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与“眼光向下”——《嘉兴文献丛书》初读

    ■张燕婴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其最初含义包含典籍（“文”）与贤人（“献”）两端，体现孔子认识到，在中华礼文的传承过程中，文字记录与人类记忆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然人终将逝，其记忆需有所依凭，方能被后人看到、知晓，于是典籍（“文”）的意义便逐渐凸显。而仍能以“文献”称之者，在于典籍背后所隐藏的人——也许是作者（主体）、也许是对象（客体）、也许是读者（受众），终会被看到。《嘉兴文献丛书》即存有这样的用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本质，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固有元素之一：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已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从典籍中重新发现“人”的因素，看到隐身在文字中的古人们，了解并理解他们，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

    如收入《嘉兴文献丛书》史部的个人传记类文献有68种，占史部文献（不含方志类）总数的五成以上，其中日记类33种，为读者呈现出以个人视角记录下的大历史、小细节和众多鲜活的“人生”。《壬寅乍浦殉难录》就是记录当年事的史料。此书记录的对象正是“人”，是这些人物所体现的绝不屈服的爱国精神，同时也是这些殉难者所承载的“弱国”之苦痛。“看见”他们，才会明白中华民族穿越历史长河，历经无数波折，得以生生不息，始终屹立于天壤间的强大“基因”。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几乎就是“失声的群体”，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即使不会是中国古代女性著作的全部，相关数据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汉朝到明朝女性著述仅有361家，清代则有3500多家；尽管因为时代近迩，后者已是前者的近十倍，但相比于22万7千种的清人著述（此据杜泽逊先生《清人著述总目》的统计），也不过是另类的“百里挑一”。而据《嘉兴文献总目》的统计，嘉兴地区历史上的著作有约11000种，胡文楷所著录的嘉兴地区女性著作则有449种，可知该地区女性作者著作的占比明显高于均值。女性地位是衡量开明程度的最好指标，而嘉兴地区在历史上就已是开明社会的范例与榜样；今《嘉兴文献丛书》又多收女性别集，让我们清楚看到若干女性个体面貌的同时，也深刻感知其地自古以来就具有引领“社会进步”的“基调”，从而更容易理解“红船”为何会从嘉兴南湖起航。

    《嘉兴文献丛书》，300册的体量，如集中选入名家大家的著作，一方面难免会与其他已出版丛书存在交叉而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必然会缩小丛书能够呈现的基本面，无助于了解并理解嘉兴文化雄厚的基础与人文之富之美。故“凡例”中特别提出“名家著述，为避免重复出版，选择具有嘉兴地方特色或流传较少的文献收录”，而在将选目的眼光移向基本面的同时，又注意突出开创性、代表性、周遍性等特征。

    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基层社会如何运作，就需要聚焦于作为最基层行政区划的乡镇村落。但这种层级社会的系统化史料往往分外难得。清季名儒俞樾在光绪十九年曾给孙志熊的《菱湖镇志》写序称，该志是菱湖镇（时属湖州府归安县）的第一部完成了的镇志。浙江省的另外一部镇志《临平志》（时属杭州府仁和县）则修于明末，刻于清初。而嘉兴则自宋代就有镇志：南宋理宗绍定三年常棠编纂的《澉水志》八卷为现存最早的乡镇志，称得上具有“开创”之功。章学诚言“方志乃一方之全史”（《章氏遗书》卷十四），嘉兴众多（府县）乡镇村志的存在，正凸显出其地当江南要区，物阜民丰的经济状况和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

    嘉兴别名“禾城”（又有“禾興”“嘉禾”之名），是因为嘉兴地区在三国时期出现过“野稻自生”的祥瑞景观，反映当地稻作农业发展水平之高。另外，早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就在嘉兴境内开凿了人工河道；经历秦汉时期的发展，又与杭州、苏州相连；到隋代正式实现南北大运河的沟通之时，嘉兴已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收入《嘉兴文献丛书》史部地理类和子部农家类的书籍，有效展现该地区水网交织、农桑富饶的风土特色，成为支撑嘉兴文化代代兴盛的社会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嘉兴地区的文化教育也因之蓬勃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儒学案》所载学者，嘉兴籍的多达81人，居浙江首位；明清两代嘉兴籍的进士计有1316人，占全国总数的6%。其中不乏簪缨世家、文化望族。如曾被誉为“清代第一望族”的海宁陈氏，尝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盛事，家族中人遍研经义：明代有陈与郊著《檀弓考工辑注》、陈士芳著《春秋四传通辞》，清代有陈确著《大学辨》、陈诜著《诗经述》、陈鳣著《简庄疏记》《恒言广证》（均收入《嘉兴文献丛书》），代有才俊，共同见证浙西学术随着家学谱系实现纵向演进。

    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嘉兴的多家文化机构（五家图书馆、三家博物馆、一家档案馆、一家文保所）作为“红船精神”的传承者，以他们对“两个结合”理论深入且透彻的理解，为读者奉献了《嘉兴文献丛书》这一具有“以人为本”与“眼光向下”特色的古籍经典大餐，令人感佩。

    再回到孔子的语境：当需要对夏商之礼予以言说时，孔子首先提到的乃是“文献”对于“言”的客观限制。那么如果将言说的对象替换为“嘉兴”，皇皇三百册的《嘉兴文献丛书》是否也会存在“限制性”的问题呢？ 显然还是会有的。因此我们对以《嘉兴文献总目》为指导的“嘉兴文献总库”（数据化、知识化、智能化的）仍怀着热切的期待。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