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杨长云

    1987年8月，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的马歇尔·伯曼为了讨论他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1982）访问巴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次访问使他戏剧性地体验到各种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伯曼访问的第一站是巴西利亚。这座城市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库比契克总统的批准下从一片空地上建造起来的首都城市，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巴西的中心。巴西利亚城是模仿喷气飞机的形状建造的，从空中看，该城富有动感，令人兴奋。但伯曼认为，从人们在现实中居住和工作的地面上看，巴西利亚城却是世界上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人们的总体感受是好像到了一个巨大的空无一物的地方，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般孤独。不过，伯曼的观点遭到巴西利亚城的设计者之一尼迈耶尔（Oscar Niemeyer）的驳斥。关于巴西利亚城缺乏点什么的感受和对讨论的一系列反思使伯曼意识到他没有深入探索的一种现代观点：对现代性为每个个体开辟出来的自由所产生的广泛的并且常常是极端的恐惧，以及不择手段地逃避自由的愿望。吊诡的是，在现代主义影响如此广泛的现代世界，“如此多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和运动由于给它们统治下的人民卸下了自由这个负担而赢得了权力与大众的崇拜。”属于这种模式的许多运动实际上都赞美现代技术，赞美为了动员大众所需要的各种宣传和技巧，并且运用它们来镇压现代自由。于是，“现代技术”这个幽灵，再次撞上我的感伤主义的幽灵，在我的脑海里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我翻遍书架上的哲学、文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经典，却发现这些旧有的知识谱系，似乎只能稍稍缓解那种“现代的疼痛”。近读托尼·朱特和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话集《思虑20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2012），读到斯奈德说社会主义维也纳的城市规划者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并没有在整个国家中得到复制。维也纳市政府在一战后为社会主义者所控制，并兴建了著名的新住房和富有魅力的小型城市公社等，但“正是公共住房成为了计划之危险性的一个象征”。这让我重新想起马歇尔·伯曼。我走过不少欧洲城市，有很多公共建筑经历几个世纪却看起来坚固无比，在拥抱现代性的现代城市公共建设道路上，为何有规划的城市因市政规划而得以运转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到蔑视？

    回到伯曼：在现代性的废墟中寻找自我

    我于是仍然回到伯曼的那本旧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去寻找答案。我书架上的这本书纸张已经泛黄，翻页时有轻微的粉尘飘落。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书的物质性，也是一种隐喻。知识、思想、记忆，终究会老去。可它们的老去，并不是死亡，而是另一种持续的呼吸。“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出自《共产党宣言》的话，如今早已脱离了革命文本的语境，变成了现代人灵魂深处的一声叹息。伯曼将其用作他这部思想巨著的标题，正是因为它揭示了现代世界的宿命：一切稳定的形式、确定的意义、可依靠的秩序，都在流动中瓦解。那种“烟消云散”的状态，既是现实的描述，也是精神的写照。

    我之所以如此被这句话攫住，是因为我能在它的回声里听到一种几乎不可名状的焦虑。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名称，而是一种被写入我们身体与语言的存在方式。更可怕的是，它似乎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某种族性的本能，一种不加思索的姿态。我们赞美速度、效率与创新，我们将“进步”奉为信条，却很少问一句：进步指向谁？ 又牺牲了谁？ 当我第一次读伯曼时，我正处在人生的一个模糊地带——既渴望自由，又对所谓的“现代世界”怀有不安的敌意。那时的我，以为自己在思考，实际上却只是在恐惧。那种“恐惧现代”的情绪，是一种青春期式的愤怒：我憎恶机器、鄙视资本、质疑制度，却又离不开它们的恩赐。有一段时间我是理性启蒙的拥趸，而当我越接近现代性，我对启蒙越是保持一种理性的距离。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我而言不再是知识问题，而是一种存在的挣扎。那种挣扎，从我第一次看《现代启示录》的时候就开始萌芽。那时我还太年轻，只觉得科波拉用战争的疯狂揭露了现代文明的阴影；而如今，我才明白，那阴影不在战场上，而在每一个城市的霓虹灯下，在我们每日的生活方式中。今天，当我重新翻开这本书，才发现这种情绪并非个人病症，而是整个现代性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

    伯曼在书中写道，现代生活就是过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他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是一种经验：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共享着的一种重要的经验——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那么，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伯曼认为现代性具有普遍性和普适价值，它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因为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现代性让人既解放又囚禁，既创造又毁灭。人们在无限的可能中迷失方向，在自由的“大漩涡”之中丧失自我。这种复杂的矛盾感，早在马克思笔下就出现过——“人的异化”是他最富悲剧性的洞见。或许“异化”这个词并非他最早发明的，但他第一次将其提升为一种历史逻辑：人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却在劳动中丧失自我；人制造工具，却反被工具支配。伯曼继承了这一洞见，并将其延伸到整个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

    现代性的牢笼：技术、欲望与异化

    我常常想，现代人的异化已经不再需要哲学家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着它的存在。比如手机——这个“现代性的宠儿”。很难说，手机属于人，还是人属于手机。它看似是人类智力的延伸，实际上却逐渐吞噬了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情感。我们通过它交流、记录、娱乐，甚至思考，最终发现，我们自己也成了算法的一部分。我们以为自己在主宰工具，殊不知，工具早已反向塑造了我们。一如当前正在从各个方面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人工智能。最可怕的并不是人们对这种技术的依赖，而是人们对它的盲目接受。我们在消费进步的幻觉中获得安慰。有人会说：“你看不到物质的丰裕吗？ 你难道否认人类文明的成就？”但我不是看不到，我是看得太清楚了。我看到被污染的空气，看到挤满地铁的人群，看到一座又一座为了GDP而拔地而起、又在债务中崩塌的城市。进步的代价，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呼吸的雾霾、脚下的拥堵，以及无所不在的焦虑。

    我有时会想，假如我们能在这滚滚尘埃中稍作停顿，也许能重新看清所谓“现代化”的真相。那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重组——人被改造成适应机器逻辑的存在，被迫以速度与竞争为生命法则。我们从未如此富足，也从未如此空虚。伯曼写道：“对于现代人来说，建设一座宫殿可以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然而要住在里面却仍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句话像一面冷峻的镜子，让我们看到文明的双重面孔：我们亲手筑起辉煌的结构，却在其中感到窒息。我们崇拜数据，信奉算法，假装那是一种理性的宗教。可数据没有灵魂，算法没有悲悯。它们冷酷地筛选、判断、分类，把人变成一个标签、一种概率、一串数字。人类从来没有如此精确地掌控世界，也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失去控制。那宫殿，也许正是我们自己打造的牢笼。思想的固执有时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固守着所谓的“正确”，在纷乱的信息中划出一片自以为安全的领地。可现代性并不允许任何稳固的疆界。所有的思想阵地都可能在瞬间被风化，被新的话语吞没。伯曼在书中提到，现代人最大的悲剧，不是他们失去了信仰，而是他们失去了深度——他们在表层的速度中滑行，却不再下潜。

    我在街头看到那些沉迷于短视频的年轻人时，常常想起伯曼在谈“大众文化”时那种既同情又哀伤的语气。他说，20世纪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喜欢贬低大众，认为他们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只会被动接受。然而，伯曼并不认同这种精英的傲慢。他提醒我们，大众不是空洞的容器，他们的欲望、梦想和痛苦，同样构成了现代性的真实质地。问题不在于他们“无知”，而在于社会的结构让他们失去了表达的权利。这让我想起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的那句名言：“人在他们的商品中认识自己；在他们的汽车、音响、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首20世纪的合唱，那些热爱现代世界的人和那些憎恨现代世界的人都参与了这一合唱：现代性由机器构成，现代的男女只不过是它们的机械复制品。那种荒谬而又悲哀的“自我认知”，正是消费社会的镜像。我们以为购买就是选择，其实只是复制。现代性不再需要强制，它用欲望来驯化，用自由的幻象来维系秩序。

    我并非全然悲观。伯曼也不是。他在书中展现出一种奇特的温柔——一种面对崩塌仍然抱持希望的温柔。他相信，在废墟中仍有创造的可能。现代性不是单纯的灾难，它也是一种“炼狱”：人必须经过痛苦的异化，才能重新找到自我。那种重生，不是回到过去的田园，而是在碎裂的现实中重新编织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读起来像一首史诗，也像一场忏悔。它让我们直面那种“永远不确定的存在状态”。在伯曼看来，现代生活的核心特征就是变动：一切关系都不再固定，一切身份都在重组，一切价值都在漂浮。人必须学会在流动中生活，像水一样灵活，又像石头一样坚韧。

    在流动的城市中：孤独的现代灵魂

    这种“流动的生存”让我想到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警告：现代社会的核心不是秩序，而是流变；不是稳定，而是持续的不安。伯曼和鲍曼在不同语境下说的是同一件事——现代人不再拥有根，只能在不断漂移中寻找意义。问题是，我们是否仍能在这种漂移中保持自我？ 我回想自己这几年在不同城市生活的经历：地铁口永远拥挤，咖啡馆千篇一律，所有人都忙着更新状态，却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说话。城市像一部巨大而冷漠的机器，它吞噬了时间，也模糊了人的边界。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相遇，却很少在现实中相识。我们以为自己在沟通，其实只是彼此的回声。

    伯曼在分析19世纪彼得堡的知识分子时，捕捉到这种“现代孤独”的原型。他写道，十二月党人失败后彼得堡的“小人物”，他们从办公室和工厂返回到局促的、黑暗的、冷寂的、孤独的房间，他们似乎体现了19世纪所要讲述的一切背离自然、其他人和自己的异化。但他们却在这种痛苦中孕育出新的创造力。当他们走上街头，要求城市属于他们自己时，他们的行动具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激情。那是一种被压抑太久的灵魂爆发。伯曼称之为“现代性的内在反叛”。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伯曼会如此热爱城市。对他来说，城市既是压迫的场所，也是自由的实验室。街道、广场、地铁、涂鸦、广告——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都在共同构成现代生活的节奏。他的笔触带着一种温暖的观察力，他愿意理解人群中的混乱，而非逃避它。他不像某些冷峻的社会学家那样以概念俯视，而是作为一个“在场者”去体验。他相信，只有进入现代性的“大漩涡”，才能真正理解它。于是，现代性在他那里不再只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一种生活实践。人必须在矛盾中生活，学会在失序中创造秩序，在绝望中重建希望。伯曼的“现代人”不是超然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他们在毁灭与重生的循环中寻找尊严。

    让精神回归历史，让历史辗过城市。伯曼在书中对彼得堡的描写，让我久久不能释怀。那座城市既是帝国的象征，也是现代性的缩影。它被彼得大帝从沼泽中“创造”出来，仿佛是理性与意志的奇迹，却同时孕育了异化与暴力的根源。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彼得堡不再是皇权的舞台，而成为一座饱含悲剧意识的城市。那些生活在狭小空间、暗淡楼房、压抑空气里的“小人物”，在矛盾与孤独中寻找意义。他们被官僚制度驯化，却仍保留着一种深刻的敏感与反叛的火焰。伯曼说，他们的存在，就是“现代灵魂的显影”。那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画面：人类从封建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却落入工业机器与资本逻辑的囚笼。理性战胜了神话，却带来了新的迷狂；自由驱逐了传统，却制造了新的孤独。现代性，这个看似伟大的解放进程，其实也在不断制造新的枷锁。人从“上帝的子民”变成了“市场的原料”。伯曼的高明在于，他不将这种悲剧浪漫化，而是揭示它的复杂性——那种介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张力，恰恰是现代人的宿命。

    这一点在他分析歌德的《浮士德》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伯曼把浮士德视为“第一个现代人”：一个永远不满足、永远在追求的灵魂。浮士德要知识，要爱情，要权力，要改造自然的力量——他要一切。他代表了人类征服世界的激情，也象征现代文明的狂妄。伯曼指出，浮士德的悲剧不在于他堕落，而在于他的欲望本身就无限——他的灵魂注定要在创造与毁灭之间反复撕裂。这让我想到当代社会中那种无止境的“发展崇拜”。城市一座接一座地扩张，摩天大楼在旧城区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资本像洪水一样冲刷着一切界限。我们以为这是“进步”，其实只是欲望的循环。就像浮士德筑堤围海、征服自然，最终却引来洪水吞没自己。现代人以理性的名义毁灭自然，又在灾难面前惊呼“我们必须拯救地球”。讽刺的是，地球并不需要被拯救，真正脆弱的是人类自身。

    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绝望中的乐观主义

    伯曼并不反对进步，他只是提醒我们：进步如果脱离了人的尺度，终将反噬人本身。现代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多，而是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理解变化，就被新的变化淹没。比如，从微课主导到AI主导，不过10年间的变化。人类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而灵魂的速度却越来越慢。这种“精神的迟滞”，让我们在光速时代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我时常觉得，伯曼的书是一种“精神考古学”。他挖掘现代性的深层结构，试图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些被历史掩埋的经验——痛苦、欲望、孤独、创造。他不是那种冷漠的理论家，而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思想者。他相信，唯有在理解现代性的矛盾之后，人才能重获自由。

    这让我想到他在书中引用鲍伯·迪伦的那张唱片《把它全带回家》。伯曼说，这是一种对“家”的重新定义。现代主义者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试图在碎裂的现实中重建“家”的意义。家，不再是物理空间，而是一种精神的归属，一种在漂泊中维系自我的方式。伯曼将这种“回家”视为现代人最艰难的任务：在失落的历史中找回一种可能的温度。这让我深有共鸣。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擅长迁移——我们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从一种身份到另一种身份。我们拥有无限的自由，却没有安身之处。家，成了一种抽象的象征：一间租来的房子，一张月付的信用卡，一部能随时拍下离别的手机。我们的生活像数据一样漂浮在云端，而灵魂却无处安放。伯曼提醒我们，真正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一种持续的对话，而非逃避。

    在这一点上，他与本雅明不谋而合。本雅明曾说，现代人的命运，是在废墟中行走。那种废墟并非仅仅指战争后的城市，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崩塌：信仰的坍塌、时间的碎裂、记忆的流失。伯曼沿着这条思想脉络前行，但他更温柔。他拒绝将废墟视为终点，而是将其视为创造的起点。现代性让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但也因此赋予了我们重建意义的可能。我尤其喜欢伯曼在书末那段表白：未来的适应将需要大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但现代化的兴盛总是建立在麻烦上面，建立在一种“永远的不确定和激动”的气氛上……现代化的过程，即便当它剥削和折磨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和想象，鞭策我们把握和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世界，并努力将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我相信，即便是在我们创造的家、现代的街道和现代的精神继续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后继者仍将继续战斗，让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宾至如归。他要我们在现代性的内部寻找救赎——就像浮士德必须亲自下地狱，才能理解天堂的价值。这种姿态，我称之为“绝望中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并不天真。伯曼清楚地知道，现代社会的力量远比个人更庞大，它可以摧毁、塑造、重新编程。但他仍坚持：人有能力在其中保持自我。哪怕只是片刻的自由、一个短暂的呼吸，也足以证明人性的存在。阅读他的文字，我常常想到阿伦特的那句名言：“人在世界上出生的意义，是为了开始一些新的事物。”也许这就是伯曼要告诉我们的——即使一切都在烟消云散，人依然有开始的能力。

    伯曼拒绝成为悲观主义者。相比福柯的“权力结构”、鲍曼的“流动社会”、詹姆逊的“后现代失语”，伯曼的声音更像一个站在人群中的人。他不在象牙塔里，他在街头。他关心建筑、地铁、音乐、电影——那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符号。对他来说，思想不是冷冰冰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活的实践，一种抵抗平庸的方式。也许，这正是我读这本书时最打动我的地方。伯曼没有逃避现代性，而是与之共舞。他接受它的危险，也拥抱它的美。他在毁灭中看见创造，在碎片中看见光。这种态度，与我曾经的“恐惧现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今我才明白，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进入矛盾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它。

    在崩塌中起舞：现代性的召唤

    回到现实，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现代性，比伯曼时代更复杂。信息化、全球化、算法统治、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词汇让我们几乎无从抵抗。我们以为科技能带来解放，结果却让我们更依赖系统；我们以为社交网络能让人更亲近，结果却让孤独更加深重。伯曼的那句“现代性让我们活在流动的废墟中”在今天显得愈发准确。然而，我仍愿意相信他那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道德立场。它意味着在崩塌的世界里继续选择行动，在幻灭之后仍然写作、仍然思考、仍然去爱。现代性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也让我们有机会重建一种更柔软、更真实的存在。

    我想起靡非斯陀那句：“我是否定一切的精神；凡是生成之物，本应毁损消亡。”伯曼以此作为对现代性的隐喻：否定不是终结，而是更新的起点。现代性是一场永恒的否定——它拆解一切、质疑一切、摧毁一切，同时也迫使人类不断创造新的形式。伯曼谈到彼得堡的“小人物”：对于这座城市空气的不断变换所产生的新奇性，他们极度敏感、充满痛苦。在这座城市的空气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终极的道德性和日常的现实性都土崩瓦解了。“但他们还是找到一种力量，把自己从内心的涅瓦河致命深处拔了出来”，为拥有这座城市的权利而斗争；和国家对抗。读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所谓“现代性体验”，其实就是在废墟上学会生活的能力。它不是逃离崩塌，而是与崩塌共存；不是拒绝混乱，而是在混乱中找到节奏。这也让我想到中国当下的城市图景：无尽的建设、无眠的灯火、被遗忘的旧区与被重新命名的街道。我们同样生活在一种“加速的现代性”中。人们在楼盘之间迁徙，在信息洪流中漂浮。我们既骄傲于“发展”的速度，又在焦虑中自嘲。有人说现代中国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而我更愿意说，它是一首未完的交响——宏伟、嘈杂、充满裂隙，却依旧值得期待。伯曼的思想，在这里获得新的生命。他告诉我们，现代性并非西方的专利，它是一种全球的处境，而每个民族都必须在自己的语境中与之对话。

    我曾在北京冬夜的街头走过，雾霾像幕布一样压在城市上空，灯光朦胧，呼吸沉重。我忽然想到波德莱尔描述的巴黎和他笔下衣衫褴褛的穷人，金碧辉煌的旁边是瓦砾，城市中最古老、最黑暗、最潮湿、最破旧和最令人可怕的街区被夷为平地。“光辉照亮了瓦砾，照亮了为灿烂的光线付出代价的穷人的黑暗生活。”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奇异的理解——也许现代性的意义，不在于逃离，而在于见证。见证文明的光亮，也见证它的阴影；见证速度的奇迹，也见证它带来的裂痕。因此，“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于我而言已不再是警告，而是召唤。它在提醒我：不要害怕烟消云散，因为那是生命的常态。坚固的东西终将瓦解，但正因为如此，才有创造的可能。真正的现代人，不是那些紧抓旧世界不放的人，而是那些在崩塌中依然能起舞的人。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悲剧性嘲弄是，它的胜利有助于摧毁它希望使之自由的都市生活。”我想，这句话可以作为对整个20世纪乃至我们时代的注脚。我们注定生活在不确定中，注定要面对失去，但也因此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的：“人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他在徒劳的劳作中获得尊严；我们在不断崩塌的世界中，仍然可以选择继续。

    结语：一切坚固的东西之后

    伯曼写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那一年（1982），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的萌芽、资本主义的复兴。他看到人类文明在技术与资本的漩涡中挣扎，也看到人类精神在碎片中寻求意义。他的文字像是一面镜子，映出每一个时代的焦虑。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们的世界更复杂、更喧嚣，也更空虚。信息取代了经验，算法取代了选择，效率取代了思考。伯曼预言的“现代性的加速”已经成为现实，而他担忧的“灵魂的贫困”也在悄然发生。但我仍愿意在废墟上寻找希望。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意味着我们的过去——无论它是什么——都处在持续崩解的过程中。我们渴望抓住它，却发现它失去了根基，虚幻而难以触及。我们向后回望，试图寻找某种可以依靠的坚实之物，却最终只能握住一缕幽灵。21世纪的今天，也如同1968年的现代主义一样，是一种被鬼魂所缠绕的现代主义。当代社会似乎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轨迹”：一方面是永无止境的欲望与冲动、不停的革命与创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无穷的创造与更新；另一方面则是虚无主义的蔓延、永不满足的破坏、在碎裂与吞噬的黑暗中心徘徊的恐惧。读到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仿佛听到今日的回声：“但现在一切都略有改变；所有那些令人愉快的幻想——那些使权力变得温雅、使服从显得自由、使不同的生活色彩得以和谐共处的幻想——都将被这种新的、征服性的理性之光所消融。一切生活的遮羞布都将被粗暴地撕碎。那些外加的观念——曾为内心所拥有、理智所批准、用以遮掩我们软弱而颤抖的人性缺陷，并在自我评价中维持尊严——如今都被视作可笑、荒谬、过时的遗物而被清除。”这样的评论，以及它所揭示的现实，是不是令人倍感熟悉？

    赤裸裸的可怜人，不论你们在哪儿遭受到这种无情的暴风雨敲打，凭你们光光的脑袋、空空的肚皮，凭你们穿洞、开窗的褴褛，将怎样抵御这样的天气啊？啊，我过去对这点大不关心了！ 治一治，豪华；袒胸去体验穷苦人怎样感受吧，好叫你给他们抖下多余的东西，表明天道还有点公平。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3幕第4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