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代中国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吴国盛

    忠和院士的散文随笔结集《我的科普之道》出版，嘱我写序。诚惶诚恐之余，我拜读了全书清样。却之不恭，谈谈读后感。

    众所周知，忠和是国际知名的古生物学家。他关于鸟类演化的研究改写了我们对鸟类起源的认知，在热河生物群方面的研究成果享誉国际学界。我还知道，他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在科学传播领域身先士卒，写作了大量普及进化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文章，深受读者的喜爱。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关于科学精神、科技管理体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问题有这么多全面而深入的思考。阅读全书，我时常有强烈的共鸣、拍案叫绝的冲动。

    中国不是现代科学的故乡，科学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始终薄弱。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更多的源于振衰起敝、变法图强的现实危机，有极强的抵御外侮、振兴国族的功利目标。中国科学家投身科学，也更多的是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百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两个目标——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自强自立的“救亡”目标，与告别古代社会完成现代性转型的“启蒙”目标——对应着大不相同的科学理解：救亡召唤的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启蒙则要求将科学精神融入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近现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使得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大行其道，而科学精神的理解、传播和接受一再被耽搁。竺可桢先生1935年即提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但这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细若游丝、几成绝响，始终不能蔚然成风。所幸的是，在本书中，我们再次看到竺先生那样的真知灼见不断扑面而来。科学研究的动力除了利益和需求，兴趣和好奇心这种内在的因素是不是更加重要？ 科学与技术从概念上要不要清晰区分？ 要不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应该如何重视？ 读到这些犀利而坚定的发问，我常感到心心相印、相见恨晚。

    自19世纪以来，现代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职业化的文化事业。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国防军事、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投入重金支持科学研究事业。科学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追求真理也不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动机。名誉、金钱、利益开始贯穿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运作之中。在追求真理与获取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是现代科学家行为规范的主要着眼点，也是现代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制度设计的主要着眼点。在西方，因为有现代科学内生的公开性原则，以及科学共同体强大的自主性和自组织传统，对追名逐利的不端行为有天然的约束。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科学精神、缺失兴趣驱动和真理导向的科学研究传统的国家，学术不端行为更加广泛，约束更加乏力。国家层面上如何合理配置科研资源、如何调动科学家积极性，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本书作者像丁文江等前辈一样，主动承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关心国事民瘼，直面科研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病。比如在业绩评估中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就会导致“不鼓励高风险的原始创新，变相鼓励跟踪研究”；在业绩评估中标准单一化，缺乏分类评价体系，就会导致无视各学科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尤其是《虎年基础科研——我的十个困惑》一文，把我们在科研资源和科研荣誉分配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做了系统的评点，盘点“困惑”，表达“忧思”，震聋发聩。

    作为一位优秀的科学传播家，忠和的文字也颇具特色——平实中见深刻，温和中藏锋芒，不急不徐，娓娓道来，偶尔还来点幽默。在批评中从不居高临下，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和善意。在这本不厚的文集中，读者可以见识一位当代中国科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真理的执着、对社会的关切和责任感。在这个科技主宰人类命运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周忠和院士这样的科学家，既深耕专业又心系社会：在专业领域追求卓越，在公共领域发光发热。科学家们主动参与科学文化建设，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真正获得深厚的文化支撑与持久的精神动力。是所望焉。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