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丫丫”的出版故事，和编辑的初心

    ■本报记者　陈香 

    走进李天舒的办公室，扑面而来的就是素白的书架，雅致、整洁、清新。这与李天舒的性格是一致的。她喜欢沉浸在她的编辑世界中，不随波逐流，不追新逐热，安静、耐心、极致地打磨着自己所编辑的作品。显然，这也是“耗子丫丫”三部曲（《耗子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土狗老黑闯祸了》）的文学气质。作为纯粹的成长题材儿童小说，“耗子丫丫”三部曲书写的就是童年核心意象，书写童年本真生命形态，没有主题叙事加成，没有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的题材类别加成；但这三部作品，以其内在的文学品质和童年趣味，成为具有标志性、代表性的儿童小说精品，永远地站立在了少年儿童的书架上。

    当然，在重现童年的书写过程中，能否在更为丰厚的意蕴层面重现童年，能否掀起世界的一角，让孩子感知世界的丰富性、可能性和无限性，又决定了童年书写的质量。这又与编辑寻找作者、把握作品的眼光与判断息息相关。

    中华读书报：以“家族小说”驰名文坛的作家叶广芩，一直笔耕于成人文学领域，并卓有成就。据说在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选题会上，想找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从儿童视角讲好北京故事，你提出可以接洽叶广芩老师。那么，叶广芩作品中的哪些特质，经过你的判断，适宜于儿童文学创作呢？ 此外，叶广芩老师一直躬耕于成人文学领域的写作，名家大家在涉足一个新的写作领域的时候，出于爱惜羽毛的考虑，也都是很谨慎的。你是如何说服叶广芩首涉儿童文学创作的？

    李天舒：我一直分管儿童文学编辑部。我们工作的常态，就是大家有了选题会随时沟通和交流。想请叶老师创作一部儿童文学的想法，可能是在2016年年底提出的。反映北京历史文化内容，是我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重要的出版方向，此前写北京题材的儿童图书其实也不少，但是通过儿童文学的形式来写北京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当时就想，能不能从儿童文学这个角度入手，写一部真正表现北京孩子、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的作品。

    为什么想到叶广芩老师呢。京味文学在中国文学里自成一派，而叶老师就是当下京味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我们特别强调“土生土长”，是觉得不管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童年经验都会对他们的写作发生很深的影响。对儿童文学写作而言，童年经验显得尤为重要。作家把童年记忆、童年经验、童年感受完全融入到自己的写作里，和她看自己孩子或者别人孩子的童年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别人，你是一个旁观者；写自己，才能把那种真正属于孩子的亲身的感受、心理，体会和表达得更到位，因为那就是属于她自己的。

    我们文学编辑室里有好几个“叶粉”，跟编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说，肯定行，没问题，天舒老师，你赶紧去约稿子啊。到2017年的7月，我见到了叶老师，于是后面开始了一系列作品的合作。

    中华读书报：在哪里碰见的，是特意约请的吗？

    李天舒：这个想法酝酿之后，一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一是当时单位的事情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家里有个中考生。一直到2017年6月，时间精力多起来了，就开始了选题推进。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集团（编者注：北京出版集团）开中层会，当时的集团总编辑曲仲在会上传达了两件事情，一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希望我们多挖掘北京题材，展现北京气象。第二就是介绍十月文学月的运转情况。2016年，我们集团成立了十月文学院，陆续在国内和海外建立了一些作家居住地，也举办了北京十月文学月的系列活动。

    中华读书报：十月文学院的设立，其实是中国出版界拓宽出版的内涵和范围的有益尝试。出版可以积极参与并推进大众文化生活，同时提振社会阅读的广度、深度和层次，而不是仅仅出版图书产品。

    李天舒：没错，十月文学院的工作不止是出版，它的职能就是要把“十月”这个文学品牌打造好，聚拢一批优秀的作家，让文学院成为推动文学创作、推进文学阅读的基地。可以说，在全国出版集团里，这个工作都是走得比较靠前的。北京出版集团有《十月》杂志这样的名刊，要把出版资源聚拢、使用好，进一步优化。

    2017年，十月文学院成立了几个海外作家居住地，国外有爱丁堡、布拉格，国内有西藏、云南，这些年还在陆陆续续壮大。曲总提到叶广芩老师正在布拉格体验采风。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非常巧，一是他讲市委宣传部希望我们做一些展现北京文化的项目，一是提到了叶老师，这两个点正好跟我们此前一直心心念念的选题完全契合。

    所以当时我想不能再等了。记得开完会，就下楼找了十月文学院的同事文爽，请她帮忙联系了叶老师。一周后，叶老师回京，我们就一起去见了叶老师。当时是在中央美院旁边的一个咖啡馆，请叶老师喝了咖啡，谈了这个稿子的想法。用叶老师后来的话说，这叫吃人嘴短，所以这个项目就初步达成了。

    中华读书报：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名作家也有不少，那么，你从叶老师作品当中的什么样的特质判断，认为她能漂亮地完成从成人文学向儿童文学的过渡。

    李天舒：当时感觉叶老师有这样几个特点，很适合写儿童文学。

    第一是她作品里的孩子气。虽然叶老师此前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但是她作品里写孩子比如丫丫这个形象，很鲜活；虽不是主角，但一直不停地在闪动，很好玩。她对孩子的心理的把握，不是硬憋出来的，也不是故意要“蹲下来”，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

    第二就是叶老师作品里的生活气。她真的是在践行“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甚至都有读者根据她的家族小说去理出她家族的发展脉络来，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说明什么呢？ 就是她的作品生活气息太浓了，像真的生活一样，让读者一下就能进入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叶老师作品的顽皮气。这个跟孩子气有相同的地方，但有不一样；她的小说里孩子的淘气劲儿、调皮捣蛋劲儿，那种不循规蹈矩、异想天开的劲儿，是很多成人作家作品里边没有的。

    比如在《去年天气旧亭台》里，讲妈妈带丫丫去太阳宫，妈妈和闺蜜曹家二姨，本来都是穷丫头，但因为一个嫁给了教授，一个嫁给了菜农，所以生活变得天差地别。但丫丫讲完妈妈和二姨的渊源，又说了一句，“但教授夫人和农妇的文化水平是一样的，都是文盲”，又把这姐俩从另一个层面拉平了。这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调侃，面对生活境况的反差对比，丫丫没有成年人的慨叹，孩子眼里，是没有那么多苦与悲、那么多忧伤的，他们自有自的逻辑。叶老师把孩子那种特别淘气的劲儿，那种心态拿捏到位，非常难得。

    中华读书报：刚才你说的这点特别关键。部分成人文学名家写的儿童小说，虽然很深刻，但是太沉重了。生活的人生况味——没有圆满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种种不可得和创伤，但在孩子眼中，能转化为一种特别轻盈的、自由无拘的存在。我们叫不谙世事也罢，叫生命力也好，孩子气也好，童年思维就是会把压抑与沉重转化为轻盈与自由，超越限制与禁锢。

    李天舒：叶老师就说过，人生像一个圆，最开始是一种孩子的状态，然后经历过生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最后到老年，又进入了小孩子一样的状态。但是叶老师的这种孩子般的状态，是阅尽千帆后的再次回归，带着一种豁达，一种通透，更有滋味。

    中华读书报：对于叶老师而言，儿童文学领域是崭新的，她之前并没有涉足过。你们说服她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她是不是也有一些迟疑。

    李天舒：其实我们的约稿很顺畅。有时候回忆跟叶老师的交往，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候，迈出了最恰当的那一步。叶老师也有意回忆她的童年往事，但是约稿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

    叶老师在布拉格期间，到访过德国格林兄弟的故居，看到这两位给孩子创作了很多经典童话的作家的故居中，在一片小树林里，小松鼠在那蹦蹦跳跳，她就想到了她童年时候的“小耗子”。她当时就想，我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们写我自己的童年，写我住过的颐和园呢？ 我们在完全不知这些想法的情况下，在叶老师从布拉格回来之后，就和她约了一部儿童文学的稿，和她的这种创作的想法不谋而合，相谈甚欢。

    中华读书报：一本书自有它的命运。李天舒：有时候我想，如果是2016年年底，我们想到这个选题就去约叶老师，没准她因为对儿童文学写作不熟悉，或者没把儿童文学创作当作她写作的一个重点，还可能有顾虑呢。但是在2017年7月的时候，她刚好有这么一段经历，有这么一点儿童文学写作的小火苗，我们就就势让它燃烧起来了。叶老师说，这些童年的故事都装在我的脑子里面，写起来并不难，所以我们就很顺畅约到了稿子。就像你说的，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约稿，也恰逢其时。

    中华读书报：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会造就文学的经典文本。那么，叶老师是如何构思自己的首部儿童小说的？ 在此期间，你和你的团队，和叶老师保持了怎样的联系，对这部作品的故事主线、人物形象、语言风格、节奏，等等，是否参与了讨论，交流了怎样的意见？

    李天舒：我们对叶老师的写作功力心里是完全踏实的，对人物主线、人物形象，语言、推进节奏，并没有过多参与，我觉得这些叶老师比我们专业，也比我们更会把握。

    但我还是和叶老师提了儿童文学创作可能需要注意的三点地方。

    我说其一这部作品就是想请您以您的童年生活为蓝本来写，不要写别人，就写您自己，因为您对自己的童年感受是最真切的，也能写得最顺畅、最到位。

    其二，我说儿童文学写作的基调是要正向、阳光的，是要让孩子看到希望的。成人文学可能出现的沉郁、苦难、悲观，比较沉重的话题，不要成为儿童作品的主调。要让孩子从这个作品里有所得，有所成长，看到生活的美好，而不是生活的乏味、苦难、沉重。这个尤其跟叶老师做了强调。

    其三就是跟叶老师说，儿童文学的书写篇幅不用太长，五六万字就可以，把握合适的体量。也说了想把这本书做成什么样，怎么配插图。我记得当时一说要配图，叶老师眼睛就亮了，她就说可以画好多东西，和文字配在一起。我说对的，要是您想把这些老北京的事物画出来，那就多留出点空间给图画，文字可以少一点。

    谈完之后，叶老师并没有马上动笔，她先后到颐和园转了两次，重温了童年的记忆。叶老师后来说，她坐在小时候曾经坐过的那个长椅上，眼泪都下来了。其实叶老师真正动笔写作的时间不是很长，第二年的二月份就交了初稿。

    中华读书报：“眼泪都下来了”，特别有感慨。真正的好作品，一定是作家内心特别想诉说，始终潜藏在记忆和灵魂的最深处，特别想付诸笔端的。

    那么，咱们拿到书稿的初稿之后，有没有提出一些修改事项，有没有交流意见？

    李天舒：当时拿到这个稿子吧，有点出乎意料。开始我想到叶老师可能会从始至终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四段式的结构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一下让我想起了《城南旧事》。但看了几遍之后，我就觉得这种结构非常妥帖合适。每一个小节自成一个小故事，用丫丫这个人物串起来，里边的人物又互相勾连在了一起，不丧失作品的完整性，同时整个故事层次非常丰富多元。

    我手机里边有我当时和叶老师交流的记录。我说，“叶老师，读这个稿子，就像听您讲故事，京腔京韵，娓娓道来，幽默又充满了童趣……后面再看，也增加了一些吹毛求疵的意思，有一些想法和您沟通。”

    比如“耗子大爷”那一节，我们觉得丫丫跟“耗子大爷”互动的故事少了一点，希望她能做一个补充。“乌龟005”一节，我们觉得有一段有点写跑了，“005”的故事叙述不是特别完整，中间有点割裂，所以跟叶老师说，能不能把夹在故事当中的事挪开，调整一下，让整个“005”的故事更顺畅。“南方姑娘梅子”一节，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有一段是谈论死的话题，后面还有一段是写到老李的死，我们建议叶老师能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让故事讲得更完整。叶老师非常谦和，说你们提得都很好，就按照你们的意思，这种调整腾挪就你们来做；“耗子大爷”跟丫丫的互动，我来补充。

    其实叶老师的稿子拿过来就已经很成熟，又做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调整，基本就成了。叶老师说我们可以随意改，很包容我们；但我们的原则是，不管大改小改，一定要跟叶老师通气，征得她的同意。

    中华读书报：那么，书稿经历了怎样的三审过程，各审读流程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意见，怎么和叶广芩老师商榷和确认？

    李天舒：我们对原创文学书稿的审读，基本原则就是抓大放小。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二三审会对书稿分头审读，集体讨论，汇总后和作家沟通。作品的增补，编辑一般都不动笔，由作者自己来补和改；结构调整方面，如果是简单的调整，我们编辑会动手做，让叶老师认可。如果是复杂的删改，还是由叶老师来做，这些是我们编辑无法替代的，还是要依托于作者本人。

    到真正进入三审阶段，这部书稿整体的架构、文字、故事脉络，都已经不需要大动了。这个阶段，更多是做编辑案头的加工和润色。出版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和规矩，字词、标点、语句等，都会在保证作者风格的基础上尽量规范；第二个就是把一些觉得不太适合孩子阅读的词语和表达删了。

    中华读书报：能举个例子吗？

    李天舒：比如在《花猫三丫上房了》里，丫丫回到胡同后，有一段写和小四去卖兔子，是讲收兔子的地方是怎么处理兔子的，写得比较实，有点血腥，我们就把这一块删掉了。

    此外，叶老师作品里的北京话很多，她都仔细做了标注。但是作为书里面的页下注，每一个地方话、俗语、俚语的解释都要准确规范，所有的这些词条，我们会查现汉、辞海来核对，一定要准确。我记得《耗子大爷起晚了》一书里边讲颐和园房子上的檐兽，说最前面的那个小人是齐湣王，到底是哪一个“湣”？ 网上各种写法都有，就要翻查资料才确证下来。编辑案头上的这些细节，我们尽量做到没有遗漏、字斟句酌，做到自己的极致吧。

    中华读书报：对于叶广芩老师的首部儿童小说，其版式、纸张、内文、封面选用与策划的风格如何？如何确定其价值定位，并将其提炼并呈现在整体的图书装帧中？如何确定开本、定价？

    李天舒：确实琢磨了很久，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叶老师的《耗子大爷起晚了》的稿子，最初是文学室主任马姗姗（编者按：现任北少社副总编辑）参与，后来编辑刘基源加入，就以基源为主，做了后续的这些工作。

    我们对这本书的整体定调就是简约大气，不做花里胡哨的东西，尽量做减法。这符合叶老师的作品的风格，也符合北京地域文化大气典雅的风格。书的整体设计，由刘基源约到的青年画家友雅来操刀。她也考虑了好几个方案，好几个呈现方式。她舍弃了她最擅长的工笔细描的风格，最后确定以类似丰子恺的画风来呈现。从一开始画画找感觉、不断调整，到后来渐入佳境，整体呈现还是很有特色的。

    开本方面的考虑，我们觉得普通32开有点拘谨，大的32开不太有文学气，就挑选了目前这样的开本，比较精致。版式、插画、封面，都是由友雅来完成，在美术装帧设计上能够显示出风格的一致。记得做封面的时候，时间很紧迫了，当时出了很多版的方案，一版一版地调整，每一稿都是编辑看完了同事们看，征求孩子的意见、发行部的意见、叶老师的意见，最后定了这一版。定下方案后，要选封面用纸，因为等不及印厂拿纸样，我记得周末我就跑到海淀中关村图书大厦、言几又书店，把觉得合适的特种纸都拍了一遍，回来后请印制的同事挑。要考虑纸的纹理、光度、白度、厚度，选了有四五种，一种一种地打样试，包成假书一个一个看，最后挑选了这种纹样的特种纸。

    中华读书报：刚才你说的这一段，也是非常感慨。作家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后，距离一本书的成品，且不说后期的宣传推广营销，仅仅是成书，就有很多步。一个优秀的作品，它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离的，编辑需要很用心，才能拿出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爱不释手，又和文稿的风格、特色相得益彰的成书。

    李天舒：因为全书都是彩色插画，对纸的厚度就有要求，太薄彩色就透出来了，又要把插画还原得很好，所以我们对选用纸张也费了很多的心思。

    中华读书报：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有压力的环节就是营销。好书出来了，怎么才能让更多的读者知道，让作者满意。

    李天舒：非常有压力。

    中华读书报：那么进入营销的流程之后，编辑部门如何与营销部门协同，为该书做营销定位？ 制定怎样具体的营销计划？

    李天舒：这本书有两位专门的营销编辑——李娜和朱绯，叶老师的所有活动，她们由始至终参与，非常用心。对这本图书的营销定位吧，我们还是想把作家的宣传和作品的营销相结合，最后靠作品的口碑取胜。

    这本书的作家，本身就有自己的影响力；但也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老作家遇到了新读者。《耗子大爷起晚了》的读者对叶老师来讲是全新的，孩子们对这位作家是不了解的，怎么样能够把叶老师的影响力用上，又能渗透到儿童读者群，是我们反复在想的问题。所以前期我们就两条腿走路，一是借助叶老师在文学领域里的影响，第二就是要深耕我们的小读者群。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是小学生，孩子们能读到这本书，一个是自己看到、同伴间交流，再有就是老师和家长的选择推荐。

    面向孩子，就是需要在孩子能看到的杂志、报纸宣传连载；面对大人，会集中在主流媒体的宣传，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我们的公号，林林总总。我们还做了书店、图书馆活动，以及参加书展，参加地方的阅读活动。叶老师经常生活在日本，每次她回来，我们都会抓紧时机。

    中华读书报：是的，主流媒体往往会有它的核心读者群，在核心读者群中享有长时间以来形成和培养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李天舒：因为面对少年儿童读者，所以我们一是请阅读推广人推书，一是请老师们读书。现在学校有专门的阅读课，需要优秀作品和优秀图书，很多老师自动自发地把《耗子大爷起晚了》这部作品纳入到整本书阅读的课程里，老师一起来写课件，一起来做阅读课。这种直达小读者的方式发挥了作用。此外，这本书入选了有分量的媒体的榜单，扩大了书的影响，慢慢地就感觉口碑建立起来了。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耗子大爷起晚了》入选了2019年4月的中国好书，对这本书的口碑发酵起到了质的飞跃。中国好书是把书的品质作为最重要的入围原则、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也被行业所信任，被读者信任，被渠道信任。

    中华读书报：口碑发酵形成后，如何与发行部门配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将此书的销售推向高点？针对不同渠道，销售策略有何不同？

    李天舒：《耗子大爷起晚了》这部作品出版后，从集团领导到发行部门都非常重视。发行部门每人一本，读完后还专门开了一次交流会，与编辑充分交流，让所有的发行人员都知道这本书好在哪里。我们还和四川文轩等几家重点的省店做了重点品协议，在抖音这样的平台找头部达人推荐，包括东方甄选，对销售的促进都还是比较大的。

    中华读书报：不能不看到，移动互联时代已经到来，出版业的发行渠道已经发生了巨变。作为一位资深的出版人，你如何看待整个图书市场渠道的变化？ 就“耗子丫丫”三部曲来说，如何可以搭建一个新媒体营销的矩阵？

    李天舒：说到社交电商、新媒体平台的带货，有点一言难尽。

    中华读书报：目前最为红火的图书电商——短视频直播电商的少儿图书平均折扣已经低于3.5折，很多有版权成本的原创精品儿童文学、图画书选择不进入短直渠道，否则是卖一本亏一本。但目前实体店渠道式微，平台电商增长乏力，唯有社交媒体电商借助社交媒体的流量逆势扩张。

    李天舒：低价销售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困扰，我们真的没法进入这些短直渠道。从出版的角度来说，面对当前的情况，我的想法就是：顺大势，借优势，守良势。

    顺大势是什么呢？ 现在图书线上和线下的销售比例，现在是二八，未来还会比二八更进一步。地面店展示的功能比销售的功能强，网络销售趋势无可避免，所以还是要认清目前的渠道态势，要充分重视和开发网络销售。

    该借的势还得借。在今天的这种大形势之下，抖音、小红书等媒体的推介，它传播广，能触达到很多读者。相当数量的读者会通过这些平台认知这本书，帮助他们拿起一本书，最终实现真正的阅读。

    第三是要守良势。我们出版工作者要有基本的底线，你的优势在哪里，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在哪里，不能丢了。如果我们是以丧失作家创作的价值、丧失编辑的劳动价值，换取低售价高销量的话，对出版整个生态的破坏是致命的。

    一本书，如果它真的只能卖出白菜价，卖出只有纸张的价格，那它的文化含量在哪里？它的价值何在？ 对于编辑来说太受伤害了。现在很多中盘商过来谈合作，不看你的书如何，先问几块钱拿货，真的挺悲哀的。这个情况，可能也是整个行业都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在是渠道方占据话语权的时代。

    总而言之，以舍掉品质为代价谋求销量的出版，不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编辑所追求的。还是要做点在职业生涯里能留下的东西；文化出版，不光是赚钱，还是要有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品质是图书安身立命的核心，这个编辑的初心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