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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菲钒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屈原同时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的文化身份，受到汉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推崇。20世纪初期，在西学风气和疑古思想的冲击下，一度出现了屈原否定论，为了回应对屈原的质疑，20世纪初期同时也出现了屈原及楚辞研究的热点，并催生出了新楚辞学体系的构建。方铭先生曾在《游国恩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中对新楚辞学有专门说明，他认为新楚辞学是针对20世纪以前的传统楚辞学研究来说的，传统楚辞学重视小学研究，宏观研究颇有不足。他认为，新楚辞的特点，就是站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把《楚辞》的研究与历史发展、政治态度、思想观点、文化背景、心理状态、社会情感、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结合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上，探讨《楚辞》的形成及其特点。《屈原及楚辞研究》（商务印书馆）就是这样一本既体现新楚辞学的理论视野，同时又融合实证方法的著作。
《屈原及楚辞研究》由身世经历论、作家作品论、作家思想论三大部分组成，方铭教授在全书十章中展现了递进式的学术理路：前三章是专门的政治、历史背景考论，第四章以作者归属问题为切入点，对当下很多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第五至八章是文本细读，分别论述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渔父》的主题、文本内涵和书写特征，出入经史，详实有据。第九、十章是对屈原文化精神的总结，将思路提升至文化研究的高度。该书章节设置也凸显问题意识，同时在方法论上统筹三重维度：文本细读的微观考辨、跨学科阐释的中观整合、文化层面的宏观阐述，在价值判断上体现时代特点和世界性视角。
首先，作者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进行宏观把握，通过文本互证、文献考据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构建跨学科的阐释体系。方铭先生首先认同《史记·屈原列传》记载的可靠性，同时又贯通《论语》中“人生阶段论”的框架，引入现代人类学的情绪表达机制与心理学的青年人格发展理论，分析出《离骚》流露出的愤懑绝望的情绪，符合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的正常反应。他指出，认为《离骚》写于屈原生活后期的观点既缺乏历史记载，又不符合人生不同阶段的精神面貌。而以往的学者多聚焦于《离骚》是创作于怀王时期（“被疏”）还是在顷襄王时期（被“放流”）的问题。这也折射出《屈原及楚辞研究》的方法论特点：在继承传统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构建起融合历史、思想史、心态史与文本阐释的研究框架，实现了新楚辞学“宏观研究”理念的具体实践。
其次，本书注重回归历史语境，分析历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语境中的含义，拨正了当代楚辞学界的诸多误读。以文献实证的治学方法，彰显了一代大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例如阐明了一些重要历史概念如“帝”“王”在战国时期特殊的政治符号意义，从而纠正当今对《史记·苏秦列传》中“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的误解。多数学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合纵则楚国可以统一中国，连横则秦国可以统一中国。作者认为，这里需考虑战国时期的“王”的含义，当时“王”已经是各个万乘诸侯的基本称谓，不再是天下共主的意思，而“帝”仍然是天子的意思（如《战国策·赵策》“鲁仲连义不帝秦”所示）。“从合则楚王”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六国合纵，则楚国可以保持现状，继续做楚王；合纵是为了保持现状，苟延残喘，而不是指楚国可以统一六国。
再如关于“左徒”一职的具体内涵，作者结合《周礼》职官体系，并回归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否定学界推断“左徒是很高的官职”的观点。他指出，在史书中“左徒”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且“图议国事”“接遇诸侯”是所有大夫的基本职能，从而推断左徒并非令尹之类的重要官职，应为“行人”一职。特别是对《春申君列传》“以左徒为令尹”的关键反证，采用文本细读法揭示这句是太史公对春申君被“越级擢拔”一事的春秋笔法。
又如，关于屈原“放流”的含义，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放流”等同于刑罚性“流放”，作者通过对相关典籍记载的有关“放逐”词例进行分析，证明“放逐”并不局限于刑罚意义，也有驱逐的意思，且在先秦流放刑罚并不常见。同时通过考察楚国制度史，说明楚国立国八百年间未形成制度化流放刑的史实，从而证明屈原的放逐可能只是被疏远离开朝廷，周游流离，实为政治疏离状态下的自发性流寓。
本书在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也颇具典范意义。如第一章考辨楚国“莫敖”官职，作者通过分析屈氏家族世系，指出屈到任莫敖时其父屈荡为连尹，按照周代嫡长子继承制与世官传统，子辈官职通常不会超越父辈。鉴于连尹在楚国官制中主要掌管军事，地位次于令尹，作者推断莫敖较连尹应为平级或更低的级别，近人“以莫敖相当于令尹或副令尹”的观点存在偏颇。
在考察屈原及其作品历史背景的同时，本书始终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中进行解读，并以文化精神的阐释为根本指向。作者强调，屈原及楚辞研究的本质是历史文化问题：“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从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去解读屈原及其思想及经历，才能还原屈原的真实面貌，了解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化价值。”第九章、第十章着重讨论屈原精神的现代意义和文化价值。纵观全书架构，可见严谨的逻辑递进关系：从知人论世到文本阐释，再到文化精神层面的阐述，自成一体。如果说前八章是对新楚辞学体系的继承，而末两章对“屈原文化精神”的提炼——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理想、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则实现了理论层面的突破，用宏取精，是作者对21世纪新楚辞学体系的创造性推进。
作者十分重视厘清屈原的思想立场，明确反对将屈原简单归入法家或道家的学术倾向。针对学界长期存在的分歧，如“融会诸家”说，“儒法结合”论，道家思想说等，作者通过批判性考辨一一予以回应，屈原所追求的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道，是孔子及原始儒家提倡的德治政治的核心内容。《汉书·古今人表》将屈原定位于“希圣”贤者的认识是正确的，“屈原是战国时期孔子思想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屈原的求索精神就是最好的证据”。作者认为，“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
《屈原及楚辞研究》作为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回归方铭先生很早以前就提出的坚守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实践成果。它系统重构了楚辞作品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主体性特征，强调立足于以人为根本的价值观，对屈原及楚辞创作中的现实关照进行深度阐释，彰显其在形式创新之下的文化精神。正如作者所说：“今天，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新的诠释和解读，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历史进行清理，本身就是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屈原及楚辞研究》一书的学术贡献正在此。方铭先生在《近三十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从事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学者的目标，并不局限在历史的重现和复原这一基本学术目的，同时也要着眼于中国思想文化今天与将来的建设和重构。”这本书同时也是对屈原及楚辞研究诸多问题的当代回答。
（作者单位为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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