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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张钧皓 郝雪敏
2025年8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史研究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近世社会与区域学术——第四届学术社会史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国内近30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作为学术社会史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检秋在会上指出，经过数年努力，学术社会史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在理论和研究议题方面还可以再深化。
学术如何在社会网络中流动，是罗检秋多年来学理思考的核心脉络，也是他推动学术社会史这一新范式发展壮大时面临的实践议题。自2019年正式提出“学术社会史”以来，罗检秋一直活跃于该领域，积极搭建平台、组织活动。及至今年，“学术社会史”系列研讨会已召开了四次，相关研究与交流活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与响应。除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近代以来国家仪式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24VLS018）外，罗检秋目前最大的兴趣在于推动学术社会史研究。
三十年多来，他对学术史的反思与探索经历了从学术史、社会文化史到学术社会史的转变。在他手中，近世的学术不再只是故纸堆里的义理考据，而是嵌入社会网络、地域传统和时代变迁中的活泼历史。秋风乍起，本报记者就学术社会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罗检秋进行了访谈。“目前来说，学术社会史还只能说是一个‘思路’，一个‘路径’”，当被问及学术愿景时，罗检秋保持了谦虚与稳重，“但长远来说，我希望它成为一个‘范式’。给史学界乃至其他学科提供新的资源，这需要理论、方法和成果的多年积累”。
从左支右绌到柳暗花明：学术社会史概念的出台
罗检秋早年着意研究近代精英思想。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即以近代墨学的复兴为题，后来随北京师范大学的龚书铎先生读在职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晚清诸子学。
不过，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已入职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参与研究室主任刘志琴先生主持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项目，承担第三卷的撰写。此时正值刘志琴先生提出的“社会文化史”倡议刚刚付诸实践之时，对于大众文化、社会风尚的研究在文化史研究室推动下稳步进行。
社会文化史渊源于文化史，并引入社会史视角，侧重民间文化叙述，虽理论上不排斥精英思想，却因学科框架所限，较少深入探讨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而学术史侧重精英思想研究。罗检秋发现自己面临“双线作战”的形势。“我必须同时既研究精英思想（晚清诸子学），又研究大众文化，颇有些左支右绌的感觉”，罗检秋谈到这里，仍颇为佩服当初自己的毅力与闯劲。“我先完成了《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随后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我在研究中感受到两个领域的跨度，以及在方法、理论上的某些歧异，还有更多的学术困惑。”
困则思变，置身于学科边界的窘迫，同时也可能意味着跨学科尝试的机会。“也就是在这个左支右绌的过程中，我产生了要将两个领域融通起来的想法，并积攒了一些最初的思考。”罗检秋回忆，上世纪90年代，在思考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他读了一些海内外探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的著作。同时在研究实践中，罗检秋也渐渐找到了融会贯通的突破口。他注意到，长期以来学界对先秦诸子的起源说法不一，如诸子出于王官说，诸子出于民间讲学等。关于诸子的起源莫衷一是，而诸子学说在后世升降、转化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儒学从九流之一上升为官学，墨学则基本上被士大夫视为异端，可见精英思想与民间文化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2006年我完成手头的学术史研究课题后，我向刘志琴老师说，我打算研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刘老师非常赞成，并向我推荐了一些研究社会伦理方面的作品”，罗检秋于是以“清末民初人伦礼俗”为研究对象，并成功申请了社科院重点课题，“2012年结项时，我的课题评为优秀，这让我很受鼓舞。”翌年，课题成果以《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1895—1923）》为书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不过，这时我还只是捋清了大众文化与精英人物的人伦观念之间的一些纽带，还没有进一步打通其与精英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的关系。”罗检秋回忆道，当时他萌生了进一步探索的愿望。
2010年前后，罗检秋注意到国内报章出现了“学术社会史”一词，用来指称西方史学研究的一种路径。“那些海外的中国学学者并没有‘学术社会史’的方法论自觉，这或许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学术社会史’的机会”，罗检秋仍记得当时顿觉柳暗花明的惊喜，“‘学术社会史’这个概念，太适合我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融会贯通起来研究了。”
不过此时，罗检秋对于公开倡议学术社会史仍有顾忌，一个新的学术范式提出，还需要学者们的认同和支持。“所以说读书做学问，还是需要多与他人交流，学术在社会网络中才具有流动性和生命力”，罗检秋回忆他最初探索时感慨道：“那几年我在学术交流场合，乃至于球场上，跟一些学者提及我关于学术社会史的想法。大部分同仁表示支持，我这才下定了决心。”
2018年，罗检秋在撰写当年的近代社会史研究综述时，提出：“从社会史视角思考，加强对‘学术社会史’的探索，无疑既可深化学术史、思想史论题，又可拓展社会史领域。”（罗检秋：《山重水复：2018年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和反思》，《晋阳学刊》2019年第6期）2019年以来，他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史视野中的近代经学研究”，随之正式提出“学术社会史”的研究思路。2022年8月，首届以“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学术变迁”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这也成为国内首次围绕学术社会史举办的正式会议。此后几年，均持续举办了学术研讨会，每届吸引来自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反响热烈，跨学科对话氛围日益浓厚。
学术社会史的“源”与“流”
“就其本质的同一性而言，学术社会史与唯物史观是契合的”，罗检秋如此概括学术社会史的理论逻辑，“学术社会史注重学术衍生的社会环境，研究学术的社会史、整体史，契合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重视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来认识人类的精神成果；而人的社会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既受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又受文化传统、精神生活的影响。罗检秋对于学术社会史本质的认识，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社会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皆具有较强流动性，其中社会关系、文化传承以及礼俗信仰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术社会史不仅从中国历史中获取历史资料，还直接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阐释资源。《管子》有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什么是四维？ 管子说就是礼、义、廉、耻。这段话简明扼要，却已将物质生产作为人伦道德的立基之本”，罗检秋格外注重阐释传统思想家论述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先秦贤哲已不自觉地认识到社会变迁、个人际遇对学术思想的制约。”
在近代史学产生、发展过程中，探索和实践“新史学”的几位学者也不自觉地萌生了学术社会史的思路。梁启超评价《史记》时，谓其《货殖列传》“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之前，近代史学家就已涉及学术的社会性和著述语境”。罗检秋将这一时期史学界的探索，视为学术社会史必须重视的理论资源和学术经验，“如章太炎论清代文字狱对考据学的影响，陈寅恪论研究古人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等等。”
就学术社会史的理论特质而言，除了像其他历史学范式那样重视实证研究之外，罗检秋认为还有几点值得特别指出。首先，学术社会史重视多维度地研究学术的社会蕴含，以揭示其多样性、复杂性。“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对学术的制约、影响是复杂的，学术个体的精神状态和学术理念未必完全取决于社会地位和阶层归属。”罗检秋善于从精微的精神层面发现社会的具体运动，“比如，在家族语境中，‘继志述事’是儒家孝道的践履途径，而‘诗书传家’也是许多下层士人的精神寄托。惟其如此，历代芸芸寒士虽未必执着于追逐科名，却有一些人坚守学术的精神家园。”
其次，学术社会史重视学术传统的变易性，力图将学术史从静态转化为动态。如何从社会环境及学者经历来认识那些学术典范和理念，无疑是学术社会史的使命。罗检秋以儒学的发展历程为例：西汉董氏对《公羊传》“大一统”观念的诠释适应了汉武帝强化君权的需要，一时成为主流；但在乾隆之世，同样将“大一统”作为主旨的庄氏经学却影响微弱。“因为清中期与汉代的学术语境已经大不相同”，乾隆年间，不仅满汉隔阂仍在，而且庙堂儒学与江南汉学也常处于博弈之中，“儒学‘大一统’理念虽未大变，但社会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学术社会史虽然研究著名学者，却非偏重上层精英或官学，而更关注下层的、民间的学术脉络。“下层学术个体和群体不仅蕴藏了真知灼见，而且展现了官方文献缺少的历史真相”，罗检秋认为，“民间学术也会成为官方学术的来源。即使在帝制时期，民间儒学也往往与官方儒学互缘、互动。”比如，清初东林书院作为民间的学术传播场所，其政治地位与理学官僚反差明显；然而，东林书院的理学传统对清初江南士人由陆、王返归程、朱的学术潮流及北方名儒转向理学均有意义，也对清初重建庙堂儒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路径”到“范式”：“重写学术史”的蓝图
可以说，学术社会史旨在揭示个体或群体的学术成果、精神世界及学术衍生的规律，并关注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潮与流派。同时，它强调语境化分析，致力于在多维视野中考察学术成就的衍生环境、传播途径与兴衰机缘，以及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的形成与衍变，并深入探讨学者的治学实践、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
“从我个人研究经历来看，学术社会史还有待更深入地探索”，作为学术社会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罗检秋对于学科有更高的期望：“它体现了学术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彰显了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进而言之，学术社会史可资‘重写学术史’借鉴。”
罗检秋为“重写学术史”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三个关键词，即“家族”“交游”和“情感”。
“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社会，家族是社会网络的交叉点”，罗检秋认为，对于传统社会中家族的组织、机制和文化的关注已经蔚为大观，“但是家族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如何塑造学术风气，乃至影响一代学术？”他指出，清代的士绅兴办族学，一些人少时从学、壮年谋生、晚年归里均依托于族学，许多贫寒士子也受家族文化的熏陶。一个或几个学术家族的兴衰、流变，往往就是一部生动的学术社会史。“换句话说，‘家族’就是传统社会中联系‘学术’和‘社会’的重要节点”。罗检秋如此总结，“家族理应成为学术社会史的基本线索之一。”
“传统社会中的士人姻娅、交游和结社都是产生学术流动的活力源泉”，罗检秋指出，“研究传统学术既要注意其区域性特色，又不能忽视各种各样的流动性”。他认为，自魏晋以后，士人的交游逐渐形成了一张人际关系网络。而此后宋、明士人的交游活动更鲜明地表明了学术与社会的关联和意义，可以说，士人的交际网络是市民社会兴起前传统士人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甚至于到了近代，新社团与新式知识群体相伴发展，传统的结社、交游与近代政党也有密切的关联”，罗检秋指出这方面研究的缺失，“这些关系需要放在对于士人结社的长时段考察中理解。”
而“情感”这个关键词，罗检秋将其作为对日常生活史的反思提出。“从目前实践来看，现有的日常生活史与社会生活史并无大异”，罗检秋认为二者都侧重社会结构和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但是学者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基本构成，其日常生活既不同于农民、商人，又不能混同于官吏。在修身、齐家，尤其是从学、科考、授徒、著述生涯中，他们的日常生活显示了独特的精神侧重”。他认为，相当一部分传统士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日记、书信、传记和回忆录材料，从中可以窥探士人丰富的情感和精神生活。“社会变迁中的学者心态，是了解学术变革的一个切入点”，罗检秋指出，清末的一系列制度性变革虽然未能成功，“却对许多人思想上、心理上产生了冲击，从而引发了学术反应，风雨如晦而鸡鸣不已的末世情怀并不罕见。我觉得，情感史研究不能囿大众的社会生活，而应走向学术史，加强研究士人的精神世界。”
“当然，学术社会史的研究路径远不止此。”就具体领域来看，如目前比较热门的经学史，也应当是方法、途径多元并存，不必是此非彼。“古典文献学者可以偏重考辨经学文本，哲学史家可以侧重阐发思想，历史学者则应彰显经学史的社会性，揭示历代经学运行的实践感。”罗检秋目前已将国家社科课题“社会史视野中的近代经学研究”优秀结项成果，修订为《近世经学社会史（1644－1949）》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体现了我近年探索学术社会史的思考和实践”，他总结道：“我相信，在学界同道的鼎力支持、辛勤耕耘中，学术社会史必将成为万紫千红、硕果累累的史学新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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