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出版家陈伯吹

    ■陈益

    陈伯吹，由于在中国和世界儿童文学界的贡献，被誉为“东方安徒生”。众所周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CICLA），是以这位杰出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的名字命名的，其前身是设立于1981年的“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不久更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2014年，又正式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以表彰全世界范围内作出卓著成绩的儿童文学创作者、儿童文学工作者和相关人士。

    因为这个奖项，我有机会与陈伯吹先生结缘。

    记得还是1982年，那时我三十岁刚出头，是文化单位的新手。5月的一天，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江阴县招待所召开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我因为在《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刊物发表过多篇作品，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晚上，我已经入睡，忽然听到有一位编辑敲打房门，叫喊我的名字，把我从梦中惊醒：“你的《十八双鞋》得奖了，是大奖！ ……”原来，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这天下午刚刚评定，他传来的是最快消息。这个奖项，以陈伯吹先生捐赠的稿费作基金，每年颁发一次。我的散文《十八双鞋》有幸获得两个大奖中的一个。在此之前，我对评奖的过程一无所知。

    第二天早晨，正好也参加这个会议的陈伯吹先生看见我，微笑着走上前，一边亲切握手，一边给我勉励。希望我从生活出发，坚持不懈，不骄不躁，写出更多的佳作来。在招待所的院子里，出版社的编辑让我与陈伯吹先生合影留念。照片是黑白的，尺寸不大，我始终妥善保存着。无疑，他和风细雨般的言谈，对于初学写作，很想在文学上有所突破的我，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至今难以忘怀。

    从此，我沉醉于儿童散文，不再东张西望，宁愿放弃一些在别人看来颇具诱惑力的机会，专心致志为孩子们写作。很快结集出版了《十八双鞋》和《没有橹的小船》两本散文集。散文《十八双鞋》，是我少年时在乡镇生活的真实反映，以真实的细节、真挚的情感描写母爱，陆续入选几十种作品集（包括教辅读本）。并由日本翻译家中由美子女士译成日文，发表于《世界儿童》杂志。另一篇散文《麦哨》，连续十几年入选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第八册。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筹办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陈伯吹先生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网上流出的1982年2月14日陈伯吹致范国华信札（一通两页）。信中写道：

    关于我捐赠稿费作“儿童文学园丁奖”基金，不是20万，而是5.5万。我无长篇著作，稿费收入不多，仅生活节约，稿费留存储蓄，在庐山会后即提出此议。绝大部分同志赞同，有关领导方面也赞成；但少数同志认为这么做压力太大，一直未有批准。直等巴金、茅盾等捐款载报后，我这一“倡议”才于1981年5月实行。今年已在进行评1980—1 981年的小说、童话、诗歌、剧本，将于“儿童节”前公布发奖……

    在署名后，陈伯吹又附言数行：“关于基金事，我曾请求组织上不予外传，以故报纸上当时只刊说‘创议’，但在去年十月泰安开会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对我‘专访’形式播放了，其后报纸上也有记载了……”

    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陈伯吹一生朴实无华，勤俭节约。他经常会邮寄信件，一个典型的细节是，用过的旧信封从不轻易丢弃，总是把它拆开翻转，重新黏合，又向外邮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五万五千元稿费积蓄，对于个人而言，不是小数字，他却无私地捐献出来，且不求向外传播。

    张一渠，是中国第一家儿童书局的创办人。青年时代的陈伯吹，初出茅庐，因为张一渠慧眼识英雄，获得了一个舒展才华的良好平台。1932年8月之前，张一渠正在上海积极筹备《儿童杂志》，分高、中、低三个年龄段，出版三个版本。在亟需人才之际，他看中了陈伯吹的出众才干，打算把他请到儿童书局去工作，却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以偿。于是改变方式，将陈伯吹列入“特约撰稿人”的名单中。特约撰稿人名单里，还有陶行知、吴研因、陈鹤琴、沈百英等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和儿童读物作家。后来，《儿童杂志》“特约撰稿人”从五十二名减少到十五名，陈伯吹仍然名列其中。坊间流传的故事说，当年，陈伯吹的长篇童话《波罗乔少爷》写完后，张一渠硬是把稿子拿走，放在《儿童杂志》高年级版上开始连载。陈伯吹性格温厚，不好意思拒绝。

    1934年1月，张一渠终于实现愿望，请到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使陈伯吹有了很好的用武之地。随后，他们合作编辑、出版了《儿童半角丛书》《新连环画》《儿童常识画报》等许多受小读者欢迎的出版物。

    陈伯吹是杰出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出版家、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社会活动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儿童文学奖”，从一个区域性奖项，演变为世界性奖项，产生十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力，激励无数青年作家刻苦努力，勇攀高峰，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