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里的人文精神

    ■余辉

    宋画是从大地深处流淌出来的温泉，它给予我们的周身暖意，也许就是当今人们喜爱宋画的心理原因。论及宋画的特性，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其写实和工致的画风，其实元代写实绘画的技艺不亚于两宋，清代宫廷来自西方传教士的写实绘画融入了科学观察的方法，更为写实细腻真切，那么属于宋画特有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的图像里，从辨识物象和事象的表面，到考证绘制该图的大概时间、分析出画中的事物、事端乃至事件（见拙著《隐忧与曲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我们还能看得再透彻一些吗？ 是否能透过画中的图像，结合其他宋画和文本材料，去看到宋代更广阔、更深刻的内部，那就是宋代日益凸显本质性的人文精神，那是人类进入准近代社会的入门劵。

    人文精神是具体的，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自我关怀，这种关怀是从对整个人类到个体的尊重、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生命的维护、对命运的把握、对灾难的忧患和抵御，高度保护自然历史和生存环境，极度珍视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一言以蔽之，即子曰：“仁者爱人。”具体到宋画里，可以发现宋代宫廷画家相继以燕文贵、张择端、李唐、朱锐、李嵩等为代表的人文精神，是关注商业发展和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深入到文人阶层悲天悯人的情怀。宋代的中上阶层虽然进入了生活精细、情趣儒雅的文化状态，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忧患中追求人生价值；底层百姓生活艰辛且乐观积极，整个社会都关注自然生态和自我命运，这是《清明上河图》卷和许多宋画里最突出的人文主题。

    古代社会里的人文精神如何，其标志是这个时代对社会底层和弱势人群的关注程度，首先取决于君王的态度和意志。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获得帝位，是为宋太祖。两年后，他又以“杯酒释兵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宋太祖的两次不流血的政治成功，加上他喜好读书，更加坚信了他秉承“儒家教化”“重文抑武”“以文制武”“文德致治”的文治理念，这在客观上创造了一个“与民休息”的社会环境，使国家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执政理念之下，朝廷或多或少会注意到“亲民”“戒奢”，如宋太祖不甘于独自享受宫廷艺术，“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华门外茶肆”（[北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五，中华书局2007年版）。再如皇后曾劝说太祖用黄金装饰一下肩舆，太祖回曰：“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明]冯琦撰、陈邦瞻辑、张溥论正《宋史纪事本末》卷七，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书业公所排印九朝纪事本末本）宋代朝廷除了有一整套严酷的吏治制度之外，还有对下属温情的一面。如宋代有禁止官员享用酒肆的条例，鲁宗贵任职谕德时，因在酒肆饮酒，进宫后遭到真宗的盘问，鲁宗贵解释道：“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给予了善意提醒：“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清嘉庆十年虞山张氏照旷刻阁刻学津讨原本）这拉近了皇帝与下臣的距离。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以实例证实宋仁宗“圣性仁恕”：仁宗在苑中时，口甚渴，屡次回头找不到携水仆从，回宫后痛饮，嫔问：怎不在外面解渴？ 仁宗答：找不到携水仆从，我忍忍吧，免得他受罚。徽宗也会对小臣画家表现出真心的暖意，如开封人氏、花鸟画家宣亨耐不住宫廷画院的寂寞，向徽宗辞行，徽宗动情相劝未果，宣亨执意出宫向南，行至当涂（今属安徽）时，当地官员、富商得知他有宣和画院的背景，“命画者甚众，不胜烦劳，颇厌苦之。每云：‘上尝戒我勿出，必为措大所殃，今果然也。’”（前揭邓椿《画继》卷六）他最后混迹于普州（今四川安岳）的兵营里终了。

    在徽宗朝，朝廷开始考虑解决老年贫困孤寡人群的养老、送终问题，他尝试对他们实行政府养老送终的措施，在开封安济坊等建立类同现代的养老院，虽因管理不善，以失败告终，引起一些民怨，但毕竟开启了政府养老之先河。徽宗尚能关注民怨，当他听到百姓讽刺蔡京铸造的“当十钱”给市场零售带来了不便，当即责令蔡京取缔。然而，徽宗并不明白这是通货膨胀造成的恶果，而不是蔡京的突发奇想，不解决根本问题，只会愈演愈烈，但徽宗无法解决北宋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历史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忧患，《清明上河图》卷和其他绘画屡屡出现的算命场景正是对未来深感无助和忧患的表现。

    提升国家意识是萌发人文思想的政治前提。宋代“以文治国”的政治路线，必然会给予文人学士并旁及各界开言路的机会，皇权思想渐渐让位于国家意识，换来了许多文人学士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徽宗曾欲换储，企图以擅长诗书画的三子赵楷替代已经定下的长子赵桓，然而，朝臣坚持以“祖宗之法不可破”为由，坚决反对，徽宗亦无奈。1273年11月，蒙将伯颜、阿术包围了扬州，宋元两军鏖战达33个月之久，最严峻的考验是1276年2月，伯颜让刚被俘的宋恭宗和谢太后在扬州城下下诏守将、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归附元朝，李庭芝立于城上高呼：“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列传一百八十）还是这个宋恭宗，被蒙古铁骑押解到大都，忽必烈令他到狱中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决意以死报国。整个两宋，朝廷常常暗自认同了国家高于君主的观念，“北宋六贼”引起朝野共愤，是因为他们颠倒了国家与君主的关系。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之下，面对宋代日益发达的城市商业经济和日渐丰富的城市生活，宋代各类艺术家热衷于表现世俗生活里的艰辛与乐趣，就在所自然了，其中不乏翰林图画院里的画家，燕文贵、张择端、朱锐、李唐、李嵩等则是其中的代表，此前的古代宫廷画家从来没有像宋代这样倾心于大量描绘世俗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此前在唐玄宗朝担任画直的张萱把绚丽的色彩留给了浓妆的贵妇、婴孩及其衣饰，之后的宣州长史周昉亦是如此，写尽她们悠闲而无奈的富贵生活，根据唐代遗留下来的画目著录，极少有描绘底层世俗生活画卷。两宋则大大改变了宫廷和职官画家眼睛向上的取材范围，将绘画视野转向世俗社会里的芸芸众生。

    《清明上河图》卷和其他宋画是如何体现人文思想的，不难在一些细节里找到与之相关的答案。描绘这些细节，并非都是画家的主观刻意所为，而是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生活中平民之间涌溢着一些与人性有关的人文关怀。

    人文思想的基础是人身自由。《清明上河图》卷码头上的把头向每个背负粮袋的力夫发放竹签，力夫们每背一袋粮得签一枚，即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随时可以结账、离开码头，计件工资制保障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卷中有许多来自农村的流民，他们因青黄不接或失去土地，不得不到城里打短工，尽管他们身陷贫困，但开封城的劳作机会使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毕竟他们还有一躯自由之身。

    再如画中描绘了两具石质的上马石和一具木质的上马台，除了反映军人懒于马上功夫之外，还可窥探到宋代渐渐对底层仆人的态度，过去仆从卧地以背作上马石的现象必然会渐次减少。此外，街边老者闲坐于官家的上马石上，显然官家门口并非私家领地，普通百姓亦可在此驻足歇息（图1）。酒肆饭铺在门口摆上垃圾桶、店铺门口的刮泥板等，皆透露出城市居民对环境的自觉维护。

    人文思想的孪生兄弟是科技进步。《清明上河图》卷中的许多大船汇集了北宋造船的科技水平。如“人字桅”桅杆采用的是转轴技术，使之可以卧倒，以便于通过桥梁（图2），船尾系新发明的升降舵，船工可以根据船舶的吃水情况调节尾舵的高度（图3）。还有纤绳的另一头系在桅顶，合乎高等数学里的悬链线方程式，这是宋代没有达到的数学程度，然而，从中不妨得知两方面的感悟，其一是自然科学因素，即数学理论离不开对工程实践的概括、总结和提高，人们从类似纤绳的弧度中，总结出计算和运用的规律，日后可运用到更复杂的工程实践中，为某种数学理论提供支持；其二是社会人文因素，在运河航道繁忙的时候，船主考虑到如何在不影响他人行船、停船的前提下，能够继续前行，这就要抬高纤绳的高度，以免呈弧线的纤绳剐蹭其他船只，只有在具有一定平等思想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的“路权”意识（图4）。对比之下，清代陈枚等五位宫廷画家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卷没有出现类同悬链线纤绳的图像，纤绳的一头系在船头的将军柱上，如此行船，船舶必须沿着河岸行驶，所到之处，贴岸行驶和停靠的船舶必须纷纷让出河道，只有皇船或官船方可独霸河道，对寻常百姓的船只，无所谓“路权”可言。

    《清明上河图》卷里还有根据转轴原理出现的折叠式货架，车辆上的防滑支架等，在船头和辘轳井上出现绞车，均说明商业运输和日常生活的需求促进了各类工具的改革和发展，较大地解放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这些设备一直延续“使用”到清院本，有的还发生了倒退的现象，其中可以解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文思想是科技进步和应用的动力。

    人文思想基本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宋人（旧传王居正）《纺车图》卷和南宋人《丝纶图》轴均展现了乡间妇孺们的众生相，前者呈现了老年、中年妇女默契配合纺线，后者则是三位中年妇女在操作规模大一些的纺线活动，体现了农村手工业劳动如纺织业处在以家庭为单元、以妇女为中心的简单再生产的小作坊状态，在她们的周边总绘有下一代，下一代成年后再复制她们的生活。

    人文思想还体现在对幼小生命的关爱。这在南宋画坛生发出一大批婴戏题材，也与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休戚相关，加上刘昉等撰于绍兴二十年（1150）的《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完备的儿科专著，多方面的保障激发了城乡民众期盼生育、繁殖人口的热望，使得南宋中期前后的婴戏图题材的数量达到了空前，迄今在海内外公私藏家处尚有近百幅之多，其中最充满人文关爱的是沐浴、嬉戏、闹春，最具特色的是李嵩的多幅《货郎图》页、卷。据黄小峰研究，李嵩货郎担里除了一些儿童玩具、日用品之外，有许多是治疗婴幼儿疾病的蛇蜕、鳖甲、蛙、猕猴头骨，还有催妇乳的穿山甲以及治疗妇科病的药物，正是迎合着画中迎面而来妇女养儿之需。（黄小峰《货卖天灵：宋画中的头骨与医药》，刊于《美术观察》2019年第10期）形成对比的是，元明继续流行的货郎题材，但货郎担里此类药物则大大减少，可资证实南宋是古代社会关注生育的最高峰。当然，这要看婴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了，南宋画家通过《四季牧牛图·冬》卷中给予底层儿童的最深切地同情，牧童披着蓑衣蜷曲在牛背上，这是整个冬季给予他唯一有体温的地方（图5），令人动容。

    在所有现存南宋的婴戏题材绘画里，难以看到儿童好斗尚武的天性，他们与妇人、货郎、宠物、乐器、花石和庭院相伴，在货郎担里几乎找不到模拟兵器的儿童玩具，难得在南宋人《秋庭婴戏图》页（图6）里看到三个婴孩在抢夺枪械玩具，南宋人的行伍精神的画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南宋人《武士石雕像群》个个大腹便便（图7），还有南宋《骑士归猎图》页（图8）里疲惫的配鱼将军，这意味着大宋江山的岁月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宋画里的人文精神在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亦开始闪烁在山水、花鸟画里。在山水画里，人文精神的标志不只是画中的点景人物主要是贩夫走卒、渔樵耕读，更重要的是郭熙强调要在山水画中营造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自然山川，以适合人的心灵感应。此前人们只欣赏绘画中的精神世界，到了宋代，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接受画中的物质世界，即能够在里面行走、眺望、游览、居住，画家要为他人“造境”，要让欣赏者成为山水画里的主人，无论是初春的《早春图》轴、还是深秋的《窠石平远图》轴（图9）等，郭熙都在画中给欣赏者留下了一个个“落脚点”，人文因素的内涵，就在这些细节里渐渐多了起来。

    在花鸟画科里，人文精神则是另一种体现方式。在特定的气候环境下，动物之间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展现出拟人般的密切联系。如在崔白的《寒雀图》卷里（图10），候鸟远去，剩下这些幼小的生命攀附在枯枝上下，它们在隆冬里相互问寒，并显得十分乐观；这类画中还潜藏着人类的忧患意识，他的《双喜图》轴里的秋风吹翻了枯树上残留的红叶，惊到了一对灰喜鹊，它们的惊叫声引起一只野兔猛然回头，原来它们在相互告知秋天来了……

    人文思想的出现，必定会广泛渗透到各类艺术里。民间艺术则更鲜明，开封勾栏瓦子里的俗讲、说唱等艺术体现了对词中主人公命运的关怀。人文思想一直渗透到宗教艺术里，宋代将佛道绘画里的神祇描绘成人间的贤者或靓女，更动人的是宗教雕塑里的俗像世情，并影响到辽金时期的宗教美术。这种创作观念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宗教绘画和雕塑两三百年。

    再回过头来目睹《清明上河图》卷，俯身看到里面的芸芸众生，如同目睹着琥珀里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都定格在那个危亡时刻到来之前，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凄美之感……最后是许多读者都会问及的一个历史性的问题，那么充满了人文气息的社稷天下为何被金军摧毁了半壁江山后又被元军铁蹄彻底踏灭？ 宋代人文思想为何没有带来长久的国运？其根本原因是朝廷过度依赖文治，国家缺乏各方面的均衡和协调发展，特别是忽略了军事建设，放弃了设置骑兵和重装部队，以消极防御和岁贡换取的和平是不会持久的，更何况朝廷延续着用人不当的致命性病根，不可能及时解决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直到外部势力临门一脚。

    宋画里折射出的一丝人文意识和一线人性的光辉，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开始进入了准现代社会的门槛，这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初始，遗憾的是，这种复兴在1279年被蒙古铁骑打断。这不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宋代中后期即11到13世纪的艺术带有一些所谓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特性，它在时间上与14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构成前后的时序关系，两者是否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尚需进一步探索，在此不妨借用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的名句：“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宋代源自二程和朱熹的理学远离佛道神祇的哲学，回归人的伦理道德的自省和自觉，又由于强调天理对人性的统摄作用，使得宋代的文艺复兴缺乏一定的哲学支撑。不过，宋代要复兴的首先不是历史上某个朝代的艺术，而是用艺术的手法再次彰显春秋战国时期初露的人本思想，是孔子的“天下归仁”，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确信，这是人类世界在进入文明社会数千年之后，迟早都要经历的一次人文思想的浴火重生，是人类思想发展中难以回避的“生物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