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构、一个学科、一个时代

    ■滕珺

    我国传统记录历史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体，有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还有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的纪事本末体。由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撰写，江南大学屈廖健教授翻译的《比较教育变革——斯坦福大学五十年来的理论建构》巧妙地融合了这三种不同的历史记录方式，又别具新意地以一个机构为抓手，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现为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比较与国际教育项目五十年的历史变迁，系统反思美国比较教育的主要理论流派及斯坦福大学在其中的贡献。这种打开历史尘封记忆的方式既具体又抽象，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鲜活的温度，完美地呈现了一个机构、一个学科和一个时代的内在关联。

    该书采用机构学术史回顾的方法，系统分析了北美比较教育学的三大流派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作者一再声称自己的研究是基于斯坦福的视角，但事实上研究的内容不仅在时间上横跨半个世纪，而且在地域上也涉及多所机构，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多所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美国国际发展署等政府间及政府组织，由此延申到东亚、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多个地区的教育改革。可以说，该书为比较教育领域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立体、鲜活的视角，将原本教科书中一个个理论、学者都放置于这个复杂的历史社会环境之中，理论变得鲜活生动，思想变得可以触摸。

    本人有幸与书中几位大家及其弟子有过面对面的交流，阅读该著作时倍感亲切，同时也深受启发。作为曾师从芝加哥大学人力资本理论开创者舒尔茨教授的全球知名教育经济学家、劳动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丁·卡诺伊深刻地反思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在该领域的局限，反思数百万美元的研究投入带来的社会效果，以及诸多国际测评似乎已背离了发起者的初心，比较教育学者该如何面对这一“本末倒置”的现象。这些不仅是学术讨论，更是一位智慧老人的自我反思，对当前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中一些热门问题、热门范式，不失为适时的警醒。

    同时，本著作也启发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机构以类似的视角思考：我国比较教育学究竟贡献了哪些思想，建构了什么样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的机构、我们的学科与我们的时代又如何同频共振？ 思考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处理好“理”与“实”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汪学群在《中国史学的方法论》中所言，中国思想史的书写大体存在着两种范式：其一是思想史的哲学书写范式，即“接着讲”，借古代的思想重点在于阐释自己或当下的思想；其二是思想史的史学书写范式，即“照着讲”，以史为中心，思想及发挥被边缘化。而中国思想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其书写范式必须把哲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构建思想史的社会文化书写范式，如此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再现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想中国比较教育学科思想史的书写也需遵循这一原则。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部长、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