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角度看庆历士风

    ■成玮

    北宋庆历士风发扬蹈厉，素来为人所乐道，相关研究积累丰厚。王启玮先生新著《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3月初版，5月重印；下引此书据重印本，仅随文括注页码），力求在此熟题上别出手眼。那么，他究竟从何种角度切入？

    书名便将意旨和盘托出。他所说“庆历士大夫”，指崛起于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包括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在内的士人群体。他们同上一代士大夫判然有别，在政坛上相互角力。著者分别用“老成”与“英俊”称呼前后两代，构成此书的一对核心概念。后者“本质上是一个道义共同体”（第336页），其特色是高度重视、运用语言文字，借以表达自身价值观，获取政治与文化资本，介入政局。“言以行道”即就此点而言，北宋政治文化的一大转关也在于此。全书扣住此点，依时序详细论述“英俊”群体自庆历年间以搏击之态登上政治舞台，直至嘉祐、治平年间转向稳健，逐渐被后一代士人超越，“日渐边缘化”（第611页）的全过程。

    范仲淹、欧阳修一代议论煌煌，众所周知。此书新意在于，强调这些议论介入现实、塑造现实的功能。著者参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及其理论来源奥斯汀（J.L.Austin）等人学说，择定了此一研索进路。他写道：

    若想全面认识庆历士大夫的言语行动，应当在分辨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s） 和 以 言 行事（illocutionary acts）两种行动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并且还要经由史实观察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s）的维度。这三种言语行动彼此联系又互有本质差异，其中以言行事这一层级是本书研究的焦点。（第43页）

    以言表意（陈述事态）、以言行事（达成行为）、以言取效（影响对方的情绪、意见等）三个概念，是奥斯汀的著名区分（J.L.Austin. How to Do Things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99），后来由其门生塞尔（John R. Searle）等人进一步加以细化。聚焦于以言行事一维，在哲学上有其合理性。陈嘉映曾经指摘：“奥斯汀注意到以言行事这一类特殊的语言现象并予以系统研究，是对语言哲学的一大贡献，但他在以言取效题下所做的研究，虽然已经进入很多细节，但整体思想上的方向却不明朗，其哲学意义相当有限。……奥斯汀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在基本思想上更加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始终以技术性的推进为主。”（《简明语言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5页）但是著者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还是想突出“英俊”话语的现实功能。

    从话语角度切入，本身具有许多优势。一方面，可以避免陷入对事件真相的无尽争辩，转而考察如何表述事件。譬如吕夷简、范仲淹晚年是否冰释前嫌，此书不谈其事有无，只谈欧阳修叙及其事之用意，与他后来对“朋党”的立论调整相勾连（第702—706页），开辟出新的思考路径。另一方面，话语本身的复杂度，足以催生若干精细解读。

    而以言行事，又意味着话语是及物的，须得观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故而对现实一面，同样有论析必要。著者于此，也不乏细致的发明。譬如说明仁宗朝言路“并不总是宽松的”（第134页），对其张弛变化进行历时梳理等。这些考察丰富了对于彼时政坛的理解，值得学界重视。

    统观全书，也有几点似可继续思索。著者重点在于，庆历士大夫怎样以言行事。而如前所言，塞尔进一步细化了奥斯汀的理论。他将以言行事再分为五类：断定式（assertive）、指令式（directive）、承诺式（commissive）、表情式（expressive）与宣告式（declara⁃tive）。当然，一次言语行为不妨兼具多种类型（《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4—146页）。本书倘若引入塞尔的分类，当有助于更细致地体会“英俊”话语的目的、特征与效果。此其一。

    著者颇留心辨别庆历士大夫的内部差异，譬如比较范仲淹、韩琦、富弼不同的政治性格（第614—619页），比较“欧阳修立朝始终倚重儒学、文章，与晚年倚重文吏的富、韩有异”（第664页）等，皆系有得之言。不过多数时候，还是将庆历士大夫视作一个整体。尤其因为“政治文化关注群体而非个体的政治共识”（第25页），整体性观照乃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时便应考量所探究的具体人物、文本，是否足以代表整体。譬如论及边事诗，明知上层士大夫忙于捍边，无暇吟咏，故形成“中下层士人创作占主流的文学现象”（第392页），取样显有偏重，仍然因其诗“与武事相对疏离，写作较为节制”，声称这“无疑昭示着宋代文人身当边鄙内缩且外患严峻之际其精神气质的转移”（第395页）。举此以当宋代文士的精神标本，恐不免以偏概全之嫌。此其二。

    著者在老成、英俊二元对立的架构下铺展叙论，但时时照顾历史的复杂性，且希望“搁置价值判断和党派划分”（第52页），平等对待两造。这自然不易做到，因为老成派留存文字无多，英俊派的言行又极富感染力。著者“后记”自承对后者之共鸣“终难掩遏”（第872页），字里行间，不无痕迹可寻。譬如提到嘉祐时期，富弼、韩琦、欧阳修等重返朝堂后，“能够平心静气地同老成士大夫展开交往，也从未歧视、报复‘老成’子弟，用宽宏的度量和敦厚的作风有效地弥合了权力世界自仁宗亲政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分歧和裂隙”（第656页），将老成与英俊群体的对抗缓和，悉数归功于后者。其实应当看到，老成阵营也付出不少努力。以张方平为例，他“可谓后（庆历）新政时代鼓吹官方意识形态最力的旗手”（第149—150页）。当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贬在滁州，张氏有《酬欧阳舍人寄题醉翁亭诗》。嘉祐元年（1056年），三苏父子谒张方平于成都，他称：“吾何足以为重？ 其欧阳永叔乎！”主动推荐给欧阳修，欧氏“亦不以安道（张方平字）荐之非其类”，大力为之延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此事早已传为美谈。此外，张方平还为英俊派成员王素撰写过神道碑（《宋故端明殿学士……谥懿敏王公神道碑铭》）。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岁负笈应天府书院，曾获其时主持书院的范仲淹青睐，“感荷知奖甚深厚”（《上河中同理范学士书》）。因此庆历中期以还，即便政治上分道扬镳，依然有所往来。皇祐元年（1049年）出守江宁府，作有《谢杭州范资政启》；三年后范仲淹去世，张氏倩苏颂代写祭文（苏颂《代张端明祭范资政》）。这又有个人情谊在内了。可以说，老成与英俊拉近距离，前一群体的功绩，同是不可忽略的。此其三。

    以上三点，仅是沿着此书所走道路，稍作补苴。拈出话语的行事功能，无疑可为庆历士大夫研究，辟出一条新路线。略须提醒的是，政治话语之效力自有其限度。另一部注目于此的新书即明言：“然则熙宁年间新法派在政治上的胜利，首先是政治辩论的胜利吗？ 或者说，反新法派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是辩论惨败的结果吗？ 从历史的表相看，似乎如此，从历史的本相看，绝非如此而已。”（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63—164页）这段反思，值得所有讨论政治话语者记取。著者年富力强，其进未已，更鞭辟入里的成果，深有望于来日。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