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历史与文学不可分割

    ■本报记者 舒晋瑜

    我经常说历史和文学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历史只有大叙事没有细节，就像一个建筑只有框架，那怎么会称得上是一栋建筑？ 大框架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些装修、装饰和家具决定了我们的家是否温暖，是否是一个值得长久居住的地方。    

    王笛新著《中国记事（1912—1928）》，挖掘来华西方人的记录，以宏大的视野兼微观的故事展示了辛亥革命、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中国参加一战、新文化运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等重大事件，还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叙述了中国积极参与华盛顿会议、致力于完成巴黎和会未竟事业的过程。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记者、作家、学者、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鲍威尔、赛珍珠等人，从北京、南京、上海到广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载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民生百态的深入观察和了解。当我们穿行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关注。他对这些宏大问题的讨论，基于细腻的文献分析、生动的故事讲述和杰出的历史综合能力，揭示了这段波澜壮阔、色彩缤纷且引人深省的历史。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以文学化的笔法描写人物，使王笛近年的非虚构作品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中国记事（1912—1928）》的写作史料功夫十分深厚。您在考证史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挑战？

    王笛：《中国记事》这本书涉及到的主要资料是在百年前用英文发表的，不仅仅是收集工作做起来非常困难，还有阅读、翻译等巨大的工作量。当我们把这些资料翻译过来，作为他者的眼睛来看中国的历史，其中很多信息譬如中文的人名、地名、公司名、酒店名等，都需要准确还原。比如说这本书第12章的K. P. Wang，就是巴黎和会期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读者来信的那位留学生，寻找他的过程就是异常艰难的探索之旅。他从哪里来，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他做了些什么事，他后来的结局如何，这些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证。此外，对于那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从中文资料和研究中已经了解了很多，但是英文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那么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怎样能够和中文资料相互印证？ 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排斥西方的记录，也不能全面地接受，而是把它们视为一种文本，与中文资料进行交叉对比，或是作为一种补充，这样对这段历史便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读起来就更丰满。这些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的观察和中国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也注重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诸如农民、妇女、边缘人群的生活状况，而这些可能是中文资料反而欠缺的。

    中华读书报：书中引用诸如《纽约时报》等对中国的报道，这类史料对公众理解民初历史有何价值？“他者视角”和传统中文史料对同一时期的记载有何差异？ 书中对孙中山、袁世凯等关键人物的评价与国内主流史学叙述区别大吗？

    王笛：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其实并不在于用英文的资料来重新认识1912-1928年这段历史，而是通过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这段历史。既然是通过他者的眼光，那和过去我们用中文资料记录的那段历史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些大事件包括袁世凯称帝、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相关描述都差不多，但是观察的角度不一样。

    中华读书报：您在《中国记事》中聚焦当时各地的动荡局势，在选择叙事重点上有何考量？

    王笛：其实我在这本书中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1912到1928年是中国的转折时代，在这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多，这些事件影响了中国的未来。第二是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我希望知道一些个人的观察和个人的故事，这些当然包括西方来华的人员，他们通过西方的视角来讲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的思考，还有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日常生活的故事，同时他们也记载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家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那个社会中的遭遇。这两个方面有机的结合，使得本书既有大事件，同时又有微观的眼光。这就是我经常比喻的，其实写历史也像拍电影一样，如果只有远景或者只有中景近景，那是拍不好的。一部历史作品也需要有各种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层次，这样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大众喜欢阅读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本书在重大事件的细节写作上非常吸引人，比如通过美联社记者司徒雷登、美国军人史迪威等人的亲历记录，还原了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革命场景。您如何看待细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王笛：如果历史只有大叙事没有细节，就像一个建筑只有框架，那怎么会称得上是一栋建筑？ 大框架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些装修、装饰和家具决定了我们的家是否温暖，是否是一个值得长久居住的地方。历史作品如果没有个体的人，我认为就没有生命力。我经常说历史和文学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海特在《元史学》里指出历史写作中也存在潜在的文学的结构，也有喜剧、浪漫剧、悲剧、讽刺剧的模式。

    中华读书报：本书在史料的引用、取舍上，都有何标准？

    王笛：我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尽量保持客观，写出客观的历史，使用的资料必须全面，而不是单方面的或者带有偏见的取舍资料。当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无论是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一定要把这个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的情景中。在写历史的时候，一定不能为尊者讳，试图把他打扮称为一个完人，或者走另一个极端，把一个历史人物说得一无是处。我们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回避其他不利于论证这个观点的相反资料，如果是那样，可能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会离客观越来越远。

    中华读书报：赛珍珠、阿班、司徒雷登等亲历者的故事令人动容。在写作时，您是否也为笔下的人物感动？

    王笛：在这本书里边，我着重写了1912到1928年的6位美国人的故事。有你提到的赛珍珠、阿班、司徒雷登，还有芮恩施、鲍威尔和史迪威。他们有的在今天仍然耳熟能详，但有的却几乎被遗忘了，比如说芮恩施、阿班和鲍威尔，就很少为今天的中国人所知。在发掘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为他们对中国的奉献所感动，希望通过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让大家去思考历史，反思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