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长道路上的“贵”社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

    2001年3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在新闻学院任教，从此，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多年来，我撰写的绝大部分教材、专著，几乎都是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掐指算来，到2025年8月为止，如果把新版、再版、修订版等一并算上，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24本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成就我学术人生的重要支柱，是我学术成长、发展道路上的“贵”社。

    我在2010年出版的《新闻道德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后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研究著作的撰写者，一本又一本的著作确实都是我‘亲生’的‘孩子’，在它们的身上和灵魂中，倾注着我的心血和精神。但是，我同样深深地知道，播种它们的、孕育它们的、浇灌它们的、成就它们的，直至使它们名姓或多或少近知远晓的，还有和我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的‘全村’的人们。”14年后，在202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致谢”中我又写了一段类似的话：“一个学者的成长，一个研究者和思想者的学术成果的传播，绝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研究者、思想者自己可以单打独斗的事情，而是需要各种组织、机构的支持，需要个人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其实，所有的精神产品都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独立的产品，而是一些组织、一些机构、一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确实，我的著作中，蕴涵着很多人的扶持与帮助；我的著作中，包含着很多人的知识和智慧；我的著作中，深藏着亲人们的付出和关爱。仅出版这一环节而言，在所有著作的诞生、面世过程中，又有哪个作者能够离开出版社、离开编辑呢？ 又有哪个作者会忘记出版社、忘记编辑呢?

    我深深感到，在所有那些帮助过我的温暖力量中，出版社的“大手”无疑是最为有力、最为珍贵的。对一个著作者来说，出版社是真正的“娘家”，出版人、编辑者是真正的“娘家人”。编辑出版工作人员，并非简单的作嫁衣裳者，他们常常站在知识生产传播的前沿阵地，往往比著作者更加敏锐，对知识生产成果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有着更为准确的判断；出版社是知识生产特别是知识传播传承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中介或桥梁，正是通过出版编辑，那些相对零碎的、分散的知识能够得以体系化地呈现，构建起了人类社会的知识网络，促成了文化文明的传播传承。而对于每一个著作者而言，正是在出版编辑工作的支持下，不仅使自己的学术成果获得了广泛传播的机会，也有可能使自身赢得美好的学术声誉、一定的社会影响。

    我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2003年的《新闻价值论》，从此开始，几乎每隔一两年或两三年，人大出版社都要出版一部我的著作。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与出版社的不少编辑都有过交往交流，并与有些编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司马兰女士、陈泽春女士、李学伟先生、王宏霞女士、周莹女士等，正是他们把我一步步扶上了学术的阶梯，促我不断向上攀爬，能够看到更远、更美的风景。

    我与人大出版社最具“规模化”的一次合作是在2022年到2024年期间。2018年，我申请了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这个项目总共由11部著作构成，包括2部需要新撰写的著作和修订已经出版了的9部著作，总字数超过了410万字。到2021年年底，我完成了撰写与修订工作，随后便与人大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出版社特别是人文分社高度重视，召开了几次会议，随后组织了一个六七人组成的编辑团队。我清楚地记得，2023年4月11日下午，人文分社的总编辑翟江虹女士亲自带着“女子编辑团队”（编辑队伍全部由女士组成），来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的办公室，与我一起详细讨论如何进一步编辑、修订11部书稿。我看到，每一位编辑对自己作为责任编辑的书稿都准备了打印好的“问题清单”及修改意见与建议，每位编辑都与我仔细交流，听取我的说明或解释，这一交流讨论就是几个小时。她们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令我印象深刻，也深受感动。在此，我要再次特别感谢翟江虹女士，为了这套书的顺利出版，她上下左右协调各种关系，不辞劳苦、到处奔波，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耐心细致地指导我如何按照相关规范修订、编辑书稿，组织编辑力量保证出版工作顺利进行。我还要再次特别感谢各位责任编辑田淑香、李颜、汤慧芸、黄超、徐德霞、陈希。没有她们各位的辛勤劳动、智慧贡献，这套书是难以快速面世的。

    这套书出版时被列入“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赢得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套书是2024年1月到4月出版的，到了8月，便第二次印刷。2024年6月和10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大学联盟”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分别召开会议，将这套书作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代表性成果向学界和社会推介，认为这套书以中国经验为根基，以世界眼光为境界，以创新精神为动力，以跨学科视野为方法，以时代追求为目标，为构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铺垫工作，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这不仅是对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人大出版社的肯定。

    面向未来，人大出版社依然是我学术成长、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支柱。就在今年9月初，我毫不犹豫地将一部至少在形式上厚重的、长达75万多字的新书稿《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交给了人大出版社。这部书稿是我继上述11卷本的系列著作之后关于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比较重要的著述，集中反映了我对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比较深入、系统的思考和探究，它提供了关于研究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的一种基本框架，深入系统阐释了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也反映了我对新闻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新闻学在数智时代处于整体转型时期一些主要理论问题的最新看法。我相信，在人大出版社及编辑们的鼎力相助下，我的探索与研究对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体系构建一定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

    人大出版社确实是我学术成长、发展道路上的“贵”社，出版编辑人员则是我学术成长、发展道路上的“贵人”。人大出版社70华诞，是出版人、编辑人的节日，也是我的节日，让我们一起欢庆，也祝人大出版社在未来的发展中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