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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帮义
关于唐诗的分期，学术界存在不同的分法，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还有五分法、六分法、八分法。在这几种分法当中，四分法将唐代诗歌发展史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既不太粗略，也不太繁琐，既能照顾诗歌发展的外部因素，也能反映诗歌自身发展的脉络，因而为学界普遍认可，成为最流行的分法。但这一分法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成熟，并得到学界的认可。
四分法的形成过程
四分法最早可以溯源到北宋学者杨时（1053～1135）。他在论诗歌发展时说：“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龟山先生语录》卷二）作为一个理学家，杨时对唐诗对中国诗史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不错了，但他对初唐诗歌无感，说明他对唐诗的认识存在偏差。虽然这种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宋人普遍看不起初唐诗歌，在他们看来，初唐诗歌就是六朝诗歌的翻版），但这种认识忽视了王勃、陈子昂、张若虚等初唐诗人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不利于我们对唐诗的整体把握和唐诗发展全过程的深入理解。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界限如何、极盛的“元和之诗”是否就是中唐诗歌，也语焉不详，这说明杨时对唐诗分期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
南宋严羽（1192～1248）指出唐诗有“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又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沧浪诗话·诗评》）“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沧浪诗话·诗辨》）这等于区分了盛唐的下限是大历初年，再结合《沧浪诗话》中的其他表述，我们又能看出盛唐诗歌的上限是陈子昂之诗，唐初指的是唐朝建立以迄陈子昂的诗歌，晚唐则指元和以迄唐末的诗歌。与杨时相比，严羽承认了初唐诗歌的价值，勾勒了不同阶段的唐诗的大致时限，对唐诗发展的过程把握更完整、更清晰，显示出学界对唐诗分期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他不直接提“初唐”这个说法，也没有使用“中唐”这个说法，跟真正的四分法尚有距离。这个缺陷在宋末方回那里得到了一定的弥补，他明确指出：“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瀛奎律随》卷十）
严羽之后，元代杨士弘在《唐音》一书中把唐诗分为“唐初、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诗”（成书于1344年）。到此，四分法已具雏形。明初高棅（1350～1423）继承严羽、杨士弘等人，在《唐诗品汇·总叙》里，明确地提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四分法（成书于1393年）：“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唐诗“四分法”得以确立。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余数年来欲裒集四唐诗，购全集、类逸事、集众评，列人与年为次第，每集细加评选，广搜遗失，成一代大观。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无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见者甚夥。《品汇》六百家，大略耳。”正是对高棅四分法的认可。
四分法的学术基础
回顾四分法的来历，我们不禁感慨这一分期方法的形成竟然需要那么久的时间！ 如果从杨时算起，到高棅，差不多有300年的历史；即使从严羽算起，到高棅，也至少有150年的历史。为何这个学术问题的解决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分期是唐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要解决它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文献的准备，一是艺术的修养。文献方面：要回答唐诗的分期，首先尽可能把现存的唐诗汇集起来，如果只靠零星的唐诗，是无法认清唐诗发展的脉络，也谈不上对其进行准确的分期。但要求单个学者独自完成唐诗的汇总工作，在古代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艺术方面：面对众多的唐诗，如何把风格不同的作家作品区分开来，并将风格类似的作家作品合并在一起，这是非常考验学者的艺术修养的，没有深厚的诗学修养就无法做这种分合工作。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非易事，更何况要同时具备呢？ 但要真正解决唐诗的分期问题，又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历史必须等待同时具有这两个条件的学者出现，这个学术难题的解决才有希望。
在四分法的形成过程中，严羽、杨士弘、高棅三人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们之所以能在唐诗的分期方面取得成就，正是因为他们程度不同地具备了以上两个条件，从而一步步促成这个学术难题的解决。虽然我们无法证明严羽从事过唐诗的汇总工作，但从《沧浪诗话》论及众多唐代诗人，以及他评点过《李太白诗集》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推知，他读过的唐诗应该很多，至少唐代那些重要诗人及其作品他是熟悉的。在《全唐诗》没有编出来之前，对唐诗的了解能到这个程度，已属不易；再说，对唐诗的分期固然需要《全唐诗》这样的文献基础，但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唐诗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贡献的诗人及其作品，严羽显然有这方面的文献准备。至于他的诗学修养，我们只要读读他的《沧浪诗话》就可以看出来，今人对唐诗的很多认知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所以严羽对唐诗四分法贡献很大，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杨士弘、高棅同样在文献和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杨士弘编的《唐音》、高棅编的《唐诗品汇》，都是大部头的著作，可以视为《全唐诗》出现之前的“全唐诗”，这说明他们在唐诗的文献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杨士弘批评之前的唐诗选本“所择不精”，故编撰《唐音》这部大型唐诗选本，“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认为学诗者当先求于“正音”（《唐音》自序），可见其独到的艺术眼光，后人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程敏政称其“诠择精审，成一家之言”，胡震亨赞其“千古伟识”）。高棅敢说“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唐诗品汇·总叙》），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艺术欣赏很有信心。“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唐诗品汇·总叙》历数这些诗人的创作特色非常精准，也充分证明了高棅的艺术鉴赏能力。正因为他们在文献和艺术方面有这样深厚的基础，再加上他们对唐诗终身的热爱、对唐诗分期问题的长期思考，唐诗的四分法在他们那里不断完善。
四分法对文学分期研究的启示
分期是断代文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唐诗的分期解决得比较好，总结一下其中的原因，对我们进行其他朝代的文学分期不无启示。四分法的不断完善和最终完成，固然是因为有上述学者的辛勤努力，也跟唐诗高度的成就、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吸引众多一流学者从事唐诗的研究，在文献建设与艺术分析方面有丰富的积累，从而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但不是所有朝代的诗歌都有唐诗那样的成就、影响力，并吸引到很多的一流学者从事相关的研究，相关的学术积累不够，分期问题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宋诗、清诗的研究。前人认为宋诗、清诗成就不及唐诗，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研究宋诗、清诗的学者相对较少，这方面的文献建设远不及唐诗，《全宋诗》到本世纪初才得以完成，全清诗的出版更是遥遥无期，再加上很多学者的诗学修养都是奠基于唐诗，很容易把唐诗视为唯一或者最高的诗学典范，很容易遮蔽对宋诗、清诗的艺术特色和突出成就的正确认知，这都直接影响到宋诗和清诗的分期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描述宋诗和清诗的发展史，基本上是按照朝代的政治发展史来描述的，虽然诗歌的发展确实受到朝代的政治巨大的影响，但诗歌也有着自身的演变规律，诗歌的分期固然要重视政治等外部因素，更要揭示出诗歌自身的演变历程，宋诗和清诗的分期在这方面显然存在欠缺，需要学界在文献整理、艺术辨析等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并积累共识，以期最终的解决。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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