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洁
《瓷器上的中国故事:〈西厢记〉图考》(倪亦斌著,江西教育出版社)是一部兼具学术厚度与阅读魅力的著作。它不仅梳理了《西厢记》从元明杂剧到明清瓷画的跨媒介演变,更通过“文学—刻本—瓷画”的链条,把叙事画的生产、流通与再创造勾勒得层次分明。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误读”现象的深入剖析:画工的空间错置、人物错认,本是技艺的局限,却在历史的累积中反而形成了新的视觉传统。这种“错误如何成为常规”的观察,极富启发性。与此同时,作者敏锐捕捉器物上的细节——家具、服饰、屏风、香几,等等——以“图像考古”的方式复原了明清社会的生活质感,也揭示了礼教、舞台程式与市民趣味之间的张力。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瓷器、戏曲刻本、外销艺术、博物馆标签和国际拍卖行图录标注一并纳入讨论,展现图像在跨文化流通中误释和再阐释等众生相。整体而言,这部书不仅是《西厢记》图像史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叙事画研究的开门之书,值得研究者、收藏家与博物馆工作者细读。
《瓷器上的中国故事:〈西厢记〉图考》一书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别开生面,而且在叙事逻辑与论证深度上都表现出极强的开拓性。全书从文学源流切入,以《莺莺歌》《会真记》到《西厢记》杂剧的演变为起点,追溯其如何逐步成为明清“情文化”的象征,再到工艺美术图像中最繁盛的单一主题。作者强调,弘治十一年(1498)的插图刊本是此视觉传统的“起点”,其分镜头般的图式奠定了后世图像母库,为瓷画、版画、漆器、外销瓷等跨材质的再现提供了模板。这样的研究路径将文学史、印刷史与视觉文化史织成一张交叉性的学术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数十个场景时,并未停留在单纯的图像对照,而是通过“木刻版画传统—瓷画再现—跨媒材比较”三层方法,将图像的流变、误读与固化完整揭示出来。例如在《佛殿奇逢》与《莺莺听琴》等场景中,画工的误读不再被视为瑕疵,而是作为图像史上“新的常态”被纳入讨论。这不仅颠覆了以往强调“忠实还原”的研究视角,也提出了“错误如何成为传统”的新命题,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学术胆识。
书中的学术亮点还在于对社会意识的揭示。红娘与莺莺在身形比例上的差异,映射了社会等级观念;而随着瓷器商品化流通,这种差异又逐渐消解,凸显商品生产如何塑造视觉符号的过程。此外,作者对康熙、雍正时期贵族用器与烟花场所用器的细致比照,更让我们看到图像如何在不同消费群体中发生“符号转向”:钟鸣鼎食之家中的莺莺必须合乎闺阁礼仪,而在青楼用器及外销工艺品上则保留更直接的情感表露。
在细节的发掘上,本书几乎可称为“图像考古”的典范。无论是家具(落堂制长桌、鼓腿圆凳、屏风)、饰物(腰裙、香几、盆景),还是建筑空间(台基、月洞窗、槅窗),作者都逐件指认,并据此复原明清社会的生活场景。这种“微观考察”不仅丰富了艺术史的物质基础,也让图像成为生活史的可靠见证。
尤为精彩的是《莺莺听琴》的章节。作者追溯“月洞窗+虎皮石墙脚+屏风”这一图像语法单元的形成,并揭示“二楼操琴”这一源于空间误读的图式如何逐渐固化为传统。其逻辑链条清晰:由版画母题到瓷画再现,再到跨国流通中的延展与误读,完整呈现了“母题—变体—再生产”的过程。类似的论证也出现在《锦字传情》与《玉台窥简》中,前者将闺阁与书斋空间的陈设细致比照,揭示礼教、舞台与市民趣味的张力;后者则通过红娘“趁莺莺熟睡送简”的细节,洞察女性主体视角的生成。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梳理了图像传统,还将博物馆与拍卖市场的误释现象纳入批评视野。无论是苏富比拍品被误标为“官吏看戏”,还是佳士得器物被定为“张生煮海”,都显示了“解释学循环”的陷阱。本书在此处进行严谨纠偏,不仅保护了学术叙事的准确性,也提醒我们全球流通语境下的认知偏差如何反向塑造收藏与理解。
《瓷器上的中国故事:〈西厢记〉图考》在学术贡献上至少有三点值得特别强调:第一,它确立了跨媒介、跨语境的图像谱系研究方法,形成“文学—刻本—瓷画”的坚实框架;第二,它把“误读”转化为理解传统的切口,从而丰富了图像史的解释维度;第三,它以细节见长,把“物”的考证与“意”的诠释紧密结合,呈现出艺术史研究的厚度与趣味。
当然,本书若能在每章增设图像流程图、母题对照表与英文提要,将更利于国际学界使用。但瑕不掩瑜,它依旧是目前研究中国叙事画与物质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它让我们看到,《西厢记》不仅是中华文学的经典,更是视觉文化在瓷器、版画、外销工艺等领域反复讲述、误读、再造的传奇母题。作为艺术史、戏曲史与物质文化交叉研究的范本,这部兼具学术厚度与阅读魅力的著作堪为研究机构、博物馆与收藏者案头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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