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迷”：绅士学者查普曼

    ■龚龑

    20世纪的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告诫读者，千万不要小觑简·奥斯丁：伦敦的老年绅士，若看到奥斯丁遭贬低，就仿佛自家姑妈受了莫大凌辱。这些绅士被后来的英美学者称为“第一代简迷”，他们多为爱德华时期的鉴赏家、学者和作家，也是皇家文学协会和英语协会的成员。其中大名鼎鼎的，要算布拉德利（A. C. Bradley）、圣茨伯利（George Saintsbury）、查普曼（Robert William Chapman）。圣茨伯利在1894年的讲座中，率先使用了“简迷”（Janeite）的称呼。讲座最后，他开玩笑说：一百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有五位年轻小姐最值得绅士追求，但是“要作为朝夕相处的结婚伴侣，我不知道，其他四位谁能跟《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相提并论”。无独有偶，布拉德利也说了相类的痴话：“我在跟奥斯丁恋爱，尤其跟伊丽莎白恋爱了。”在这些爱德华时期的绅士心里，“简”变成了极具家常气息的名字。

    绅士学者强调学术中的人情味，对奥斯丁忠贞不渝，不仅热爱其小说，似乎也钟情于奥斯丁本人。说起20世纪初的奥斯丁经典化，这些人是有话语权的。“经典”的品质究竟是什么？新批评派宣称，经典要有“艰难的文学语言”，独具形式上的难度和特质，应区别于“浅陋的大众文化”。而这些绅士学者看重奥斯丁的“标准英语”，或者其小说所折射的“文雅社会”，可见，“经典”的价值，绝非恒定不变地内在于作品，而是由持特定立场的后来者在特定语境中思考、总结、归纳出的。

    守护经典：虔诚的职责

    不妨来认识一下当时的头号“简迷”兼力挺“经典”的出版家查普曼。查普曼是奥斯丁研究领域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是绅士学人之集大成者，也是下一代学院派专家的开路先锋。他毕业于牛津大学，1906年被任命为克拉伦登出版社（也就是后来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助理，1920年成为社长，直到1942年离任。任职期间，他策划、主持了该社的所有主要项目，不但出版了“英语经典文库”丛书，而且还组织编纂了《牛津英语词典》（1928）及其《补遗》（1933）。1923-1951年间，查普曼陆续推出了六卷本牛津版奥斯丁文集，甚至包括《次要作品集》。当时有论者在《爱丁堡评论》上评说，该奥斯丁版本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绝不亚于埃及图坦卡蒙（Tutankh-amen）陵墓考古中发现纸草文本的贡献。当下的英国学者萨瑟兰指出，查普曼版和纸草文本“除了为考古学增加了无限魅力以外，也向早期的遗址保护科学提出了挑战。这是重新考虑西方文明的根基，并对有关过去及与过去之关系的各种看法进行重新评价的时刻”。

    萨瑟兰仔细比对了查普曼的手稿和信件，发现查普曼完全遵循当时公认的古籍校订程序。对于古籍文献来说，无所谓“祖本”和“底本”，更不可能有得到作者认可的版本，编辑者须依靠直觉和灵感对文本进行修正，规范其语法结构，恢复其应有的正确性。用研究古典作家的方法，来整理一个流行小说家的文本，这在英美文学史中尚属首次。奥斯丁文集引领了后来牛津版的“英语经典文库”。

    早在1918年服兵役时，查普曼即撰写了《谈英语典籍的文本》阐述自己的信条：“还原并完整地保存我们的伟大作家的文本，是一种虔诚的职责”。他在文中提出，奥斯丁可以和经典男性作家并列。多恩、约翰逊、琼森，当然还有莎士比亚，均被列入他的出版计划。1922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又发表了查普曼的《奥斯丁的方法》，胪列一些严重的误读。查普曼赞美小说中社会刻画的选材取舍，高度评价奥斯丁的英语和文学知识。他还指出，彼时，奥斯丁批评尚属业余尝试，有必要系统开展研究，先从作品出版的年代情况起步。他早就着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筹备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前。

    这么浩大的工程，自然非一人所能胜任。查普曼麾下有个工作小组。维拉尔（A.W.Verrall）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作品的编辑者，1911年被选任为剑桥大学的首位爱德华七世英语文学教授，查普曼的基本编辑范式，有赖此人。另一个研究者普拉特（J.A.Platt）提醒查普曼，要理解《曼斯菲尔德庄园》，须参考德国的浪漫戏剧《爱之子》。查普曼后来决定将该剧本作为附录与小说同册出版，并附上英文改编本《山盟海誓》的全文。麦金农（F.D.MacKinnon）力主为小说中所描述的各种事件制作年表。他推测，奥斯丁在小说情节叙述中一定使用了历书来确定事件发生日期。他和查普曼一道为1811-1812年间重印的《傲慢与偏见》和《曼斯菲尔德庄园》简洁、明确地划出了各个事件发生的时段。他通读了查普曼的最终文稿，为每部小说附上“年表”，还为小说做了许多注释。他还建议查普曼编制一个“文学参考文献与典故”索引。布拉德利（Henry Bradley）的作用也不该忽视。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家，后来成为詹姆士·默里编纂牛津英语词典的合作者。他警告研究者们，不要轻易认为原文有错，要抵制使原文本更明晰直白的冲动。布拉德利和查普曼同是“英语协会”的会员，但他似乎对语言作为活生生的存在有更敏锐的感受，更善于体察富于想象的表述。萨瑟兰猜度，很可能是布拉德利把查普曼从“过度纠正错误的热情”中拯救了出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12年版《傲慢与偏见》的编者梅特卡夫（Katharine Metcalfe），即后来的查普曼太太。她在编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为了让读者目睹历史原貌，梅特卡夫尽可能贴近这本小说的初版样式，改用当时的章节和页码标注，并附上1813年版封面的图片。梅特卡夫撰写了一篇老式但详尽的前言，她认为，奥斯丁小说中的喜剧成分可与乔叟比较。她也重视书信，以此来推断奥斯丁的生平和创作。该书的附录《简·奥斯丁和她的时代》，其实就是关于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社交习俗和语言的注释。1923年7月，梅特卡夫编注的《诺桑觉寺》面世，算是《傲慢与偏见》的姊妹版。这一版同样包括文本以外的各类附加材料，对“旅行与邮政”“举止、才艺与风度”“社交习俗”“游戏”“舞蹈”，以及“语言”等加以注释。结婚前，梅特卡夫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英语助教。婚后，她放弃了教职，但并没有放弃学术追求，是查普曼不可或缺的“贤内助”。

    查普曼范式

    查普曼的贡献，首先是语言上的校订。早期版本错讹难免，需要细心校正。20世纪的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评论查普曼的奥斯丁文集时写道：“作为简迷，面对自己崇拜的偶像，我觉得几乎无话可说。就像那些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很少细究那里究竟说了什么。”他指出，查普曼版优胜之处多多，其中之一就是“让奥斯丁的忠实读者清醒起来”，此前，这些读者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完全理解原文。福斯特从《曼斯菲尔德庄园》选取了一个例句，在1814年的版本中，该句的结构上有些混乱，一旦将“how always known”修 改 为“now all was known”，不仅显现了句法意义，更揭示语境意义。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当然，查普曼更偏重文化知识的典雅和书面语言的规范，有些修改和补充，读者难免见仁见智，看法不同。2013年7月20日在英国奥斯丁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萨勃（Peter Sabor）做了题为《查普曼的‘巫术’：如何勘校奥斯丁》的讲演，对查普曼颇有微词，指责其时而更易原文。还有论者指出，奥斯丁为了彰显小说人物的特点，有时故意使用“语法有误”的表达，而学究的校勘笺注往往曲解了小说家的机智诙谐。

    不妨举一两个例子。《曼斯菲尔德庄园》第一卷第八章，拉什沃思夫人邀请托马斯爵士一家来做客。1814年版本里，客人之一，有位“格兰特小姐”，后来的校订者认为，这是作者或者排版人的疏忽大意所致，遂改为格兰特太太。但若考虑到拉什沃思夫人一如她的儿子，是个势利小人，好虚荣，稀里糊涂。“格兰特小姐”虽然子虚乌有，也完全讲得通，这或许是奥斯丁嘲弄拉什沃思夫人，弄不清来了几个客人，错将格兰特太太当成“格兰特小姐”。再如，奥斯丁对“物”的刻画，一向惜墨如金，却在《爱玛》中对奈特利先生的庄园进行工笔细描，其实是因为这寄寓着她对理想绅士的田园遐思：阳光斑驳洒落果园，羊群嬉戏于富饶的农场，小溪蜿蜒地流过花园。查普曼却在注解中指出，仲夏之际果园中哪来“盛开的鲜花”，“袅袅上升的炊烟”也不合时宜，“这是奥斯丁少有的笔误”。在这些方面，查普曼的确有过度校勘之嫌。福斯特就曾指出：查普曼的这套书偶尔有“迂腐的学究气”。

    除了校勘，查普曼版还提供了详尽的“注释”“附录”“人物索引”“总索引”和各种年表等等。此外，他撰写了种种短文，如“时代的礼仪”“奥斯丁小姐的英语”“标点符号”“马车与旅行”等，并选用了各种插图，如“舞蹈的五个姿势”“巴黎头饰”等等。这些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奥斯丁成长与创作的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在20世纪英美学术性出版机构中，查普曼和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其注释模式被后来的编者所接受和发扬。查普曼本人校订了《奥斯丁书信集》的前两版，勒费伊（Deirdre Le Faye）是第三版的修订者，为之编写了长达100页的“传记索引”和“地名索引”；2013年，勒费伊又为第四版书信集增加了“主题索引”。查普曼之后，最值得注意的奥斯丁小说版本，或许要数美国的诺顿版和英国的剑桥版。诺顿版奥斯丁小说的出版，始于上世纪70年代，几个单卷本的编者直接声明，他们主要参照了查普曼的版本。20世纪初以降，凡是对《曼斯菲尔德庄园》进行评论的文章，往往要介绍《爱之子》的一般背景，如诺顿版，不仅提供相关语境，还将《山盟海誓》的英文改编本全文刊出，这显然是受查普曼的影响。剑桥大学的托德教授（Janet Todd）担任总主编，组织了一个八人跨国学术团队，历时十余载，终于在2005年推出九卷本的剑桥版《奥斯丁文集》。这一国际版本依旧坚持、甚至强化了查普曼所确立的“文本—校勘—历史语境”三位一体的编辑模式。

    查普曼的笺注为奥斯丁小说的“进入经典”，创造了必要的知识条件。不妨说，注释可以有效地影响读者的理解，有时甚至创造出不同的语义空间。查普曼的解释重在文学典故，将奥斯丁笔下的措辞和句法溯源至莎士比亚、约翰逊等作家，实际上是将奥斯丁纳入经典男作家的队伍中。奥斯丁和同时期及之前女小说家们的深切关联，查普曼却不曾留意。论及小说背景时，查普曼仅仅把奥斯丁与某种社会历史状况联系起来，比如摄政时代的服饰、建筑等，却忽略了可能的政治和战争指涉。查普曼珍视和留恋的，是传统社会的温文尔雅，他的插图和注释，将奥斯丁置入一个看不见任何拿破仑战争痕迹的摄政年代，从而表明奥斯丁文学创作的“轻巧、明亮和活跃”。《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涉及的殖民地问题，《诺桑觉寺》里暗示的社会动乱，查普曼从不提及。值得指出的是，奥斯丁的小说和查普曼的版本，都是战争时期的产物。就阵亡人数与人口比例而言，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沉重。

    经典的形成是经过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品鉴最后流传下来的有分量的作品，经受了历史和时间大浪淘沙的考验。当然，在特定时期，将某人某作品纳入经典的行列，常常要在语言形式或者情节设置等方面，营造出更多可阐释的空间。当大量历史或者专业知识被带入，欣赏奥斯丁的作品就变成了复杂的理解活动，挑战一般读者的智力和记忆。这些反过来又保证了文学教授和批评家的存在意义。不必否认，这也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可能将作为消遣的日常阅读和专业文学阅读完全隔离开来。为了确保英语文学的“专业性”，后来的新批评学派开始启用大量学科术语，如“反讽”“感受谬见”等，结果，不入19世纪英国评论家阿诺德法眼的“外省二流文学”，就变成了普通读者不敢问津的经典读物。

    奥斯丁经典化的最初阶段，恰恰也是作为学科或者院系的英国文学开始进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时刻。程巍在研究英国文学制度史时指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英国文学的命运：自此，英国文学研究突然变成了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关系到帝国的荣耀和民族的认同。“第一代简迷”的集体努力，似乎印证了这些判断。在绅士学者的眼中，尤其在查普曼心里，奥斯丁预示并代表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温文尔雅和文明昌盛。在奥斯丁的语言中，或者小说的对话里，他们可以重温往昔的高尚娱乐和优雅仪态。奥斯丁变成了一个时代、阶级及其相应生活方式的缩影。一战带来的危机感，是深重的、全方位的。1920年代后高涨的现代主义运动，部分地就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清算。保存奥斯丁的文本，就是挽救那个日渐逝去的文明。1914—1918年间，查普曼曾奔赴欧陆前线，任职于陆军部的“战时出版物审查与编辑小组”，负责军令、统计与前线报告的整理与保密印刷；还为《陆军部官方战报》《索姆河战役纪要》等文件做校对。当然，我们记住查普曼，主要是因为在艰苦而危险的战争岁月里，他坚持不懈地校订了鲍斯维尔、约翰逊和奥斯丁的作品。他屡屡强调“还原经典”“伟大的作家”和“虔诚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微妙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