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韩毓海
█马克思称赞“高卢的雄鸡”，在凌晨叫的是先觉者。黑格尔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里起飞的是哲学家。而严复属于在子午交替时候叫起来的，他的叫，属于“半夜鸡叫”。
说起严复，最为诡异的是——那些自诩有学问的人都瞧不起他，不但瞧不起他的文章，瞧不起他的翻译，更要紧的是瞧不起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钱锺书号称最通西学，他鄙视说，严复原本没有精湛之思，治西学格调很低，他翻译的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的作品，都算不上什么经典，“斯乃识趣所圉也”。范存忠贬斥严复算最厉害——他干脆认为严复连话都说不清楚，严复写的文章、翻译的东西，不但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这就证明严复自己也不懂，或者不懂装懂。傅斯年则批评严复的语言，说严复的话既不是古文也不是洋文更不是白话，而是他自己独创的“天文”，这种文章也许只有他自己懂，他连“直译”都做不到，他的翻译完全离谱，是随意改写。而瞿秋白的意见差不多——严复标榜“信达雅”，而他的翻译却基本不可信，商务印书馆再印“严译名著”，这等于毒害青年。
但是，这丝毫没有遮蔽严复的光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正是在严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的影响下，许多近代中国人给自己和儿女取名，如陈炯明号“竞存”，而胡适说，他的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可见严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了几代人。
在中国，最理解严复的人是鲁迅，他这样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鲁迅说过，一个新生儿满月，抱出来示众，有人说这娃将来升官，这娃将来发财，这娃必定万寿无疆，于是便得到奖赏，而有人说这娃将来是要死的，结果就被叉了出去。说娃万寿无疆的，这是说假话，说娃将来要死的，这是说真话，但一个被奖赏，一个被叉出去，难道我们要讲假话吗？
鲁迅说不然，这里最好的话术是：你看这娃，哎呦！ 哈哈哈哈……
一群人在铁屋子里由昏睡入死灭，你叫醒他们，说你们就要死了，这样做有意思吗？
马克思称赞“高卢的雄鸡”，在凌晨叫的是先觉者。黑格尔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里起飞的是哲学家。而严复属于在子午交替时候叫起来的，他的叫，属于“半夜鸡叫”。
天是什么？严复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充满苦难，天道杀人，倚强凌弱，弱肉强食，这就是宇宙法则——这不就等于说，这娃生下来就要受苦受难，将来必然死路一条吗？严复这样的乌鸦嘴，难道不该叉出去吗？
在半夜叫的，不知道夜有多长，也不知道何时破晓，太阳落下去了，究竟明天还能不能升起来，他不知道，太阳照旧升起这件事，他也不敢保证。
什么是“天演”？有人说“天演”是这个，是那个，而严复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天演就是“问天”，“天演”就是“不可思议”。
社会可以进步、可以改造吗？ 人类可以进化吗？ 有苦难就有辉煌吗？ 严复说，有苦难未必有辉煌，历经苦难未必能得到辉煌，道路曲折不等于前途光明，至于人类是否可以进化，社会是否可以改造，这其实是说不清楚的事情——
“高卢的雄鸡”与“密涅瓦的猫头鹰”，这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早叫与晚叫，结果、效果完全不同。因为有些话说早了是没有意义的。
严复之说不清楚，首先在于他拿不准什么时候该叫，什么时候不该叫。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有六个部分，严复做《天演论》只取了导论和第一部分，其余的基本没有译，人们说这是公然的断章取义，但是，他为什么要断章取义？
因为赫胥黎那书的第三部分《科学与道德》是批评科学迷信。赫胥黎说，自然科学宣称的决定论与必然性，与宗教并没有什么不同；庸俗唯物论的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论，也与唯心主义的决定论没有什么不同。赫胥黎更预言说，未来的趋势就是机器取代人，这非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人类的巨大灾难。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资本——劳动之母》是批评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生态，他说人类最大的资本就是大自然，离开了自然，劳动不可能凭空创造财富，以破坏自然为前提的发展，等于自我毁灭。书的第五部分《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直接批判达尔文。赫胥黎明确指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于人类社会是错误的。第六部分《社会疾病与糟糕疗方》，更直陈资本主义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资本与技术联手破坏自然，毁灭人类共同体，资本的压迫剥削是最大的社会问题。
总之，这被严复断了的这四个部分，分别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人的物化，造成机器压迫人、取消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破坏自然为代价，资本主义就是压迫与剥削。
试想，这些话，这种主张，不仅是在严复的时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能公开堂皇的宣传吗？
何况，对当时科技落后、经济落后的中国来说，说这种话有人懂吗？这种“半夜鸡叫”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这样说，这样叫，难道不会被洋务派、被康有为梁启超们，被一切进步人士们群起而攻之，视为反动吗？
严复说，他翻译的过程是夏日如年，岁月踯躅，这就是因为他知道，说话很难，站在当时的中国立场上设身处地说话，尤其难。
赫胥黎在他的书里明确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根本不合适人类社会；而史华慈等大家都认为，正因为严复反对赫胥黎这个观点，所以，他就在赫胥黎的书里加入了斯宾塞，翻译了一半赫胥黎，突然感觉不对，于是又反过来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去批判赫胥黎。
实际上，严复何尝不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好，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好，但是，不好又怎么样？ 严复所面临的世界，就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这个世界奉行的就是丛林社会的法则，你说这个法则不好，有意义吗？
对严复的翻译工作评价最为独到的，其实是其老同学萨镇冰。他说，赫胥黎的书是讲座的合集，其风格是讨论性的、反思性的，语气是平和商量的，而严复的翻译风格却是激烈的、焦虑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这是非常到位的评价。
严复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他“说不清楚”，他最大的倔强，恰恰就在于他不想说清楚。他最大的谦卑与骄傲就在于，在他固执地坚持，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不说清楚，不下断语，这是他的底线。
人类可以进化吗？社会可以改造吗？追求平等互助的革命会成功吗？
对这个问题，严复的回答是——我说不清楚，因为有过太多的苦难失败，太多的叛卖与堕落，因此，对于未来，我不知道。
那么，人生就是苦难吗？ 弱肉强食就是不能违抗、不容挑战的宇宙法则吗？
对于这个问题，严复的回答同样也是——我说不清楚，因为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与天争胜，当然也曾经有过天翻地覆慨而慷。
严复当然不知道黑夜还有多长，他不能断定明天是否还有日出，但是他拒绝，这种拒绝意味着，即使革命失败了，斗争变味了，而那个反动的旧世界也绝不可能永世长存——而这就是“天意从来高难问”，这就是天演，甚至——这就是“天谴”。
毛主席说，严复是先觉者。什么是先觉者？ 我想，这就是在旧世界还强大的时候，预感到其必将崩溃的人。
这就是严复所谓“天演”，这就是鲁迅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在1898年2月的《拟上皇帝书》中，严复沉痛地说：
“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之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之危急者也。”
什么是大清的现实？
严复明白地说：其一，我大清除了一层层的自我欺骗，其实空空如也，“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其二，逆转这种现实必然性的，其实只有两种偶然性。一个偶然性，是出现一个超越秦皇汉武的伟大的历史英雄（光绪何其命苦），另一个偶然性，就是这种自我忽悠竟然能把列强也给忽悠了，使他们一时不敢贸然对大清下手（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其三，当下，如果以改革自强的名义，大张旗鼓地向列强借款，那就正中列强的下怀，使中国进入了列强的债务圈套，使中国沦为债务奴隶，而这些借款合约一旦签订，列强就可以不战而分中国。
严复不但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而且预言了后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命运——实际上，直到很晚之后，梁启超才认识到向西方大肆举债，与西方的金融体系接轨，把海关让给洋人管理，这是落入了列强的“灭国新法”——而这恰恰是严复在戊戌变法前的担忧。
在严复看来，如果洋务运动多少还干了点实事，那么，戊戌变法就是瞎折腾。“名曰救国，实则祸国”。
说到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严复与康梁，他们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区别就是办学堂还是兴学校。而“学堂”与学校不同，简而言之，学堂是官办的，而学校是民办的。
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办新学堂，而晚清新学堂办出的最大的成果，其实就是造就了严复这样的人，严复既是新学堂第一批优才，也是最重要的新学堂——水师学堂的总办。1880年李鸿章奏设北洋水师学堂，电召当时只有26岁的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此前，各种新学堂的正教习都是洋人，而严复则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国人。
与洋务派不同，康有为、梁启超反复主张的，其实并不是学堂，而是“学校”。他们反对的恰恰就是官办学堂，而他们所说的学校，其实就是理学意义上的讲学——也就是广收门徒，宣讲自己的学说。
学堂里教授是新学，而戊戌变法打的旗号却是复兴理学。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等一再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如《变法通议》），实际企图，并不是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而是主张像孔子那样办私学收门徒，宣传自己的政治学说。
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播知识的地方，大学不是宣讲政治观点的地方——这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的著名观点，这似乎也是严复的观点。所以，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里说，康有为对于什么是现代教育一窍不通，他所宣讲的那些知识，混同了理学与西学，造成的只能是知识的混乱。
要研究新学问，传播新知识，首先必须有好的教材，有好的教科书。严复主持新学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编写教材。1902年，严复应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出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他的工作也是编教材。严复通过翻译，引进了一系列西方教材，但是，严复所编教材的最大毛病，就在于这些教材不符合“体制内”的学术规范，只要是科举出来的人，都看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
严复与康梁的第二个区别，在于搞宣传，具体说就在于“写材料”与“办报纸”。严复长期在体制内干活，但致命的问题在于，他“办文办会”的本领恰恰十分不足，他最擅长的是搞翻译、编教材、搞学问，偏偏不会写“体制内”的文章。而康梁虽然长期在体制外忙活，但他们的长处却恰恰是“办文办会”、搞材料搞宣传。所以，严复的影响力，就远不如康梁。
严复主管水师学堂长达20年，这个位置不能说不重要，严复把自己的长期无所作为，归结为李鸿章不重用他，甚至一度想改换门庭，投到张之洞门下。但是，严复只有26岁的时候，李鸿章就把培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大任交给他，这难道还不是重用吗？
严复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之所以一直提拔不起来，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写材料，不会写公文，不会写折子，他操着一副莫名其妙的语言在“体制内”“摸鱼”——这就是因为他不是科举出身，缺乏起码的公文训练，因为不会写课试文章，也就写不了公文，写不了公文，就缺乏做官的基本素质。虽然后人说他创造了一种“逻辑化的文言文”，但这种逻辑化的文言文，在给《天演论》作序的吴汝纶看来，依然还是不通顺的八股文。
严复第一次给皇帝上折子，就是1898年的《拟上皇帝书》，他第一次被皇帝接见，也是这一年的9月14日，而那时严复已经44岁了。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官员，处在如此关键的一个岗位上，却18年没有给皇帝写过内参，也从来没有见过皇帝，这是什么原因？ 大致是因为严复的公文写得不合规范。
对于大清的问题，世界的变局，严复虽似乎比康有为看得更明白，但因为他是官，所以就不敢说、不能说——比较严复，康有为是个民间人士，康有为以民间的身份收徒讲学，他的言论自由度显然要大得多，于是，康有为反而可以大鸣大放。
康有为起初也没有资格上书言事，但他和梁启超可以办《时务报》传播自己的声音，他还可以替封疆大吏代笔写折子，由学校而学会，康有为在地方大员的支持下，风生水起，看得严复眼热。于是严复也在天津办《国闻报》，但销量不行，这就是因为文章不行。老严一怒之下，竟然希望朝廷下文，规定官员必须读报，这是靠行政命令办事的官僚思维，结果自然适得其反，无奈之中，严复只能将《国闻报》卖给日本人。光绪接见，问他与《国闻报》的关系，他说，臣只是写了几篇文章，自己不是主事的，现在报纸已经黄了，卖给了日本人，皇帝听了惋惜摇头。
严复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瞻前顾后，计密成迂”，就是思想深刻，行动迂腐。他满腹经纶，目光远大，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学者；但他缺乏激情，缺乏勇气，他不敢写康梁那样的文章，也不太擅长写《少年中国说》这样的文章，他甚至不敢编教材，只是采用翻译的方式，在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夹杂着自己的见解，前一句，后一句，左一句，又一句，既要又要还要——他也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于是，在抽鸦片、娶妻生子中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