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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芹
这里所说的《荒原》，指的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与艺术史副教授维多利亚·迪·帕尔玛于2014年出版的WASTELAND：A HISTORY（中译本名为《荒原：一部文化史》，梅雪芹等译，译林出版社）。帕尔玛在书中说到，19世纪初西方哲学、文学与艺术中开始出现荒野（wilderness）与荒原（wasteland）二分法，认为荒野是未经开发的自然，荒原是被荒废或被污染的自然，她想要着力探讨的并非荒野而是荒原。在她看来，荒原“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荒漠、山脉、草原和冰盖等荒无而偏僻的景观，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前军事基地、封闭的矿山和关闭的工厂等破败而废弃的景观”。她进而认识到，由该词生发的联想存在明显的矛盾，“即‘荒原’一词既用来指代一片荒漠这样的地区，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洗礼；也用来指代一座废弃化工厂厂址这样的地面，它已经由于工业开发过度而被消耗殆尽”。基于对这一事实或矛盾联想的了解与认识，她提出了“荒原怎么会既是文明的对立面，又是文明的产物？”也即荒原二重性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求索，将她带回19世纪初荒野与荒原区分开始出现之前的英国历史文化之中，进而从多方面对该问题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答。
词源上的追根
从词源上追溯“荒原”的来龙去脉及内涵变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具体如下：
首先，荒原的古英语前身是荒地（weste londe或westen）。这个词最初在《圣经》中被发现，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宗教蕴涵。在《旧约》和《新约》的早期版本中，荒地是一个“荒凉、气候恶劣、缺少食物”的充满危险和艰辛的地方，其险恶生灵对人类有害。人们在“荒地”既要接受审判并遭受磨难，也能获得救赎；
第二，大约在13世纪初，荒地一词的古英语词根west-开始被英国法语（Anglo-Norman）也即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后在此地流行的法语方言里的wast-取代。同时，其用法也开始转变，即从名词变为形容词和动词。也就是说，尽管在古英语中west⁃en用来指一个物体，但从中古英语早期开始，waste越来越多地用来修饰一个名词或表示一种行为。而“中古英语中的动词waste来自古法语（Old French）gaster，意思是摧毁、损害、破坏、毁掉；消耗或浪费”；
第三，也是大约13世纪初，“荒原”一词开始在中古英语中出现，它综合了“waste”和“land”的含义。“waste”出自古法语的gast和拉丁语的vatus，意思是荒凉的或空闲的，而“land”出自古英语的land、古挪威语的 laan和哥特语的llan，意思是圈地。这时出现的“荒原”取代了古英语的“荒地”。而“取代‘荒地’的新名词‘荒原’[wast-+land]虽保留了空旷、荒凉之地的古老含义，但有了新的变化，表明空旷是由于某种巨大的破坏或毁灭造成的。这样，‘荒地’曾被用来指土地的现存状态，而‘荒原’指的是由于先前的一些行为而变成荒地的土地。”
第四，由于荒原一词开始有了消耗和浪费的含义，将一片土地称为荒原也就含有道德评价的意味。“因此，‘荒原’现在也被用来指以某种方式被不当使用的土地。”因为这种转变，英语中还出现了两个新词，即“荒漠”（desert）和“荒野”，它们取代了古英语中的“荒地”，象征着一片空旷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但不一定会传达破坏和道德谴责的联想，这种联想则已被赋予“荒原”。
《荒原》对“荒原”所做的词源追根显然说明了该词本身的天然特性。由于它是“waste”和“land”的综合体，而“wast-”在13世纪开始取代“west-”，并新增了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和表示行为的动词的用法，因此，wasteland自13世纪初出现伊始既保留了荒地一词因空旷、荒凉而对人类有害的含义，也新增了因人为破坏、毁灭或不当使用而造成空旷的含义。由此可见，在英语文化中，荒原一词与生俱来便具有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和产物的二重意象。
文献上的溯源
上述英语文化中的荒原意象到17世纪初产生了空前的共鸣，对此，作者从文献方面给予了溯源、考订。其书所引的相关文献十分丰富，从《圣经》、政论著述、农业书籍到诗歌、游记、旅行指南、编年史、诗歌、信函、专著、散文等，它们无不涉及荒原认知与观念，包括总体观念的分析和具体类别的讨论。
从总体的荒原观念分析来看，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作为英格兰文化基础的《圣经》里的“荒原”。《荒原》一书谈到，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中出现“荒原”一词，它将一套特定的联想内涵巩固下来，传给了英语世界的世世代代。虽然钦定版《圣经》有时会交替使用“荒原”和“荒野”，但是在圣经文本中“荒野”往往表示自然的初始状态。由于“荒原”与人类的破坏行为有关，它常常就与“后堕落时代景观”（the postlapsarian landscape）联系在一起。《圣经》也教导说，只有将荒原变成花园才能实现拯救，这样，荒原便是通过景观的转变而实现集体救赎的地方。
后来，《圣经》里的荒原联想在英国历史和英语文化中得到了更大的共鸣，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英格兰作家、布道家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出版。该书主要讲述一位基督徒及其妻儿和同伴先后寻找天国的经历。班扬将《圣经》中的荒原移入《天路历程》的救赎之路上。这样，朝圣者经过的“绝望潭”“艰难山”“死荫谷”等荒原之地，都成为了可以发挥救赎作用的景观。
《圣经》荒原观念的影响广泛且久远。譬如在17世纪的政论文献里，《圣经》荒原观念的痕迹十分明显。对于17世纪的政论文献，《荒原》正文开篇即有涉及，这主要是杰勒德·温斯坦莱的许多作品，它们在该书第一章“荒原”里得到了重点关注。温斯坦莱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的领导人，该书第一章开篇述及温斯坦莱及其领导的掘地派，介绍了他们在萨里郡圣乔治山的掘地活动与耕作行为。温斯坦莱也被视为17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他于17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出版一系列小册子和印刷品，其中阐述了他的各种思想主张，对此《荒原》做了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就“荒原”主题而言，温斯坦莱的作品中也有相关的看法和主张。譬如在《新正义法》中，温斯坦莱基于“不存在私有财产”这一主张而认为，荒原也即“公地、高山和丘陵”，它是属于穷人的；“温斯坦莱和他的掘地派实验团体宣称，英格兰的荒原是穷人的‘共同财富’。”而在《荒原》作者看来，温斯坦莱选择将英格兰荒原作为其活动领域，“这意味着他不仅致力于彻底的社会改革，也致力于神性的制裁和精神的救赎。”因此，温斯坦莱将更高的意义赋予了荒原，“开垦荒原即是开启赎罪的过程”，这是《圣经》里的荒原观念的显现。
与温斯坦莱的荒原主张相对立，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里明确提出，“荒原”是财产权的基础，这是基于他对荒原的双重内涵的阐述而立论的。据《荒原》作者分析，在洛克看来，“荒原是原始的、没有被标记的、未被开垦的土地，也是没有得到正确利用的土地”。洛克的这一主张在《政府论》下篇得到了突出反映。他认为，“被理解为荒原的原始地球，实质上是一种等待改良的原材料”。而对荒原的改良正是洛克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劳动所造成的占我们在世界上所享受的东西的价值中的绝大部分的情况：人类通过劳动驯服了荒野，使荒原变得富有生产力，驯化了原始的地球并使地球变得文明。”因此，在《荒原》作者眼里，“荒原概念是洛克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核心”。
从《荒原》的有关内容来看，像洛克那样，将荒原作为问题并要求改良，在17世纪英格兰关注农业发展的许多人那里是基本共识。他们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农业书籍，成为后人了解其时荒原观念的一大来源，而农业书籍里的荒原认知尤其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英国历史上的荒原观念。
《荒原》所涉及的英格兰历史上的农业书籍十分丰富，譬如沃尔特·布莱斯的《英格兰土地改良》（1652）、席尔瓦纳斯·泰勒的《公共利益，或通过圈围对公地、森林和狩猎场的改良》（1652）、匿名小册子《荒地改良》（1653）等。而作者对塞缪尔·哈特利布的农业出版物的详实介绍，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这在第二章“改良”中的“土壤与灵魂：塞缪尔·哈特利布与农业改革”一节中得到了集中论述。藉此，《荒原》充分挖掘和剖析了其时农业书籍里的荒原内涵，由此让人们了解到，荒原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类土地。
具体而言，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们通常将土地分为耕地和荒原两部分。荒原是除了可开垦的土地和牧场也即耕地之外的其他一切土地。譬如1651年，医生和炼金术士罗伯特·蔡尔德指出，“英格兰的荒原由6种不同的地形组成——草本沼泽（marsh）和泥炭沼泽（fen）、森林和狩猎地、‘干燥的石南公地’、猎园、‘灯芯草多的土地’和石南荒地（heath）——这些荒原因生产力低下而统合在一起”。因此，《荒原》作者总结道，荒原“是一个容纳着各种生态的类别，主要因为它们的野性、对驯化的抵抗、缺乏诸如村庄、村舍、农场动物或耕地等传统的文明标志而统合在一起”。
在那个时代的某些英国人看来，“荒原”是难题所在，“是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则是改良。改良作为“17世纪中期英格兰一系列非常特别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圈地、耕作、施肥和种植将土地转化为农业用地”。时人认为，这种改良具有很多益处，那部匿名小册子《荒地改良》的作者还从五个方面做了总结，包括作物种植的收益、森林树木的保护和增加、荒原居民所受的文明化影响、穷人就业救济的提供以及政府收入的增加等。这种认识颇具代表性。因此在英国农业历史上，对各种荒原之地加以改良，就成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也由此产生了改良具有可能性和某种力量的信念；《荒原》第二章即以“改良”为题，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讨论。
如果说上述文献皆从总体上涉及荒原及其观念，《荒原》一书还通过多种文献，涉及包括沼泽、山脉和森林等在内的具体类别的荒原以及相关认知和态度。
首先是沼泽类荒原，这在《荒原》第三章得到了集中论述。该章开篇提及18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去往曼彻斯特的路上路过了大片泥沼；接着又提及1772年英国牧师和艺术家威廉·吉尔平在去英格兰北部的旅途中也遇到了特征相似的景观，而“笛福和吉尔平在描述他们所遇到的泥沼时，用了让人想起一片荒原的字眼”。作者在记述笛福和吉尔平的遭遇和认知时，分别引用了他们两人的游记和旅行指南中的有关内容，从而使这些文献中所涉及的英国许多地方的沼泽类荒原及其观念得到了重视。
该章引用的有类似内容的文献还有不少，它们涉及了分布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很多沼泽，尤其是英格兰面积最大的沼泽——东部的芬斯沼地（the Fens）。人们最早对芬斯沼地的描述即认为，“沼地就是荒原，生活在沼地的居民因为环境的局限而处于隔绝与无知的状态”。而将芬斯沼地污名化，认为它不健康，则是一个在有关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于是，对包括芬斯沼地在内的许多沼泽加以排水，也即是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和英国上层社会重视的改良行为。它旨在将所谓腐烂的沼泽改造成肥沃的田地，并被视为“人类技术战胜自然的光辉典范”。当然，在多数人认为芬斯沼地是荒原的同时，也有宗教人士认为它是天堂，并对它产生了向往。
接下来的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山脉类荒原，这是从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的长诗《多福之国》的有关内容开篇的。该诗于1622年问世，其中以比喻方式描绘了英格兰中北部的峰区及其奇观；作为峰区化身的是一个握着棍棒的驼背老妪，她令人厌恶也很可怕。德雷顿还把德比郡以“峰区奇观”著称的自然特征比作老妪的后代，他的诗运用了既能引起厌恶又能引起恐惧的词汇，目的是将峰区的自然特征，尤其是那些深埋在地下的洞穴和裂缝生动地表现出来。除《多福之国》外，与“峰区奇观”相关的其他诗作也得到了引用，包括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36年发表的拉丁文诗歌《峰区七奇观》和英国诗人查尔斯·科顿写于1681年的诗作《峰区奇观》。它们像《多福之国》一样，所描述的也是“令人厌恶的、地狱般的峰区景观”。
该章除了重点描述峰区外，还论及英国其他地区的山丘以及欧洲的阿尔比斯山，为此引用了诗歌之外的不少文献，计有前文提及的信函、游记、编年史、专著、版画、散文等多种。它们记载了17、18世纪先后游历过那些山脉的人士对山景的看法和态度，由此反映了英国人的山脉观念自17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复杂变化。其中，作者特别重视英国神学家托马斯·伯内特在《地球神圣理论》中阐释的“现在的地球其实是一片荒原”的主张，认为“伯内特为新一代人重新定义了荒原概念”。在她看来，虽然山脉对伯内特和农业改革者来说都是荒原，但后者对荒原的分类是基于效用的问题，“而对伯内特而言，这是美学问题”。因此，她认为，伯内特的著作“在将英国人对山的态度从恐惧和害怕转变为敬畏和仰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荒原》第五章涉及的是森林类荒原。该章开篇提到17世纪英国牧师和艺术家亨利·皮查姆于1612年发表在其著作中的一幅寓意画，题为“密不透风”，以星空下一片树丛的图案和十四行诗为特征。作者认为它参考了埃德蒙·斯宾塞的史诗《仙后》里关于森林的措辞，用了“遮天蔽日”“可怕、肮脏”等字眼。进而指出，“森林黑暗，光线无法穿透，像迷宫一样且居住着凶猛的动物，这些特点都在斯宾塞的诗歌中和皮查姆的寓意画中有所体现，而且这些特点也是近代早期英国人对森林的主要观念之一”。像这样，以画作、诗歌还有法律文本和其他出版物等文献为基础，从中梳理近代早期英国人有关森林的看法，也即是《荒原》第五章的基本内容。其中，对荒原与荒野之区别的论述尤为突出，这在有关“森林”术语及其复杂的历史内涵的分析中得到了反映。
该章明确指出，在近代早期，树木绝不是英国森林的主要特征。“更确切地说，‘森林’是一个法律术语，一个可以强加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的术语，不论它是否树木密布，其主要目的是严格界定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禁止的各种活动。”为证明这一点，作者特别援引了16世纪英国律师约翰·曼伍德写于1598年的著作《论森林法》中的定义，说森林特指“由树林和肥沃的牧场组成的特定领地”，是专门用于王室狩猎的最高等级的土地。作者还指出，“而就森林而言，原始的荒芜和后来因人类占领、使用而造成的荒废状态是不同的”。因此她认为，由于“森林”这一类别，在荒原概念史上可以追踪到一条不同的轨迹；“在这条轨迹上，人类的工业被定义为有害而非有益的活动”。作者在该章所作的结论是：“正是在森林类型学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道德上厌恶的行为导致荒野和荒原这两个术语之间出现了区别：荒野被理解为脆弱的、未受影响的、杳无人迹的景观，荒原则被理解为因肆无忌惮的文化的有害活动而遭蹂躏和破坏的景观。”
这样，《荒原》从总体观念和具体类别对“荒原”所做的种种文献溯源无不表明，该词在多个领域均表现出了作为文明的对立面和产物的二重性特征。
艺术上的再现
对于荒原的二重性特征，《荒原》一书还做了艺术上的再现。就“艺术”本身而言，作者认为，艺术与自然相对应，“广义上也包括工业和技术”。因此，《荒原》中可归于“艺术”的类别有不少，包括造园技艺、工业遗迹等等，尤其是一般都会受到重视的各种画作等艺术品。它们分散于该书各章，其中第六章表现得最为集中。这里以第六章为主体，并结合其他章节的有关内容予以分析。
第六章题为“荒野、荒原和花园”，是全书的点题、总结之章。其写作手法像前面各章一样，也是从某个人和某种物切入的；这里选用的，是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及其1772年出版的《东方造园论》。据作者介绍，钱伯斯在其中对中国园林作了带有浪漫想象的描述，他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批评18世纪中叶极为成功的景观设计师能人布朗及其追随者的作品，认为他们是“虚假品味”的倡导者，并在“改良”的号召下摧毁了英国的林地花园。作者进而说明了钱伯斯的批评及其著作的主旨，“是展示如何设计花园才能激发艾迪生式的‘想象的乐趣’”。她还认为，钱伯斯是第一位以花园为主题，阐述工业荒原美学的理论家。“在他的笔下，采石场、白垩矿坑、砾石坑、矿山、锻造厂、煤矿、煤田、玻璃厂或砖窑和石灰窑不再是进步和改良的标志；相反，它们成为‘可怕的东西’，产生了排斥和诱惑的综合反应……”
当然，第六章对艺术品的利用以画作最为直接。其实，这在《荒原》其他章节中早有体现，该书所用的107幅插图中就有不少画作，包括油画、水彩画、版画以及一些著作中的卷首插图等。这些画作的题材十分丰富，涉及公地、森林、沼泽、山脉、峭壁、湖泊、花园等，几乎包括了书中提及的所有荒野和荒原。而在第六章，作者为阐释荒原二重性问题，集中运用了不少画作，包括英国画家约瑟夫·赖特的作品、英国景观设计师汉弗莱·雷普顿的插画以及英裔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的讽喻画。作者以它们为依据，从一个方面分析了时人有关荒原的认知尤其是态度的变化。
赖特，通常被称为“德比的赖特”，这主要是因为他活跃于家乡德比郡的缘故。德比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中心，也是其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缩影，而工业和技术的力量在赖特手上有充分的展现。这突出地表现为“德比的赖特”善于运用明暗对比的手法，描绘自然之光和人造之光等火光照亮的场景，他因此被称为“光画家”。赖特的两幅画作在《荒原》中得到了引用，分别是图102的《波蒂奇的维苏威火山》和图103的《罗马圣安杰洛城堡的烟花表演》。对此，作者转引赖特本人的看法，认为前者展示了“自然的最大效果”，后者“可能是艺术的效果”。在她看来，像赖特还有卢戴尔布格这样的画家，“他们认为对烟花和工厂的描绘具有同样崇高的审美效果”；“光”这样的主题，则体现了“以力量为中心的崇高将自然和技术统一”的作用。
《荒原》作者在此引用赖特两幅画作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印证崇高美学的发展如何“使得钱伯斯在工业厂房和火山喷发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于引申说明技术的破坏性——“技术不再只是预示进步的工具，现在也可以被看作是产生了它本来想要救赎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将荒原变成花园，而且可以将花园变成荒原。”而技术等人类活动的这种负面效应，在作者引用的雷普顿的插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
雷普顿，系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景观设计师，也被认为是将英国如画风景园林推向巅峰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生活于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初，不仅见证了英国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而且目睹了人们开始逃离城市、回归田园的情景。因此，其景观设计和造园的实践与理论思考都带有时代的烙印。雷普顿惯于采用水彩绘画和著述形式表达造园设计理念，因此留下了不少著作，其中的《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片段》作为其生前的最后出版物，集中体现了其晚年思想观念的转变。书中的水彩绘画运用了将两幅图对比的叠图法绘制而成，《荒原》中的图104即是引自该书的一幅叠合图画，描绘的是圈地前后英格兰景观所受影响的情形。
《荒原》作者认为，这幅画中的“改良”题字具有讽刺性，并照此思路对这幅画做了分析。她说道：“正如雷普顿尖刻地评论的那样，这位新主人肯定‘改良了[他的庄园]；因为他砍倒了树木，在获得一项圈地法案的支持后，还把所有的租金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他放弃了‘优美的景色以换取利益，希望借助田产发家致富。这是对财富的渴望所追求的唯一改良。’”作者引用这幅画并如此解释，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反省农业改良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即便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她的解释，也无法否认她藉此揭示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而且表现在自然景观的改变方面。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在《荒原》所引用的科尔的画作中有着更突出的反映。
科尔，系英裔美国画家，哈德逊河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科尔酷爱画风景，也画过一些讽喻画，《帝国兴衰》即是其讽喻画之一。科尔的这组画创作于1834年至1836年间，共有五幅，分别是《蛮荒状态》《田园生活》《帝国之巅》《毁灭》和《荒芜》。《荒原》作者选用科尔的该组画直陈“荒野与荒原”主题，藉此诠释了组画的基本寓意。她说道：“《帝国兴衰》描绘了文明进程的负面轨迹，与启蒙运动的幻想，即控制自然可能会导致伊甸园再生这一想法背道而驰。”
为说明这一旨趣，《荒原》还特别选取该组画的头、尾两幅也即《蛮荒状态》和《荒芜》予以佐证（图105和106），认为前者描绘了早期人类狩猎和捕鱼的情景，反映的是最初“人类与原始自然和谐相处”的荒野；后者见证了一个过度扩张的社会惨遭毁灭的命运，留下的是作为“文明进程的直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的荒原。因此，她明确指出，“《帝国兴衰》生动地描述了荒野和荒原的对立……”当然，她也认识到，《帝国兴衰》中的“荒野和荒原”并非简单的线性的对立，而有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因为科尔的衰败主义情节本身也包含着对历史的周期性理解。那片荒原可能是古代社会的命运，也可能是科尔自己的命运”。而她引用和诠释科尔这组画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18世纪90年代关于如画风景的争论所体现的一种怀疑某个进步叙事版本的征候。“这种怀疑导致人们对艺术和自然各自角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荒原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样，《荒原》以艺术形式再现荒野与荒原主题，就更为直观地反映了它们各自的存在状态，同时也更形象地凸显了荒原的二重性。
总起来看，《荒原》较为全面地辨析了英国历史中的荒原及其文化，从语词到实体，从自然的赐予到人为的创造，无不涉及。由此让我们看到，荒原作为一个概念，其所关乎的也不仅仅是思想观念本身，还兼容了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等多重内涵。因此，虽然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荒原》的很多论述过于跳跃，难以构成一部实证意义上的荒原历史或一部荒原史，但说它是一部以英国人的荒原观念及其表现形式为核心的文化史，也即荒原文化史著作，还是合适的。作者藉此细致梳理了种类繁多的相关文献，提供了供人们了解这一具体历史的丰富的线索，有助于进一步学习并研究英国的相关历史文化。同时，这部有着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从内容、理念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启迪。从根本上说，荒原的贡献在于彰显了荒原的二重性。作者藉此讨论了英国荒原文化的来龙去脉，进而反思和辨析了文明发展的悖论。该书不仅关乎如何认识自然在过去的存在及其与人类文化历史的关联，而且关乎如何认识文明发展的复杂影响及其困境，因此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足迹及其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荒原》对诸多概念尤其是“荒原”本身所做的颇为透彻的解析还具有方法论价值，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做好概念或观念本身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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