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母校连接的一条纽带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我与人大出版社结缘，是因为母校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风、学风和人文环境，使我自然而然地从人大出版社的读者之一，变成了它的作者之一。由此与母校的关系，也多了一条纽带。

    我于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本科，中间因文革中断学业，到工厂去当了十年工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也考回心心念念的母校，到哲学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并在职读了博士研究生。在这三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我自然读到不少由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和学术著作，并产生了对它的高度信任和亲近感。

    但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它的作者，却从未想过。因为说实话，由于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学术上“犯险”，去挑战一些权威的人物和公认的结论，或者去触碰人们不大愿意触及的“难题”，所以我对自己写的东西，心里一向不大有把握。因此也只能是壮起胆子，把它们写出来，去参与讨论，任人评说，相互砥砺，互相启发而已。至于给谁去发表，我一向是碰到谁来要稿就给谁。心里想的是人家看得起，能给发表就不错了，所以我也从不挑拣人家的段位和名气。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应北京出版社之邀，为“青工德育丛书”（因为我曾在工厂当过工人）写的通俗读物《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要》（1984年出版），是一本小册子。对于就在身边稳健持重并赫赫有名的人大出版社，我当然也不曾多想。

    这种心态，在如今计较名刊、大社成为风气的环境中，也许显得落伍。但至少在当时，我是真诚的。

    直到那一天，即我的3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价值、真理、自由——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引论》通过答辩以后不久，适逢中国人民大学要在人大出版社组织出版一套“人大丛书”。名单上的入选作者，皆是我久仰的名家耆宿，作品也多是这些学术大家的积年成果。想不到的是，出自我这个与之相比远不够格的“资浅教师”之手、且刚刚问世的青涩作品，竟也列入其中，这让我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因为直到这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能不能出版，找谁出版的问题。记得见到人大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王颖和部主任铁恩惠两位老师时，我还曾问过：“这样破例合适吗？”他们的回答却斩钉截铁：“没问题，就要这样！”

    后来这本书以《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为书名正式出版，并得了奖。得奖后，该书责任编辑沈小农约我见面，私下里庆贺了一番。他说：“得奖了，奖状和奖杯就放在出版社吧！”我当然没意见。因为虽然我不知道申报的过程，但已充分感觉到了学校和出版社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还有他们勇于扶掖后进的一片苦心。这份荣誉归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我所得到的鼓励和支持，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期待。

    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未经我们申请，便专门设置了价值论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把前后这些鼓励和支持结合起来，使我更体会到什么是中国人民大学从延安带来的办学传统，什么是出版社恪守的学术取向。其中一些严谨规范、朴实无华的做法和作风，让人感到温暖和振奋。

    当然，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的学术自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学之人，只管自己好好研究、认真写作就是，成果的命运自会有公断。功名之事，尽可不必去操心和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了很多东西，都是为了自己“弄清楚”“拯救灵魂”，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也是甘心“让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吗？更何况，最终还是有人慧眼识珠，愿意保存和出版。历史终究没有埋没他们的贡献。

    我与出版社之间的相互信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一方面，我相信凡属认真负责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一旦有出版方面的需要，是一定会得到人大出版社支持的，哪怕并不会带来金钱和荣誉的红利。从那以后，出版社对我们的价值理论研究，确实一直给予了大力支持。曾先后出版了我们组织的“价值论译丛”（11本）和上百万字的《价值学大词典》，以及校内外的多部价值论专著。

    另一方面，出版社好像也知道怎样依靠和调动作者的积极性。尽管我后来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辗转到过两个单位，但其后的二三十年里，人大出版社仍然与我保持着联系，并且在2008年主动给我“派”了新任务：出版社创意了“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并将其中《哲学概论》的工作直接交给了我。对于这份信任，我当然不敢怠慢，于是邀请几位有分量的作者，一起完成了任务。《哲学概论》于2011年出版，2019年修订再版。最近，它被收入教育部“马工程2.0版”，即将完成第三版修订。我作为主编，也想对人大出版社汇报一声：幸不辱命！

    如今适逢人大出版社成立70周年，我作为70年中相伴了60年的“老友”，未免感慨良多。昔日熟悉的一个个身影，如今多已不见。但他们和我在这个平台上的相聚，仍然历历在目。我自己也从昔日的中青年，步入了耄耋之年。但与人大出版社的合作之谊，仍在继续。

    就出版人个人而言，他们总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们自己的学识、思想和劳动，乃至个人名字，常常隐藏在出版物的背后。不注意和没有经历的人，往往看不出来。就国家民族的文化而言，他们是大地上的耕耘者，始终为五谷丰登而忙碌于田野。但是人们丰衣足食之际，却很少留意耕织者的辛勤。尽管如此，中华文化的振兴和繁荣中，始终有一代代出版人的奉献，这是不应该、也不能够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