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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杰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科技革命重塑人类生存方式的当下，如何从中华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以儒家、兵家等优秀传统思想回应当代治道之问，为现代国家治理、全球安全合作与文明对话提供新思路，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前沿议题。
2025年10月25日至26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儒学前沿论坛（2025）儒兵道术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隆重举行。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马箭飞，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吴臻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论坛以“儒兵道术与国家治理”为主题，近六十位海内外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儒家、兵家思想的融合及其在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中的当代价值，展开了一场跨学科、深层次的思想碰撞。会议以宏阔的历史视野、精微的哲学思辨与现实的治理理念，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战略思维与和平智慧，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范例。
儒兵的共建与交融
会议伊始，学者们从宏观历史脉络出发，梳理了中国战略思想的演进轨迹。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奠基到明清时期“以儒统兵”思潮的兴起，儒学与兵家的互动不断深化。对这种共建机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战略文化超越工具理性的内在特质。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钟少异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军事历史、技术和思想的研究。他在报告中系统梳理了中国战略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与核心特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奠定思想基础，秦汉至明清在大一统体制下形成以中原为中心、重陆轻海的防御型战略，近代在西方冲击下经历从“师夷长技”到“变革图强”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实现民族复兴与全球视野的升华。最后他强调，诸子百家在战略思想方面的贡献与后世融合，形成了中华战略文化的深厚传统。
历史维度的研究揭示了儒兵思想在实践中的交融与演变。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震教授系统考述了儒兵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哲学内涵。他指出，先秦时期儒与兵并立，形成“道”与“术”的互补格局。随着唐宋“文武分途”与“以文制武”政策强化，兵学被纳入儒学体系，出现“以儒解兵”的儒学化进程，强化其伦理导向。中华兵学最终形成了贵柔守中、慎战谋全的文化特质，这与现代战争中的复杂性治理具有高度呼应性。王震教授最后提出，应在传统兵学基础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儒兵思想创造性转化，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天津市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刘春生研究员对儒兵二家的思想源头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西周古书《周史六弢》是儒兵思想之源。殷人崇“天”，而姜太公提出了“天下”的观念，这是思想上的革命。相关理念既是兴周灭商的政治纲领，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的渊源。传世旧题为姜太公所撰的《六韬》总体上还是可靠的。因此，他强调姜太公是一位早于“轴心时代”，并对中国“轴心时代”的儒兵等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思想家。
齐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诸侯国，曾出现过大量重要的军事家。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阎盛国教授系统梳理了齐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用兵风格。一是姜太公施行“仁义之兵”，二是管仲创立了“节制之兵”，三是田穰苴创设了“权诈之兵”，四是孙子创建了“奇正之兵”。在此演变进程中，儒家的孔子、荀子提出并完善“仁义之兵”理论。他强调，齐国用兵风格的四阶段是儒家与兵家智慧火花交融共生的产物，并最终奠定了后世用兵风格的基本类型。
临沂市博物馆副馆长、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馆长彭梅也对先秦时期的儒兵交汇十分感兴趣。她对《论语》与《孙子兵法》中“道”的内在融通性与差异性进行了讨论。她强调，儒家之“道”以德为核心，构建伦理政治纲领；兵家之“道”以同欲为基石，形成战略制胜原则。两者在追求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以民心为根本的力量来源，以及重视领导者之德的内在支撑上存在深层共通性，但在价值导向和实践路径上也有差异性。
先秦以降，儒兵的共建与交融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发展。军事科学院刘庆研究员聚焦于明清时期的“以儒统兵”思潮与“左氏兵学著述热”。他指出，此现象是儒家学者试图以儒学思想统摄和改造兵家学说的体现，旨在从儒家经典《左传》中发掘战争原则以经世致用。他分析了魏禧等人从《左传》中发掘战争原则，却又不得不吸纳兵家“诡道”的内在张力。儒家在面对战争现实时的调适，深刻影响了晚清湘军的军事实践，是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与军事史互动关系的关键一环。
儒兵共建交融的历史事实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孙子兵法研究》总编辑侯昂妤对儒家与兵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与当代治理中的融合及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儒兵相融深刻影响了政治思维与治国理念。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全局性与辩证性等共通点，在思想内涵上均强调民本、和平与正义。侯昂妤强调，这种思想资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思想启示。
此外，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东夷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李桂民对儒兵融合与《尉缭子》治国整军思想进行了剖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秀男讲师从“仁”与“诈”的角度讨论了《孙子兵法》与儒家兵学的共振与背离。潍坊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原教授邵青聚焦于陆懋德的《孙子兵法集释》，深入分析了近代兵学的儒学化建构。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刘星从康有为对《孔子兵法》阐发与运用的角度展现了其儒兵道术思想的交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杨玉蝶博士从《孙子兵法》探讨了兵学与儒学的相通性。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占彬博士剖析了戚继光与王阳明心学化兵学思想的理论差异。
儒家内部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伦理根基
如果说儒兵融合展现了战略思想的实践维度，那么儒家内部思想体系的建构则为其提供了伦理根基。这一由先秦儒家奠定的伦理架构，确保了中国的战略思想始终内嵌着对善治的追求，它要求任何战略决策与军事行动都必须接受“仁”“义”“礼”等原则的审视与约束，从而为冰冷的力量博弈注入了温暖的人文关怀与深厚的道德责任感。
儒家治理的有效性首先建立在个体道德的真实性之上。国防大学军事思想军事历史教研室陈相灵教授对儒家修身理念进行了考察，指出传统“仁礼”框架在解释道德虚伪问题上存在局限，而“敬”与“义”才是其深层脉源。他认为，“敬”源于对天命与人事的虔敬情感。通过分析《诗经》等经典，他论证了“敬”贯穿于个人修养与社会实践，“义”则确保道德行为合宜适度。他强调，回归“敬”与“义”的源头，对当代道德建设、培育真诚人格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伟教授以“从‘心’到‘事’”为主线，系统阐释了中国思想中“超验”与“经验”相统一的内在逻辑。他分别追溯了从商代人格神“帝”到周代理性化“天”的超越观念演变、张载“心统性情”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等思想传统，指出儒家通过“心—性—情—意—知—事—物”的贯通，实现了天道下贯、仁义实践的内在统一，为理解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刻的哲学依据。
在个体修身的基础上，儒家哲学进一步构建了人文理性的生成逻辑及其外在规范体系。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冯晨教授聚焦于荀子思想中人文理性的生成逻辑。在荀子的世界中，自然意义的天道观为人文理性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宇宙论前提，而性的“本始材朴”性质与人的存在方式发生着内在紧张，从而呼唤人文理性产生。冯晨教授指出，心在此前提下负有建立人文理性的责任以及“化性起伪”的能力，其“能辨”成为理性生成的关键环节，由此“注错习俗”才有意义。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何光顺教授从中华美学的时空观念切入，系统阐释了先秦儒家的“用物”“命名”原则及其“感应”哲学。他指出，儒家在“用物”上强调“以德”为原则，主张物的使用需符合礼制规范与人伦秩序，以实现空间性的器物安排与时间性的历史视野相统一；在“命名”上则遵循“依礼”原则，通过信、义、象、假、类五种方式，将个体生命嵌入具体的时空网络，赋予其社会与精神意义。
儒家伦理与理性最终指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实践。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广教授通过对荀子、韩非和亚当·斯密的比较，探讨了儒家人文经济的意蕴。他指出，以荀子代表的儒家将民本文化融入传统经济活动中，使其经济思想具有了人文关怀。其“伦理人”预设、“富民优先”目标、“礼法并施”规范、“四民同业”格局，与法家君本经济的“工具化”、西方古典经济学个体本位的“效率化”形成鲜明对比，既尊经济规律，又守人文底线。
在向现代政治哲学的转型中，儒家原理依然发挥着作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郭萍教授以“群己权界”为核心，对儒家现代群治之方以及严复自由理论的儒学根基进行了辨析。她指出，严复意在解决现代中国的“群治”问题，即认为中国唯有发展个体自由，才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进而自强自存。严复将自由之要旨概括为“群己权界”，并非简单的中西格义，而是一种现代自由观念的中国式表达，其思想实质是儒家群学原理的现代演绎。
此外，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李竞恒副研究员聚焦孔门武德，考察了原始儒学的封建军事贵族文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骄键副教授从“情—礼”之治的角度探讨了儒家礼治的意义。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黄河清副研究员分析了儒家思想与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关联。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育部李树超讲师对“继天立极—论先秦儒家伦理的建构”进行了论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蔡杰副教授以徐元庆为父报仇案为核心探讨了儒家复仇思想的限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政杰副研究员从为民父母与孝悌之道讨论了孟子论君民关系的双重性。韩国学者、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赵熙正助理研究员从“慎战”到“义战”的角度论述孔孟战争观的继承与发展。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祁正博士对荀子礼治框架下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探讨。
兵家思想的哲学意蕴与历史演化
在儒学与兵家的互动中，兵家思想的哲学意蕴与历史演化成为另一焦点。多位学者深入剖析了兵家思想的核心命题。兵家思想远非简单的“诡道”之术，其内部包含着一套完整的宇宙观、方法论和价值论。多位学者通过对《孙子兵法》等经典的重新诠释，揭明了兵家学说是一座丰富的哲学宝库，其智慧已超越军事领域，为理解复杂系统内的竞争、管理与转化提供了普遍启示。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林安梧教授以“存有三态论”为理论框架，对《孙子兵法·始计篇》进行了创造性诠释，揭示了其深层的哲学结构与和平智慧。他指出：“道”对应存有根源，体现军事行动的价值基础；“天、地”对应存有开显，展现战略运作的时空场域；“将、法”对应存有执定，呈现战术执行的主客观条件。由此，他进一步探讨了儒兵、道术的会通如何为天下和平奠定哲学基础。这一诠释对文明对话、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将中国传统兵学的根本原则与哲学意蕴概括为“兵以道立”。长期以来，“兵以诈立”常被误读为传统兵学的核心。杨教授结合先秦经典文本指出，“道”是兵之存续的根基、战力的源泉、伦理的边界，涵盖“民心向背”“伦理道义”“治军规律”三重核心内涵；而“兵以诈立”仅为“用兵”层面的战术手段，需以“道”为前提与约束。孔子以“仁道”统摄武力，其“文事武备相济”“刚健厚德并举”的思想，正是“兵以道立”的儒家实践典范。这为当代军事伦理与军队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解放军某大学的王硕民教授对孙子兵学的“政道”论进行了细致分析。他指出，孙子十分重视以“政道”凝聚作战力量，通过倡导政道达成上下一志、闻令即动、唯人是保、公平持正等效果。这一“政道”观念不仅体现孙子兵学治军用兵的政治智慧，还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智”“仁”特性。他强调，对于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世界文明进程、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孙子兵学的“政道”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宁镇疆教授以久已佚失的兵学文献《曹沫之阵》篇为核心，对中国早期兵学源流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该篇在语言、军事思想等方面与《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传世兵学文献多有关联，既显示中国兵学思想的源远流长，也说明早期兵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渗。该篇强调的王侯贵族之亲征，与两周铜器铭文中的王侯亲征情况相合，最迟也应该成书于春秋时期。宁镇疆教授的报告为追溯早期兵学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李元鹏副研究员系统阐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方法：一是辩证思维源于实践，强调经验考察与理性提炼；二是运用“矛盾二分法”，提炼出奇正、虚实、主客等核心范畴；三是强调战争处于“永不停歇的运动变化”中，主张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四是揭示矛盾双方在人的能动作用下可以相互转化；五是坚持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他强调，这种辩证思维，使其思想能超越军事领域，对一切竞争性、对抗性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夏世华副教授讨论了上博简《天子建州》的兵学思想。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付耶非助理研究员从《评注七子兵略》在近代的流传出发，分析了传统兵学在近代的时代回响。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常思礼分析了周秦汉兵学中的先后论。
战争与治道：“止戈为武”与“以人为本”
儒家与兵家思想所抵达的哲学高度，最终必然指向对战争与治道的深层反思，这也是本次论坛讨论的落脚点与思想升华之处。儒兵思想的交汇点在于共同倡导一种“止戈为武”的和平智慧与“以人为本”的治理伦理。它启示我们，任何武力的运用都必须以捍卫人民的福祉与区域的和平为最终目的，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精髓，也为当今世界应对冲突、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东方智慧。
儒家思想对战争的理解，体现了其超越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规范性追求。阿根廷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首席研究员、罗萨里奥国立大学爱德华多·丹尼尔·奥维多教授探讨了先秦儒家战争观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他运用“三维论”分析框架，从他国对外政策、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三个层面，阐释了孔子、孟子与荀子对战争的不同论述。儒家战争观具有鲜明的规范性与系统性，为理解战争的伦理维度与秩序功能提供了重要参照。奥维多教授强调，儒学内部思想的多元性与互补性，使其成为具有当代价值的战略文化资源。
传统“王者之师”理念能否为现代主权逻辑提供反思维度？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伍晓明教授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战争”并非现代意义上主权国家间的平等武力对抗。在儒家理想的“天下体系”中，战争从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唯一合法使用武力的形式是“王者之师”为“禁暴除害”所进行的“征伐”。伍晓明教授揭示了儒家战争观的伦理基础与政治逻辑，并指出其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在战争合法性、主权平等问题上的根本差异。他强调，儒家所追求的是“天下定于一”的大同秩序，这一思想对当代思考战争与和平仍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反战的视角来看，儒墨等诸子学派都具有丰富的论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教授对儒墨爱的哲学以及战争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儒家的仁爱哲学和墨家的兼爱哲学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基于“爱”的立场批判战争、倡导和平，具体表现在反战论、正战论、止战论三个方面。其中，墨子倡导“非攻”、主张放弃进攻、专务防御以实现和平，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通过王道来实现和平。这些思想对于当今世界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全球治理面临文明冲突与秩序重构的今天，中国传统思想中能否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替代性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薛力研究员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儒法”思想与“礼治秩序”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国际秩序宜概括为“礼治秩序”，其核心是“依礼行事”，以“利于人，形于礼”为原则，强调家国同构、华夷分治与一国一策的治理逻辑。他强调，理解这一传统有助于今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并在现代国际秩序构建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儒兵思想融合的成果，最终在历史人物的治理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解光宇教授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为例，探讨了儒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启示。刘铭传为清朝末期淮军重要将领，在军事领域南征北战，彰显了其将军本色；在文化领域保护西周虢季子白盘，并留下《大潜山房诗抄》，体现了其文人特质。解光宇教授认为，这体现了儒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特质。
此外，来自俄罗斯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汉伊理对兵家诡道与儒家诚道的现代治理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山东省方志馆乔士华馆长以地方志视域中的“儒兵道术”，系统分析了地方治理机制演进。临沂大学传媒学院特聘教授黄书亭从仁术与兵权的角度，展现了慎战与全胜的治理智慧融合。天津大学刘建国讲师分析了儒家“和而不同”与兵家“知己知彼”的两大思想遗产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与企业竞争的双重启示。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陈刚剖析了儒兵道术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这场开拓性的儒、兵两家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的对话，在达成多项共识后迎来圆满闭幕。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震教授对会议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总结。他指出，本次“儒兵道术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四大核心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一，深化了对儒、兵思想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揭示二者并非对立，而是“道”与“术”的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守正创新、灵活应变”的战略文化。第二，集中辨析了“兵以道立”的根本原则，强调军事行动需以民心为本、坚守伦理道义、遵循治军规律，为当代军事伦理建设提供了传统智慧。第三，探讨了儒兵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路径，其在经济模式、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等领域，为构建刚柔并济的现代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第四，从传统“天下观”出发，为反思当代国际冲突、推动对话化解分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东方视角。他强调，会议彰显了儒兵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全球价值。
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学典高屋建瓴地从时代使命与学术责任的高度作了大会总结。他深刻指出，此次会议成功实现了儒学与兵学两大传统领域的首次深度跨学科对话，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强调，儒学不仅是哲学与伦理学的范畴，更涵盖多学科的社会治理理论，应推动其社会科学化转型。王学典教授并介绍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方向——以儒学为核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研究院不仅组织儒墨、儒法、儒道等系列对话，还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层面的文化建设项目。他呼吁学者打破学科壁垒，拓展学术视野，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展。此次会议不仅是学术“破冰之旅”，也为未来的跨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研讨会以“儒兵道术”为轴心，通过历史、哲学、军事、政治、伦理等多学科的交叉对话，全面展现了中华战略智慧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学者们既有对经典的精深解读，也有对现实的深切关怀；既有对传统的致敬，更有面向未来的创新。这场思想盛宴不仅深化了学界对儒兵思想的理解，更在方法论上示范了如何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宝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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