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十一惹：我们都是寨子里的女孩

    ■周益璇

    彝族女孩扎十一惹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到省城的那天，宽阔的马路，陌生的人群，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无不在冲击着她的感官。而感到兴奋的同时，一股恐惧与自卑包裹着她，“可我在人群中就像一个村中的老人，干瘪、灰暗，散发着泥巴味。窘迫包裹着我的脊柱和后背，我浑身不舒服”。

    这是扎十一惹在《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中的自述。她生活在云南偏远村寨里，从小就要帮家里种地，童年玩伴是各种动物，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一年只能洗一两次澡。可在她看来，“读了书，去过北上广，知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算见过世面；识得镇上的鸟儿，并能绣出来，能种二十种作物，知道什么花在什么时候开放……这也算见过世面。”

    如今很多人早已习惯了飞机高铁，看惯了车水马龙，可世界总有未曾接触的那一面，也许有那么一刻也会生出些面对陌生事物的不安。离开舒适区是痛苦的，可也是改变的开始。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寨子”，那里原始落后，却又温暖熟悉，人生要想更进一步，必定要经历走出“村寨”的过程。

    第一次了解彝族村寨的生活，正如她第一次来到城市。第一章《寨子里的童年》里写到，人们可以通过房顶去串门，一群小孩抱着头从山坡上滚下去，阿妈能根据味道判断天气，半夜下雨全家出动拿盆接水……如果说读这一部分时感受到的是作为旁观者的新奇，而愈往后读则是戳中心事的共情，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寨子里的女孩”。

    扎十一惹在上中学时对读书这件事产生了怀疑：“农田里只有土地和作物，只要把作物养护好，那么不管是一年还是三年，就一定会有结果，不像读书——读书三年，真的会有一个好结果吗？”这种对未来的迷茫、对未知的恐惧，来源于对不确定性的难以忍受，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焦虑。她“期盼生活赶快因为高考这一事件而发生改变，打工也好，回乡下也好，给我一个痛快”。哪怕是不好的结果，只要尘埃落定，仿佛也是令人心安的。

    上班八年后，她辞掉了外人看来体面稳定的电视台工作。转折点出现在一个“异地乞讨”案件之后，她忽然意识到，她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人们妄图在庸常的生活中找寻价值，于是寄希望于工作亦或其他，久而久之产生对自我存在的怀疑。“如果不在乎，你会变得冷漠；如果你在乎，它会摧毁你。”善良的自我与现实之间那道裂痕撕扯着她，迫使她做出选择。扎十一惹尊重了自己当下的感受，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洒脱，也许有人会迫于生活压力忍耐下去，但她的文字让读者知道，有人正在经历和他们一样的困境。

    扎十一惹曾自述她创作的核心目的就是展现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生活。那些妈妈婶婶们，她们没读过什么书，甚至没有离开过村寨，直白地表达“要什么”于她们而言是难以启齿的。但当看到进城打工的阿妈舒展的容颜，就会明白她们也有自己的渴望，对于世界的感受不会因学历低和年纪大而衰减。她们看向走出大山的“我”，其实是望向“我”背后那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她的成就，村里有更多的人愿意让女孩上学了，虽然是出于功利的想法——希望他们的女儿能“像他家老二一样，考个工作”，但她们的人生或许就此改写。一个女孩影响了无数女孩的命运，她们如同根脉相接的远山，声波层层传递，终将有回响。惊恐障碍曾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而病情好转后当她想会不会复发时，医生告诉她，“就算它复发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人们总在担心还未发生的事，一点意料之外的变动仿佛都能扩展到无限大。就像她喜欢乡村的可预知性，“我知道牛不会跑，也知道太阳会按时落山”。可总有事情是无法把握的，我们要允许一切发生，理解世界永远存在一个未知的部分，逐渐享受悬浮着的状态。

    多年与疾病的斗争让她学会了两件事——信任自己，接纳自己的感受。她不再违背自己的意愿，累了就躺下，难过了就哭，想写作就大胆去写，不担心会有什么后果，也不在乎是否有意义。她终于在一个凌晨，走进了心中那尘封已久的房间，那个不眠夜她内心的激荡并不比窗外的暴雨平静，回顾自己的痛苦是残忍的，可夜晚过后将是曙光。在细细咀嚼那些过往之后，她发现“自然而然地尊重自己的感受时，一切反而好了起来”。回到寨子后，她遇到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侄子，她问他现在在干吗，他说“现在在和你说话呀！”这回答看似有些愚蠢，却蕴含着我们大部分人都无法做到的人生哲学——活在当下。

    扎十一惹立志要写具体的人，她笔下每一个角色都蕴含着悲剧的底色，然而她们并非毫无生机，而是心怀悲悯与力量。她曾被那些在她面前落泪的读者所打动，她们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都能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通过文字和众多未曾谋面的人共享生命体验。这大概就是文学的意义，也是激励她在自我怀疑之后仍能创作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