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宋代行记研究

    ■张剑

    行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文体，最早可追溯至汉魏时期，在当时起到记录使臣出使异域行程和见闻的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行记体裁得到正式的认可和发展，涌现出了众多以“行记”“从征记”“述征记”命名的作品，标志着行记这一独立文体的确立。隋唐五代行记的创作进一步繁荣，尤其是交聘记的创作最为兴盛，记录了使臣远至南海诸国、回纥、吐蕃等地的外交活动，同时僧人创作西行记热情不减，国内行役记的创作也时有创获。进入宋代，随着交通事业发达、海外关系拓展、交聘制度完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富庶，宋人出行机会增多，行记创作迎来了高峰时期。宋代行记数量和质量超越前代，在著述体例、叙事内容、情感表达和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多样性，成为行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行记记录了宋代社会风俗、宋人文化心态，反映了宋代社会的历史情境，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学界对此已有所关注，大多从历史、地理、旅游等角度进行讨论，从文学层面对宋代行记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显得比较薄弱，仅一些单篇文章有所涉及，且多集中于探讨《入蜀记》《吴船录》等名作上。阮怡博士的新著《形象·景观：宋代行记与旅行书写》正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全书四十余万字，立足文学本位，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宋代行记，又以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观照传统的行记文本，令人耳目一新。读罢印象深刻者有四：

    一、爬罗剔抉与探赜索隐

    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是学术创新的根基。著者从历代目录学著作、史传、笔记、诗文集等典籍中搜集资料，全面梳理考证汉魏至宋代行记的文献情况，并为每一部行记编写叙录，记载目录学著作对其著录情况、书名、作者、创作背景、行记内容、著述体例以及留存情况。作者耗时数载，广搜博览，前后梳理行记一百七十余种。书中对宋代行记的考述以及编撰的《两晋南北朝时期行记叙录》《隋唐五代时期行记叙录》，为学界同行提供了完备的行记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这种在文献搜集方面不畏艰辛、爬罗剔抉的治学态度，是学者应该坚守的底色。

    著者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能够不囿前人成说，对其中有疑义的地方深入考索。同书异名而误作两书、或异书同名而通作一书，行记成书时间、成书过程以及行记作者是否冠以他人之名，古代书目对宋代行记的评述是否恰当等，都是行记研究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对此著者每能正本清源或有新的发现。如认为张舜民的《郴行录》与《南迁录》，辛怡显《天禧云南录》与《至道云南录》实为同书异名的情况；而吴拭《鸡林志》与王云《鸡林志》则为异书同名的现象。再如对《金华洞天行记》作者是谢翱还是方凤的考辨更见精彩。首先通过作者的序跋、刊刻本的序跋合理推测“方凤说”的可信度更高，随后再通过层层深入的诗文互证，最终锚定该行记的作者是方凤。整个考证过程如同一次严谨的学术侦探，一步步揭开了《金华洞天行记》的作者谜团。另外对《西征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使鞑日录》诸行记的考辨也都对旧说有所推进，展现出著者优卓的考证功夫。

    二、文类界分与文体生成

    “辨体”是论文时古今通用的重要原则。著者首先辨析了行记与游记、地记三种文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行记在内容、叙写对象、创作目的上与游记有差异。行记以行程为线索，记录旅行活动本身，往往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纪实性；游记更侧重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内容多以游山玩水、娱情遣兴为主，篇幅短小，以单篇散文居多。行记与地记的叙述方式和叙写内容不同，行记是历时、线性的描述，能够反映出旅行的行程和活动，地记则平面静态、客观地记录一地的山川风物，缺乏时空转换。通过对三种文类的细致对比，明确了行记的文体内涵，厘清了学界长期对三者混淆不清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著者全面梳理从汉魏时期到宋代的行记作品，考察每一个时期行记的创作情况以及行文特征，呈现出行记文体的生成与演变图谱。进而将宋代行记与前代行记进行比较，以此来衡量宋代行记独特的文体特性和历史坐标。认为宋代行记不仅在创作数量、创作人数上较前代激增，在叙事功能上也大大增强，既继承了前代行记的传统写法，又显示出新的面貌，并出现了行传体、日记体、笔记体三种著述体例；此外宋代行记记录了旅行者丰富的行旅体验，艺术风格上一改前代行记质朴平实之貌，变得情趣盎然。由此得出“宋代行记对前代行记的内容、艺术形式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熔铸出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自此以后，元明清时代行记的著述体例、文体规范、叙写内容、艺术手段皆沿袭宋代发展而来，宋代行记正处于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段”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在对大量行记作品的整理分析基础上，清晰地勾勒出行记这一文体的生命史，为我们展演了一部关于行记发展的文体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视域融合与景观空间

    该书最突出的创新在于其跨学科的视域融合。著者将传统的行记文本置于人文地理学的视域下加以审视，既关注文本本身的叙事技巧、艺术风格与文体特征，也重视其中所反映的地理认知与情感表达。著者擅长借鉴新理论，并将其与文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深入揭示宋代行记的文学特色以及蕴含的文化内涵。

    著者以“他者形象”为切口，分析宋人笔下的异域风物与城市建筑，认为对异域风物的描写不仅展现了异域现实社会图景，也是宋人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对异国进行的文化想象和重构。又以“景观”为突破口，将以景观为中心的行旅空间分为自然地理空间、心理空间、想象空间三个层面。阐释自然地理风景的呈现并非纯然客观的再现，而是与旅行者不同的观景视角、身份、情感体验、文化积淀密切相关。把宋代行记的书写置于宋型文化中考量，探讨宋人如何以人文的、理性的眼光来解读景观，构建景观，深入分析了景观书写与文化记忆、身份认同等诸问题。将人文地理学与文学相结合来研究行记，催生了一系列前沿的学术议题，为我们重构了一幅远比以往认知更为全面、生动和深刻的宋代旅行文化图景，一些看似普通的旅行记录，经著者的理论探照，变得意趣盎然。

    四、文本细读与文化阐释

    著者在文本解读方面，尤为细腻。通过对宋代行记的细致解读，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宋人舟行、陆行的出行路线、出行特点，别具一格地勾勒出宋人官差旅行、贬谪、奉使、北狩南逃、应考、求学、长途游玩等旅行场景，多维度还原了宋代的行旅生活。如对江海景观的论述中，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知觉去深度感知行记中的风景，细腻地分析江行移动的视角对景观书写的影响，让人耳目一新。著者如同导游一般带领我们在山水之中畅游，领略大自然的多彩馈赠。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著者还对行记文字中蕴含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意义阐释。如第五章论风景的书写策略提到行记中对风景的描绘往往呈现出个性化的风景。书中以陆游《入蜀记》与范成大《吴船录》中对矶、险滩等风景的描写为例，认为宋人行记在描写同类景观时总能写出同中之异，抓住各自的特点。著者在分析时能够精准抓住宋人写景时的个性化的特征，并能敏锐感知到，在行记书写中宋人尤其喜爱写瑰奇险远、不被关注的无名山水。著者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寻根究底，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喜好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不仅是宋代文人文化资本与审美能力的确证，同时还能达到显扬山水的目的，并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实现从物理景观到文本景观的符号性转化，从而完成对景观的文化占有。其观点新颖而深入。

    总而言之，阮怡此书借助人文地理学理论，从旅行文学视角探寻宋代行记中的地—人—文三者关系，揭示宋代行记的书写特点，解读宋人的文化心态，为行记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该书是一部高质量、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专著，对于宋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