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文学

    ■杨光

    张隆溪教授的新书《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第二，世界文学中的可翻译性与可通约性问题；第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作者呼吁一种文学层面的普遍性，以“世界文学与普世精神”为旨归。这些问题是世界文学领域的经典问题，已有过诸多的讨论，不过当前的媒介环境使得相关的问题有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文学或者叙事性的文本已渗透到整个内容性的产业中。若将这些大众文化的文本都称之为“文学”或是值得商榷的，合适的描述大概是其中包含着某些“文学性”的成分。在此笔者更倾向于将之视为文学的泛化，在“文学的泛化”这一现象的基础上，文学的可通约性问题便不再局限于不同的语言之间，还将存在于不同的媒介之间，“文学的泛化”也使得“普遍的文学”这一问题有了更多的可能。

    世界文学之作为“发现”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世界文学作为有待发现的对象，对其的探索和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世界文学的版图和我们对文学的认识边界，如书中所言，“除西方主要的文学传统之外，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学都并未在全球广泛流通，都尚未为人所知，是我称之为尚待发现的世界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世界文学的研习是一个发现和完善的过程。

    二是世界文学自身是一种发现世界丰富性的方式。书中提到了欧洲著名的灰姑娘童话，在中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曾出现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作者称之为“早得很多的灰姑娘版本”。在这个案例中，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理解全球跨文化交流的路径，“这个例子也证明，如果我们走出平常熟悉的领域，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里去探索许多问题，我们对文学的世界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对文学作品也会有更全面的理解”。

    三是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话语空间。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诸种文学理论纷至沓来，并且它们很快超出了纯粹的文学范畴，讨论拓展至诸多社会文化议题上。世界文学的研究回应了这种思潮，同时它自身蕴含的多种文化视野和可能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理论的边界并提供思想的质料。当然，从这种视角来看，文学自身的本体性地位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贬抑，但多种视野的纳入也可提供对文学更深层的理解。

    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与语言环境中的流通是世界文学得以成立的条件，也是其“发现”潜力得以兑现的重要方式。基于此，翻译与是否可译的问题便是世界文学这一领域中的核心命题，也是书中重点论述的部分。

    根据书中的论述，长久以来“不可译性”都是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不可译性”来自于“不可通约性”，后者是托马斯·库恩在论述科学范式之间的关系时所提出，后来觉察出其不完备，便将之缩小至语言范围。不可译性强调的是不同语言及文化间翻译与交流的不可能。从哲学或宗教学上讲，语言被视为对逻各斯或道的指示，对后者的体认诉诸于体验或说“意会”，这接近于庄子“得鱼忘筌”的说法；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语言具有极强的在地性，是对于相应语言环境中事物的命名和描绘，不同的语言之间往往缺乏完全对位的词汇，这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意义损失。这二者大致是“不可译性”在两个层面的意味。但不完全可译不等于完全不可译，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翻译的功用，“不可译性纯粹是建构出来的想法，因为在现实当中，翻译无论多么困难，多么不全面或不完善，却从来都能使人们得以互相交往”。看起来这一争议的直接原因是，是否将理论绝对化。

    不过若悬置“不可译性”命题中的理论偏执的话，其提出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一门语言或符号体系是一个文化的外部端口，且有相当一部分指涉体系外部，或由外部信息提供支撑以完成对文本力量的最大唤醒。作一个或许不大恰切的比喻，语言及其对应文化的关系类似于索引与数据库的关系；语言离不开它的土地，正如索引无法脱离数据库而存在。最典型的案例是中国古典诗词，比如辛弃疾的作品中对典故的密集使用。在辛弃疾笔下，历史故事、传说、神话等按照宋词的格律写出，形成极具形式美感的句子。相关背景信息固然可译，但其唤起情感的链路、词句的节奏、将典故凝成词句或者说封装信息的方式，则是不可译或至少是不好译的。但翻译至少可以为遥远的读者提供接近另一种文化的机会，并促成理解的可能。

    在书中，世界文学更深层的指向是一种普世精神，“普世主义是一种愿景和生活方式，是要超出与生俱来的局限，通过有意识而艰苦的努力与普天之下所有人联系起来，才可能形成”。仅就这一愿景而言，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与媒介环境下，有了更多的方式，其中与文学关联更为密切是开头曾提到过的“文学的泛化”。各类文学性的手法，通过各种形式渗入到了当前诸多的文化产品中，被用作信息、情感的传达手段。如在剧情导向的网络游戏中，会使用多种叙事手法和修辞手段在剧情中刻画世界观、塑造人物。此类作品称之为文学或有待商榷，但称其包含文学性的成分应无争议。只是相较于文学作品，此类融合性的媒体作品往往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同时因其包含多种媒介形式，其传达出的信息体验也更为立体、全面。一件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其在文化交流上发挥的作用将会是非常可观的。

    从一种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看，大众文化领域的融媒体作品可能被视为粗陋的“文化工业”产品，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道理。但文学性的渗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点，当一件文化产品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它便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品，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雅明说的“原真性”。只是这种“原真性”不是存在于物质性层面，而是存在于更抽象的产品“原型”层面。对某一产品的“叙事”既可能由出品方完成，也可能来自于其与受众的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独特记忆。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文学可能被泛化了、被商业化了，但文学也无处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