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中国货币金融的思想资源重建货币理论

    ■何平

    新近出版的《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导论》，是近年来我在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专题研讨的基础上结集成的一本系统性研究专著。就全书考察的具有代表性的货币金融文献来看，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货币文献亦即《国语》中假托于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大钱》的叙事中单旗（单穆公）所提出的“子母相权论”，到1919年“五四”前后梁启超在《余之币制金融政策》（1915年）等中所提出的中国为“无货币之国”的论说，时间跨越先秦到民国初年的2000余年。作为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1368-1911》的阶段性成果，既是讲求深度求索的研究专著，也是适合大众阅读，从货币与金融层面提高人们对生活和人生理性认知的通识读本。

    一、在古今中西比较中解读传统中国货币思想的光辉成就与近代困境

    本书超脱朝代的时限，以货币形态的演进为中心，论述与货币形态演进的不同阶段相伴生的货币思想。在金属货币时代，以金属货币与商品的相对“轻重”为中心，关注货币基准单位的确定，货币与商品的相对价值即货币交换价值的形成机制，以及多元货币的层次结构。在铜钱时代，以币材问题为中心，聚焦铸币权的中央专权和民间私铸的拉锯，充分体现出思想精英关于“劣币驱逐良币”“短陌”（解决货币短缺）、“不惜铜爱工”（官方完好铜钱质量的保证）等基本货币理论问题的思想。在纸币时代，明确揭示出，除了兑现保证以外，由于传统中国走的一条国家纸币的道路，在南宋就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为系统完备的纸币价值数量调控的实验。在明清白银时代，以“有货币无制度”的特征中心，透彻分析思想精英在本位制道路之外，面对明清中国“多元复合互补并存”流通的复合货币体制，所进行的独自的思想实验。1840年后，在近代面对外敌入侵和主权丧失的局面下，典型地分析了思想精英所进行的独自的探索。虽然没有成功建立独立自主完备的、以本位制和信用货币为特征的近代“一国一通货”制度，但积累了知识和经验。

    15世纪中国与西方真正接触之前，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着独自的货币实践和思考，创造了基于自身独自实践的货币金融思想上的光辉成就。15世纪中国与西方同台竞技之后，便形成“中国后退停滞/西方前进转型”的中西分流局面。在中西分流过程中，中国被动地纳入世界，被动的中国处在地球的阴影部分。而近代屈辱百年，未获得近代转型阳光普照的恩惠。在“五四”反传统之后，言必称希腊的经济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形成西方独占和主导的局面，以迄于今！

    二、以传统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回应今天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的时代之问

    从现实的感悟中提出问题，在历史中寻求答案，是解决当前实践困惑和弥补货币金融理论偏重西方元素所形成缺失的当然途径。

    第一，铜钱时代货币的国家主权治理思想，可以为当前比特币是否成为人类终极货币选择作出正确判断提供指引。不信任现行央行货币系统，2009年比特币诞生。其核心机制是以算法为基础，抛却中央银行传统货币发行和货币供给机制，以交易者普遍的网络交易记录，实现分散的民主的货币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启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在货币制度的塑造上，首先表现为铜钱时代铸币权的集中和中央垄断。这是西汉初年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多次试错和货币改革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其基本的精神，在贾谊的议论和桑弘羊的政策操作中，清晰可见。而从货币职能发挥的本来要求看，超越社区共识和合意的交易媒介，作为价值尺度的唯一性，必须借助公共权力和法律来维持。铸币权的中央集中和垄断，价值尺度唯一性的内在要求和公信力的制度保证。自从唐代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初知政事的宰相张九龄提议放铸未能实行之后，后世再也见不到“听民自铸”的意见。事实上，“一国一通货”制度的形成，是17世纪后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它既是人类制度塑造的经验积累，也是货币功能发挥的本质要求。

    第二，铜钱流通规律表明，“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的判断，只反映了信用货币这种特定货币形态的本质特征。金融学上的“信用”，其含义是“借贷”之意。在信用货币时代，银行体系的“信贷”数额，就是社会可使用的“货币”数量。在货币形态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信用货币只是1930年代金本位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一个短暂阶段。此前的金属货币时代，铜钱时代和白银时代，都遵循着自身特有的规律，并体现出自身特有的功能特征。

    秦始皇统一中国发行全国一体的半两钱开始，直至1911年帝制结束，中国铜钱流通经历了半两钱体制（公元前221-公元前113年）、五铢钱体制（公元前113年-公元621年）和通宝钱体制（公元621-1911年）三个阶段。传统中国铜钱的轻重，始终保持在4克左右。从官方规制和官方完好铸币的长期视角来看，铜钱保持着时间上的一致性。这种铜钱流通规律，完全否定了由官方决定铜钱重量的随意性，它体现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本身价值稳定性的基本要求。

    自然，这种铜钱实体货币本身的价值不得随意贬损，其实体中也未曾内含任何作为借贷行为的信用因素。在这种思路的延长线上，私铸铜钱的贬损部分，只是非法的不正当行为。当我们熟悉了铜钱流通规律以及人类全部货币历史和思想之后，就可以明了“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只是一个基于信用货币形态的具有历史性亦即时代限制的判断。

    此外，在纸币理论上的探索，南宋的思想精英便提出了基于纸币与商品物资相对数量调控的“称提理论”，并进行了与今天货币银行学教科书类似的、完备的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政策工具、选择性政策工具，间接调控和直接调控）的系统操作，闪烁着货币金融思想的灿烂光辉。上面我们只是拣取几个例子，来看今天的货币金融思考在传统中国具有怎样的回响。实际上，批阅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思想精英，基于自己时代货币金融问题的透视，在多方面形成了真知灼见的理论建树。

    今天主流的货币金融理论，完全来源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中国的独自实践，没有得到合理的吸纳，严格说来，是不完整的货币金融理论。

    新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我有幸同事32年的已故黄达先生2013年11月28日在武汉大学“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上，做了题为“将东方文化精髓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奖感言。他称：

    “当今统治世界的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中国学人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进现代经济学，是不是有助于推动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撇开偏见与科学求实的要求，至少应该看到东西文化传统之间实际存在着互补的关系……中国经济学者努力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指导性理念引进经济学的研究、探索，一定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更能指导实践、更能领导实践的高度。我认为这是应该开创的路。”

    在纪念黄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之际，我希望，该书的出版在推动以传统中国货币的历史与思想资源重建货币金融历史上发挥添砖加瓦的功效，并冀望学界特别是货币金融理论界重视黄达先生在学科建设上提出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