东教育社近两年力度很大，比如《雪线上的奔布拉》等选题就实现了主题出版与市场效益的双赢。
杨大卫：近几年，我们把主题出版作为提升主业品质和影响力的重要发力点，选题数量和质量逐步提升。选题开发一方面围绕重要时间节点，策划“小切口大主题”的主题出版力作，比如去年围绕“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时间节点出版的《雪线上的奔布拉——我给孔繁森当翻译》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还围绕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策划了《派兵去山东》《百团大战》《三餐里的抗战》等选题；围绕抗美援朝胜利75周年策划了《奇迹岛》等选题。另一方面，以地方叙事为切入点，围绕山东的文化资源做好“重大理论问题的地方阐释”和“重要历史节点的区域叙事”，策划了《万年根基：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零碳方舟：第三代核电的启航》《走进深蓝：新质生产力下的海洋盛景》《阡陌稼语：认知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等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其中，《万年根基：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入选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
中华读书报：《雪线上的奔布拉——我给孔繁森当翻译》被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列为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庆典重点图书，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出版过程和成效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山东教育社主题出版选题开发的理念和运作特点。能分享一下吗？
杨大卫：写孔繁森同志事迹的书很多，但如何以新视角重新“发现”孔繁森？ 创作团队与编辑团队反复讨论，最终一致决定以孔繁森第一次在岗巴县援藏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他的秘书兼藏语翻译阿旺曲尼，以藏族干部的视角，讲述援藏干部的感人故事，表现出汉藏一家亲的深厚友谊。
为确保该书的真实性、准确性、独特性，创作团队于2023年赴西藏进行了实地采访，力求细节接地气、情节冒热气、故事有烟火气，做到文字有温度、有筋骨。初稿完成后，邀请了文学评论界、西藏当地干部群体，以及孔繁森纪念馆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为书稿把关。六易其稿，这部沉甸甸的报告文学才最终完成。
在图书出版之前，山东教育出版社就开始组织各种宣传材料，有效扩大了影响力。《雪线上的奔布拉——我给孔繁森当翻译》这样的优秀选题资源只是其中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主题出版产品线建设，就是在国家发展、时代变迁中多角度挖掘，把主题出版与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打造更多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的经典之作、传世之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华读书报：连续5届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连续8届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艺术学研究书系》等30多个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丛书》等9个项目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山东教育出版社为何如此重视品牌影响力？
杨大卫：对于出版社而言，出版精品力作不仅是出版人的出版情怀和文化担当，更是打造出版社品牌的核心力量，对提升出版社品牌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效益深远。建社之初我们社就把深度挖掘精品力作作为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支点来持续建设，历经四十多年的积累，我的体会大概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发挥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出版品牌，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立项一批、推出一批”的选题格局，形成图书品牌。二是强化选题策划。建立科学的选题策划与论证机制，确保选题既有思想价值，又有市场潜力。主题出版产品线围绕重要时间节点，聚焦反映党的辉煌历程、记录时代变革、激励人民奋斗、展现科技强国重大成就等主题，精准策划一批“小切口大主题”的主题出版力作。学术文化精品力作产品线以服务党和国家发展规划为导向，持续开发推出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传承精神、富有时代气息的精品力作，做到出精品、成系列、见长效。基础教育读物产品线重点围绕原创儿童文学、图画书、少儿科普方向，构建畅销书、双效书、外向型图书相结合的青少年读物产品群，并在内容创意和技术创新上实现突破。三是严控图书质量。
中华读书报：《中国数学典籍集成》等精品力作体现了山东教育在精品出版方面的潜力和实力。在精品出版方面你们有何举措？
杨大卫：精品图书的出版注重厚积薄发，无论在作者创作还是编辑加工上，都要充分尊重创作规律和出版规律，不搞“短平快”的急就章。为此，我们社一直重视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投入，支持作者板凳坐得十年冷，用心做出传世佳作；鼓励编辑把图书出版当作一个工程来做，从内容优化、出版规范、学术传播、版权输出等方面发挥好出版专业作用，将作品以最佳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和学界。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山东教育社在学术出版方面也着重发力。专业学术出版站稳市场的同时，学术书大众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何让学术书走向大众，贵社是否也探索出一条新路？
杨大卫：“服务教育教学”是我社的专业出版方向。在深度挖掘教育学理论前沿学术成果的同时，面向一线教师群体的教育课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教学实践的优秀案例，也是我社持续关注的出版方向。比如《名家论语文丛书》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两辑20册分别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丛书系统展现了刘国正、朱永新、顾振彪等教育名家对语文教育教学全貌和底色的透视和分析，丛书既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性，又有具体而微的针对性，搭建了名家与教师对话的独特渠道，有助于培养造就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厚的新时代高素质复合型语文教师，推进语文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奠基培根。
在品牌产品方面，我们还策划了围绕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考试等核心论题的《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顾之川主编）和语文教学名家新课标教材精彩案例集锦《教学现场》（王岱主编）等重点图书选题。
中华读书报：山东教育出版社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百强”。在海外传播力方面，山东教育社也有独创之处。能否以具体图书为例，谈谈是如何“走出去”或“引进来”的？
杨大卫：重点还是强化出版特色和内容优势，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学术著作和名家原创童书为主线，着力推动一流作者的一流思想内容“走出去”。在提升内容产品输出品质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拓展海外合作渠道，版权输出范围逐年扩展。
截至目前，我社200余种图书版权输出至罗马尼亚、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等20多个国家，多种套图书实现了多语种多册次输出。《中国民艺馆》等40多个项目获国家“丝路书香”工程等“走出去”重点工程翻译资助，《有鸽子的夏天》《我那些成长的烦恼》等图书获输出版优秀图书奖。《中外文学交流史》《季羡林评传》多语种版权输出和罗马尼亚中国主题编辑部运营分别入选“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2021年以来连续多年荣列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出版影响力100强。
中华读书报：在落实山东出版集团“十大重点精品出版项目”和“数智五化工程”过程中，您认为教育社应该如何平衡传统出版业务与数智化转型的资源投入？
杨大卫：数智化转型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形成新产业、新动能的发展方向，具有战略必要性与现实紧迫性。但数智化转型不能简单理解为淘汰传统出版产业。传统产业不仅对新兴产业链和未来产业发展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在稳增长、保效益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通过科技赋能，可以转化为新兴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数智化转型，很大程度上还要围绕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提质增效，使其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下一步，山东教育社将保持并增强既有产品体系完备、配套服务能力强等优势，继续提升产品链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要着力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新产品链条，搭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构筑适应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以优质内容资源为核心，加强内容与人工智能、新兴媒体相融合，探索推进精品图书纸电声视全版权开发运营模式，推动内容创新与传播；构建全媒体营销与宣传新格局，组建以抖音、小红书、社群营销等为代表的全媒体营销矩阵。
中华读书报：据说单是“小荷听书”就有143万粉丝——营销工作如此出色，在营销节奏上是如何把控的？
杨大卫：我们以“小荷听书”为核心全媒体矩阵协同，实现多维度传播。我们联动纸电书、短视频，以及其他行业数字平台进行跨界合作，比如与山东移动推动书香卡项目，把我社畅销图书《不一样的数学故事》通过AR动画与电视授权实现多维度传播。同时，技术驱动创新，增强用户粘性。利用AI技术进行内容生产的同时，把我们社优质数字内容向步步高学习机、小天才电话手表等硬件植入，搭建“互联网+教育”服务体系，增强用户粘性。
我们通过把纸质图书视频化，整合了直播、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渠道，形成内容分发闭环，强化了图书的品牌传播，还尝试以AI技术深度应用，实现图书立体开发。通过AI技术进行《行走的月光静悄悄》图书的视频版开发，是为了让“中国好书”多一种阅读体验，增加读者的阅读形式。
中华读书报：市场教辅受政策变化冲击严重，山东教育出版社又该如何应对？
杨大卫：教辅市场在教育“双减”政策和“一科一辅”规定的持续推进下，传统的出版形式和经营模式暴露出巨大的危机，新的教育政策和市场环境，也是推动教育出版社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应对新的教辅市场环境，我想一方面是评议教辅内拓外展，争取实现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市场教辅止跌企稳，市场规模逐步恢复。作为教育专业出版社，教辅数字化是我们纵深推进服务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开辟发展新领域的新赛道。“以变应变”，持续创新产品形态，持续推进社店联合产品，做精做细地市专供品种，积极进行新产品开发，积极探索出版新业态。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当下地方出版社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明年将有何打算？
杨大卫：目前，地方出版社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关口。它们不像国家级大社拥有品牌和资源优势，也不及大学出版社能依托顶尖学府的学术底蕴。在数字浪潮、市场格局重塑的多重压力下，面临的考验尤为严峻。
地方出版社以往多过度依赖教材教辅，这部分业务在营收中占比超过60%的皆皆比是。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双减”政策的深化，这根“支柱”正在动摇。而在市场化的一般图书领域，地方出版社正面临“千金难求一稿”的窘境，优质原创作者资源极度匮乏。一流作者往往倾向于与中央级或几家知名地方出版社合作，大部分地方出版社在挖掘和维系优秀作者方面面临先天劣势，难以获得有分量的书稿。结果是选题跟风、内容同质化严重，导致新书平均首印量持续下滑，许多图书销量甚至不足百册。
在向数字出版转型的道路上，地方出版社也步履维艰，仍停留在将纸质书简单转化为电子书或有声书的初级阶段，缺乏能真正创造稳定收益的成熟数字商业模式。由于销售数据大多掌握在电商平台和内容电商手中，出版社无法精准掌握读者真实的行为数据和反馈，就像“盲人摸象”，难以进行精准的市场判断和选题策划。尽管地方出版社正积极布局自播等新媒体渠道，但往往陷入低价竞争的内卷，投入产出比不高。开发真正融合多媒体、具备交互功能的新形态数字产品，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这对一个单体出版社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最终形成了“没钱创新—业务萎缩—更没钱创新”的负向循环。
一切发展都依赖于“人”，而人才流失恰恰也是地方出版社的“切肤之痛”。由于地处非一线城市，发展前景和薪资待遇缺乏竞争力，地方出版社难以吸引和留住既懂传统出版、又精通数字技术和市场运营的复合型精英人才。
总之，地方出版社好像站在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中央，传统的彼岸正在塌陷，而对岸仍云雾缭绕。“内容陈旧、转型缓慢、人才流失、资金不足”这几大困境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系统性难题。如何破局，我想必然在于彻底告别过去“等、靠、要”的思维，转向一种更积极主动的战略：深耕特定垂直领域，打造不可替代的品牌；以“我”为主，建设直接触达用户的能力；并探索“出版+”的多元化价值创造模式。这个过程注定充满挑战，但也是地方出版社走向重生的唯一路径。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