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中何以杏花入诗多

    花在《花间集》中首先是植物，其次才是寓意之物、起兴之物。

    杏花在《花间集》中不仅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还美丽，一句“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韦庄《思帝乡》），让杏花成为《花间集》中最让人难忘的花。杏花有白色的，如“杏花含露团香雪”（温庭筠《菩萨蛮·其五》）、“杏花飘尽龙山雪”（牛峤《应天长》）。杏花有红色的，如“萱草绿、杏花红、隔帘栊”（温庭筠《定西番·其二》）、“香掩阁，杏花红，月明杨柳风”（牛峤《更漏子》）。唐昭宗天复三年（903），韦庄在蜀地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而且可以说是美好的时光。韦庄眼里的杏花，一定是锦江两岸的杏花吧。在差不多500首花间词作中，杏花入诗是最多的，有近20首。

    不止杏花一种，还有其他近30种花儿也入了《花间集》。在《花间集》中，有草本的花（如芍药、芦花、藕花、菱花、红蓼等），有木本的花（如梅花、杏花、海棠等）。木本的有乔木（如杏花、梅花等），又有灌木（如蔷薇、海棠等）。由于花间诗人大都生活在四川，即使他们的出生地不在蜀地，如韦庄出生在陕西、温飞卿出生在山西、牛峤出生在陇西、毛文锡出生在河南、和凝出生在山东，但是他们在创作花间词时，大都供职于蜀地或游冶于蜀地（温庭筠除外）。也就是说，他们生命的中后期都与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北方和江南都处在政权更迭的乱象中，他们偏安蜀地一隅，也可以说他们忘情“花间”以及在“花间”里“醉生梦死”。

    花入诗是中国诗的传统。“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桃夭》），以其天真烂漫、色彩浓烈成为花入诗的开山之作。至于“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园有桃》）的忧伤，则又是中国文化的另一支文脉。《诗经》的编纂者及重订者孔子，在其《论语》里就说诗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谓“草木”，想来也包括草木之花。《诗经》里记载了130多种植物，《花间集》记录和咏叹的花也不少。“花儿朵朵”被《花间集》发扬光大。《花间集》的花，还有不同的姿态和由此产生的不同心境所指。

    在《花间集》里，花开花落，让古人和今人大开眼界。大凡花开时，大都与诗人舒畅、愉悦的心情相关，如百花，“握手河桥柳似金，蜂须轻惹百花心”（薛昭蕴《浣溪沙·其四》）；如繁花，“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皇甫松《摘得新·其一》）；如花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韦庄《菩萨蛮·其三》）；如山花，“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牛峤《菩萨蛮·其四》）。花烂漫如“春欲晚，戏蝶游蜂花烂漫”（韦庄《归国遥·其三》）。“花间”诗人们面对百花群芳的姿态是：花在人前，人在花中，欢欣舒畅，及时行乐。由此，后人对《花间集》颇多微词。当然在百花面前，诗人们也有着其他的感受，如“为君憔悴尽，百花时”（温庭筠《南歌子·其三》）、“恨对百花时节，王孙绿草萋萋”（毛文锡《河满子》）、“花正芳，楼似绮，寂寞上阳宫里”（张泌《满宫花》）、“月临窗，花满树，信沉沉”（顾敻《酒泉子·其二》）等，就是“花间”诗人们面对百花盛开时的离愁和惆怅。“诗，可以怨”（《论语·阳货》），是孔子诗论和诗理想的重要参数。其实，“花间”诗人除了写户外大自然的花外，还写了许多庭中之花，如“露浓香泛小庭花”（张泌《浣溪沙·其三》）。对于诗人们来说，凡花开，都是花的天下，也是“花间”诗人们的天下。

    在《花间集》里，花发花谢既是花的生命定律，也是“花间”诗人们感受到的自身的生命定律。在《花间集》中，对花发花谢的状写几乎无处不在。“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温庭筠《河渎神·其二》）。对于温飞卿来说，梅花一开，江南的春天也许就要到了，那么诗人的归期就在眼前。“花欲谢，深夜，月胧明。何处按歌声，轻轻。舞衣尘暗生，负春情”（韦庄《诉衷情·其一》）。花儿还没有谢去时，诗人已经深感到，花谢要给人带来的惆怅与惋惜。遥想韦庄的后辈们的“奴面不如花面好”（李清照《减字木兰花》）的喟叹和“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红楼梦·葬花吟》）的自怜，韦庄的自责不仅仅是显示了两性关系中男性的主导一面，同时显示了男性对负情的愧疚。在“花间”诗人眼中，花发花谢有着更多不同的姿态：“春入横塘摇浅浪，花落小园空惆怅”（牛峤《玉楼春》）“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韦庄《归国遥·其一》）、“满地落花无消息，月明肠断空忆”（张泌《思越人》）、“曲院水流花谢，欢罢，归也，犹在九衢深夜”（孙光宪《风流子·其三》）、“海棠零落，莺语残红”（欧阳炯《凤楼春》）、“蕙风飘荡入芳丛，惹残红”（毛文锡《酒泉子》）。落花也罢，花落也罢，零落也罢，残红也罢。花谢，春去。花落无意，人却有意。花落无情，人呢？ 有情，还是无情？

    在《花间集》里，花的颜色变化，也引发“花间”诗人的兴趣：“人不在，燕空归，负佳期，香烬落，枕函欹，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欧阳炯《三字令》）、“花深柳暗，时节正是清明，雨初晴”（韦庄《河传·其三》）、“岸柳拖烟绿，庭花照日红”（张泌《南歌子·其二》），“幽闺小槛春光晚，柳浓花澹莺稀”（顾敻《临江仙·其二》）。仅仅是花的颜色有了些许变化，也会让敏感的诗人们付出自己的才情。“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缄结一重重。似含羞态，邀勒春风。蜂来蝶去，凭绕芳丛……美人惊起，坐听晨钟。快教折取，戴玉珑璁”（毛文锡《赞成功》）。由于花的颜色突然间变得深红，于是由此起兴，通篇艳字丽词，不仅写出了海棠欲开未开之态，更写出美人羞态，写出美人向往不得的无奈。

    在《花间集》里，花之明暗既是颜色的区别，更是心境的不同：“终是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浓何处”（孙光宪《清平乐·其二》）、“小槛日斜风悄悄，隔帘零落杏花阴”（张泌《浣溪沙·其八》）。按理说，杏花无论是白色还是粉红色，开时都很亮丽。不过，在“花间”诗人中，杏花也会因诗人心境之阴晴而变幻色彩。只要一提起“花间”的杏花，没有人不知韦庄《思帝乡》中的杏花——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正是有了吹满头的明丽杏花，才让一个多情女子为此付出一生。而另一首状写“杏花明”的词，不仅写景，而且写情。这首词是和凝的《春光好》：

    蕨叶软，杏花明，画船轻。双浴鸳鸯出绿汀，棹歌声。

    春水无风无浪，春天半雨半晴。红粉相随南浦晚，几多情。

    因杏花明丽，情在景中，景在情里，情景交融，情即景，景便情。

    《花间集》后700年，《牡丹亭》诞生，这部戏与花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花间集》及《花间集》里的各色花儿的后世遗泽竟如此涓涓！

    《花间集》于大蜀（史称“后蜀”）广政三年（940），由益州（今成都）人欧阳炯制序，后蜀赵崇祚编纂。官至武德军节度判官的欧阳炯开门见山地写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色鲜。”也就是说，“花间”诗人写艳状浓是其本色。因而，我们便看到了“花间”诗人对花的无比青睐，以至于痴迷状态。《花间集》中的花，不只是自然分类或植物状态的花，还担负起了诗人们的寄寓。欧阳炯在其《贺新朝》两首诗中直接写道“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贺新朝·其一》）、“忆昔花间相见后，只凭纤手，暗抛红豆”（《贺新朝·其二》）。诗中两处“花间”，也许就是《花间集》的由来，但这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花间”中发生的一切才是“花间”诗人们所观察到的景致，而要描摹状写寄寓“花间”中发生的一切离愁别恨，才是“花间”诗人们的初衷。于是，花在“花间”诗人中成了信物，成了无处不在的精灵，熟悉的或不太熟悉的花都走进了“花间”诗人的笔下，走进了500首“花间”诗中。

    不过，只是有一点不太让人理解的是，历来为文人仕宦称道的菊花在《花间集》里却少得可怜。除了“庭菊飘黄玉露浓”外，就只有“风送菊香沾绣袂”了，而且都出自一人之手，前诗句出自顾敻的《浣溪沙·其五》，后诗句出自顾敻的《玉楼春·其三》。顾敻籍贯无考，但他在前蜀和后蜀都曾入仕，前蜀官至茂州（今汶川以北、松潘以南）刺史，后蜀官至太尉。无论出任地方官还是朝中大员，可见顾敻在蜀地的地位。除了顾敻在《花间集》写到过菊花“月皎露华窗影细，风送菊香黏绣袂。博山炉冷水沉微，惆怅金闺终日闭。”《花间集》里便不见菊的影子了。为何如此呢？ 想来菊花是秋天之物，更是归隐之物，而“花间”诗人们，在川西肥沃的田园和山野游冶，在川西繁华的酒坊、倡门和庭落中徜徉。于是，以“清绝之词”助“娇娆之态”便成了“花间”诗人的时尚，于是家家“香径春风”，处处“红楼夜月”，也成就了“花间”诗人们对美艳绝妙世俗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样，谁还会有陶令“采菊东篱下”的高古与隐逸？ 谁还会有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杀气与独尊？

    因此，“花间”的诗人们更多地是要传唱春光中的杏花，无论是“杏花稀”也好，“杏花阴”也罢，“杏花明”也好，还是“杏花无情”也罢。杏花就在眼前，杏花就在身边。杏花呈现出来的千媚百态就在“花间”诗人的怀抱，诗人们徜徉在“花间”诗的温柔之乡，哪还有菊花那般的归隐与高洁呢？ 在宋张唐英以编史方式记录两蜀的《蜀梼杌》里，作者对两蜀几十年历史很不看好，认为两蜀“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但对“花间头牌”的韦庄却喜爱有加，称“建之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庄所定”。虽说此论是对韦庄的政治作为给予的肯定，但谁又会记得这些呢？ 记得韦庄的反而是他们游冶花间时写下的“花间”词。

    （本文摘自《唐诗琐议：地域辨识和鉴赏流变》，刘火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25年5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