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虚构角色的文化生命史

    ■陈星

    如其书名所示，牛津大学中世纪文学学者玛丽昂·特纳的近作《巴斯妇传》（The Wife of Bath: A Biography,2023）是一部传记，传主是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巴斯妇艾莉森。既然传主是一位虚构人物，显然特纳此作的目的并非如一般真实人物传记那样记叙其生老病死、功名成就，而是用“立传”的名义去追溯一个文学人物在文化史中的生成与流变。《巴斯妇传》没有讲述艾莉森的生平——毕竟，乔叟已让她在《巴斯妇故事的引子》里详述过自家生平了——而是“巴斯妇”这一角色如何诞生于欧洲十四世纪末这个对女性而言十分特殊的历史时刻，又是如何在接下来七个世纪的解读、分析、批评、争议与改写中延续、分化与再生。正如阿克罗伊德曾以立传的方式追溯伦敦的城市史一样，特纳通过为艾莉森立传，细致梳理了一个女性形象的诞生与成长史，也借此重新探究了自中世纪至今女性在文学与社会中的处境。

    特纳之所以选择给艾莉森立传，是因为她是“英国文学中的第一位普通妇女……第一位经商的、工作的、在性事方面活跃的女人——不是处女公主或王后，不是修女、女巫或女术士，不是忧伤的闺中少女，也不是充当功能性角色的仆人，更不是某种寓言式的人物角色”，而是“浑身散发着活力、智慧和桀骜的自信”，也正因此，对于多数读者而言，她已成为了“乔叟的一种速记标识”，是“他全部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部分”。她自十四世纪末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首次亮相以来，便再未消失：七百年来，她被摹仿、被改写、被引用、被抨击、被羞辱、被颂扬，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堪称英语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鲜活的女性形象。

    巴斯妇从何处而来？ 特纳认为，她诞生于十四世纪末女性生活现实与传统文学表征的巨大裂隙之中。现实中，黑死病重创欧洲人口所致的劳动力短缺使得妇女的工作机会增加、经济地位上升。在新法的保护下，不少女性有机会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意、接触书籍与新知、独自或结伴云游四方，甚至具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文学艺术创作权长期把持在男性手中，女性的声音始终受到扭曲与压制：“文学传统中允许发言的女性有两种……年轻漂亮的女性，作为男性暴力的受害者或者历史进程中的牺牲品，的确拥有自己的声音……另一类女性则是怪物般的老鸨形象……她们是反女权主义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将女性刻画为可怕、恶心且不可救药的形象”。哪怕极少数用文字留下自己经历的真实女性，比如中世纪的“英语自传第一人”玛格丽·肯普，其声音也在自传被抄写、删改、出版、流传——完成这些工作的大多是男性——的过程中变形走样。乔叟的巴斯妇因此集现实与文学传统于一身，既是十四世纪社会变迁的产物，又是文学想象的结晶：她身上汇聚了现实中自由行走、热衷阅读、敢于谈论性和婚姻以及女性自我选择的“新妇人”形象，也继承了中世纪文学中“多言女人”“好色寡妇”“恶毒老妪”这些陈旧母题。乔叟塑造出一个既滑稽又严肃、既可笑又可敬、因尽力摆脱异性浪漫想象和恶意偏见而真实的女性形象：这是一个自觉利用男性厌女话语体系、以自我非凡的修辞能力瓦解男性权威的女性。

    艾莉森的生命远未止于乔叟的诗行，她的存在几乎贯穿整个英语文学传统，成为理解女性形象演变的一条线索。在十五世纪的抄写本中，抄写员们会用评注的方式，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她的不满，甚至不惜“全然错误地引用和歪曲《圣经》”，只为证明艾莉森自我叙事中的观点有误。文艺复兴时期的改写者中不少出于道德焦虑，试图驯化她的声音，将艾莉森重塑为警世寓言中代表放纵与轻佻的反面人物，让她成为男性秩序亟需重建的反证。许多对于她在《坎特伯雷故事集》所讲述故事的再演绎中，甚至抹掉了原作中的男性暴力，反将犯了强奸罪的男主人公重塑为风度翩翩的“受害者”。到了十八世纪，文学与戏剧舞台则在新兴的城市文化与消费社会背景下，令她成为“风流寡妇”，重新激活了她机智、善辩、敢言、幽默的特质，迎合了公共领域对“女性谈吐”的新趣味。进入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审慎道德使她的形象再度被压抑。但特纳指出，即便在这个时期，巴斯妇仍悄悄地影响着女性话语的形成。奥斯汀《劝导》中的安·艾略特温柔而坚定地指出不能用文学先例来论证女性秉性、因为“笔一直在男性手里”，勃朗特姐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敢于为己发声，伍尔夫也对“传统女性角色”有着颠覆性思考，这其间都闪耀着“巴斯妇精神”的光芒。到了二十世纪，她的形象则被各种现代媒介重新书写：学界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将她奉为早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流行文化则将她改造成穿越时代的性别符号：在戏剧、小说、影视作品中，艾莉森时而以机智、敢言的形象登场，成为现代观众重新想象女性声音的媒介，时而又被改写成对“女性解放”话语本身的讽刺戏仿。而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对性别、阶级与种族关系的重新思考，巴斯妇也被纳入更复杂的文化语境之中。特纳指出，当代的改写者们不再满足于把她当作白人中产女性自我主张的先声，而是尝试将她放入多元女性经验的谱系里重新理解：在全球化与后殖民语境中，艾莉森的“旅行者”身份、她在婚姻与经济之间的权力博弈，开始与来自不同文化、肤色与社会阶层的女性经验相互呼应，产生回响。巴斯妇的“多言”由此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不仅代表性别话语的抗争，也成为对单一女性主义叙事的挑战。

    特纳为艾莉森所还原的这条文化生命线横跨文学、戏剧、宗教训诫、民俗图像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从中折射出女性如何被语言塑造、又如何反过来以语言抵抗规训的历史。全书的写作保持了特纳以往学术性传记（她的上一部作品是《乔叟的欧洲人生》，或可顺便提及的是，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撰写乔叟传记的女性）治学谨严与通俗可读相结合的特色，基于细密的史料，以考证与阐释的方式重建巴斯妇的诞生与再生，涉及领域包括中世纪女性个体生平、英国的布商阶层、婚姻法、朝圣文化、宗教辩论等等。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历史叙事与文本精读中穿插引人入胜的细节与生动的话语，客观论证与主观表达有效结合，可谓颇具“巴斯妇之风”。

    说到主观表达——需要指出的是，书中虽有大量对于文本与人物合理的主观阐释，但特纳始终保持克制，并不急于将巴斯妇纳入当代女性主义的胜利叙事，而是展示了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她既可被视为“早期女性主义者”，也可被理解为男性笔下的性别规训寓言；她既是抵抗的象征，又是话语秩序下的产物。这种不将人物定格为某种符号的写法，意味着《巴斯妇传》不仅是一种经典重读，更是一场文化批评实践，在尊重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重新追问文学人物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特纳通过这部书让我们看到：文学人物的生命并不终结于作品的最后一页，而是在读者与再创作者的想象中延续。艾莉森这个虚构人物之所以能被不断地阅读、再创造、再争论，正因为她所代表的问题——女性的主体性、语言的权威、经验与文本的冲突——从未消失。因此这本“传记”的出版，也只是为她漫长的“生平”添上了新的一章而非盖棺论定。艾莉森的故事将面对不同的时代与读者继续讲述、变形与重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书名未直译原文，而是转译为《狮吼人生：奇女子巴斯妇传》。“狮吼人生”这个主标题起得十分巧妙——至于妙在何处，这里暂且先卖个关子，还请读者们自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