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疯子”到“病人”：精神病学的历史

    ■朱雪婷

    精神健康问题正在成为我们的时代症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2年的统计，全球有约10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占全球总人口的13%，这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而在中国，这一数字的终身患病率也达到了16.6%，影响人群超过2.3亿。演员因抑郁症而停工、歌手因焦虑症而中断演唱会，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些数据。

    然而，我们很难在身边感受到这些数据的存在。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深陷于病耻感，羞于向任何人乃至医生提及此事。他们不仅要承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还被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和污名压得喘不过气。其实，只要了解精神病学及其历史，这种偏见就会不攻自破。

    《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的历史》正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精神病学及其历史的好书。本书作者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PA）前主席杰弗里·A.利伯曼，而APA正是被全球精神病院和心理健康工作者奉为圭臬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制定者。

    本书尤其难得的是利伯曼的局内人视角：他亲身参与和见证了精神病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与许多教科书式的人物有过交往，如认知行为疗法创始人亚伦·贝克、现代精神病学诊断之父罗伯特·斯皮策。他用人物轶事、临床案例、科普知识串联起精神病学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犀利幽默而又发人深省。从诱发患者腹泻、昏迷、痉挛、感染疟疾，把患者固定在椅子上疯狂旋转，在病人的头骨上钻个洞，到使用电击和药物……本书毫不避讳人类探索精神病以来荒诞无稽的“黑历史”，更热情地展示一代代先驱在这条艰难之路上取得的种种成就，用富于同情心的分析澄清了外界对精神病、精神疾病患者和精神科医生的误解与迷信。

    头骨上的洞：精神病学的“黑历史”

    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症状与正常情绪的界限并不清晰，且病因无迹可寻，而科学又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在大脑研究上取得突破，精神病学早期荒诞无稽的“黑历史”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历史上第一位精神科医生是威廉·赖希，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生命能”学说，认为精神疾病源于患者体内的生命能阻塞。他自制了“生命能蓄能器”用于治疗——让患者挤进一个电话亭大小的箱子，在其脖子上挂一根橡胶软管。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荒诞的学说不仅吸引了大批患者，还获得了主流医学期刊的认可。像这样近乎骗术、毫无疗效的学说还有很多，于是无望的精神病患者大多只能沦落到住进疯人院。患者可能会被锁链捆缚、鞭笞、棍殴、浸冷水，或者一连几周被锁在寒冷的小牢房里。

    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把患者固定在椅子上，然后将其旋转；用鸟笼一样的盒子罩住患者的头，隔绝视觉和听觉，还给患者开用水银做成的强力泻药。葡萄牙神经科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发明了脑白质切除术：在病人的颅骨上开孔，将器械伸进大脑，像挖苹果核一样挖取脑组织，他还因此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接受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形同痴呆，最著名的受害者是肯尼迪总统的妹妹。此外，还有通过诱导患者进入深度昏迷、癫痫发作来治疗精神疾病的，患者骨折或死亡的情况居然被视为“可接受的代价”。

    利伯曼毫不回避这些让从业者蒙羞的过往，但他也提醒我们：精神病学一直在“大脑”和“心灵”之间摇摆，这导致早期的精神科医生既渴望科学，又难以逃脱奇想与怪谈；那些近乎虐待的疗法，其初衷都是救人。

    科学的曙光：可靠的诊断与治疗

    精神病学自存在以来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诊断，二是治疗。由于一直缺乏统一的标准，各国乃至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对精神疾病都有一套自己的诊断体系，这导致谈论名称、症状和所谓的病因简直是鸡同鸭讲，遑论治疗。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1952年DSM的发布。

    DSM之父罗伯特·斯皮策领导APA开创了“主观痛苦+功能损害”的诊断原则，将没有数据支持的弗洛伊德式假说扫地出门，将无数敢于违背主流做自己的人从“疯子”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小到能不能开请假条、走不走医疗保险，大到数亿元资金的流向、百万人的就业前景，DSM可能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

    除了诊断，精神病学在治疗这一层面也突破连连。氯醛、锂盐、丙咪嗪……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对精神疾病有疗效的化合物，精神科医生的处方上终于有了正经的药物可用，泻药退出历史舞台，大批患者从疯人院回归家庭和社会。

    药理学、神经科学、脑成像技术的突飞猛进，仿佛表明精神病学已经完全是化学物质和神经突触的领域，成了重视生理基础的生物学派的天下，站在心理学角度的心理动力学流派再无立足之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科学的领域，心理动力学流派也可以大显身手。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开创了治疗师与患者通过谈话达到治愈目的的模式，为心理治疗制定了基本规则，此后精神分析一直在谈话疗法中独占鳌头，直到认知行为疗法（CBT）横空出世。颇有讽刺性的是，提出CBT疗法的亚伦·贝克正是精神分析学派的门徒。20世纪60年代，CBT成为首款“循证心理疗法”——一种经盲法试验测试显示有效的谈话疗法，一改精神分析疗程长、见效慢、费用高的缺陷，让无数人恢复了正常生活。此后，辩证行为疗法等多种咨询式疗法也各自展现出了优势。

    最后的敌人：社会的误解和污名

    “如果你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却突然抱恙。你更愿意说你是因为肾结石……还是因为躁狂发作，所以去不了？ 你是宁愿道歉，然后以腰部扭伤为借口？ ……还是说你恐慌发作了？”利伯曼在书中抛出的这一问题，一语道破了精神病学最后的敌人——病耻感。

    行医多年的利伯曼感叹道：“作为一名既有临床护理一线经验又有精神病学前沿研究经历的医生，我目睹了势如破竹的进步改变了精神病学……但不幸的是，不是人人都能从中受益。……来我们精神科看诊的许多患者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担心被别人知道。……很多患者经常从南美、中东或亚洲飞到纽约找我们看病，为的就是确保本国没有人会发现他们在看精神科医生。”他遇到过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被家人关在别墅里的现实版“阁楼上的疯女人”，因为感到丢人而迟迟不肯将女儿送医的社会名流……精神病学好不容易在大脑和心灵的天平上取得平衡，兼采生物学派和心理动力学派之长，但卡在了让病人愿意走进精神科挂个号这一关上。

    要解决这个难题，答案不在医院内，而在社会中。只有破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消弭社会对患者的污名，那些躲在角落的受苦之人才会愿意走出家门，求医问药。

    而这一切，要从了解精神疾病的真相开始。我们无法左右他人的眼光，但至少可以通过阅读先打破自己对精神疾病及其患者的偏见，明白：他们不是“疯子”，他们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