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度量衡史走向计量史

    ■徐泽林

    关增建教授的学术力作《中国计量史》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史”的前期研究成果，也是他多年来对中国计量史研究的学术总结。作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文献考证和深刻的历史分析，完整明快地勾画出一幅贯通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计量文化发展的历史图卷。该书既是对传统计量史研究的系统性总结，又开创性地以“器物-制度-社会”三维视角，审视计量科学与技术在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阐释中华文明的理性精神。该书有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下面笔者就攫取其中的几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陋见。

    一、从度量衡史到计量史的转换

    计量与度量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包含后者。度量衡是指长度、容量和重量的测量工具和标准。计量是测量及其应用的科学，不仅包括长度、容量和重量的测量，还扩展到其它各种量的测量。为保证测量单位的统一、量值的准确可靠，还需要建立计量标准，确定计量单位制，并实施监督管理，所以计量又不同于一般的测量。计量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更是规范社会活动的法度。1953年开始，我国以“计量”取代使用了几千年的“度量衡”，赋予计量更广泛的内容，与国际接轨。度量衡成为现代史学研究对象始自民国初，首部系统的通史著作是李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此后，学术界一直延续度量衡史研究的传统，直至20世纪90年代，关增建教授率先将中国度量衡史研究拓展到计量史研究，出版了《计量史话》，明确以“计量史”取代“度量衡史”。他在传统的度量衡史研究基础上，开拓了时间计量（包括历法要素测量）与空间计量（包括方位测量）的研究。在这部《中国计量史》中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常被忽视的货币计量，以及印章中的度量衡。在计量史视野下，古代文明中很多统计与测量均可纳入计量范畴，成为计量史的研究对象。例如，秦代人头税始为以“户”为单位的“户赋”，后改为以“人口”为单位的“口赋”，汉代“初为算赋”，以“算”为单位，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即15-56岁的成年人每人120为一算。这实际上是秦汉时期人头税的计量变化。又如，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列“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积验雪”“竹器验雪”4个算题，它们不仅是数学史和气象史的研究内容，而且也可从计量史角度加以解读，反映的是古代对降雨量、降雪量的测量。研究表明，我国从秦代开始就有上报雨量的制度，唐宋时代使用简陋的雨量器，计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单位如“肤寸”“寸余”“数寸”“及尺”“近尺”“盈尺”等也比较粗略。明代规范了雨量测量，政府颁布了统一的测雨器标准，制造了铜制雨量器，供地方州县采用。清代雨量器已接近现代水文使用的雨量器。从度量衡史拓展到计量史，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也带来了历史认识的改变。如果说度量衡史主要是制度史与器物史，那么计量史属于科学技术史，阐释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说明科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广泛的文献调查和深入的文本分析，揭示出中国古代深刻的计量思想。如荀子提出计量目的在于“立数”的观点，刘歆关于备数、和声、度量衡与历数关系的论述，以及中国古代对计量适用范围、社会作用、误差理论的认识，作者都给出系统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中通过“计量”追求定量化以实现数学应用的文化传统。《周易·系辞传下》称“数”起源于“易”，即起源于伏羲画八卦，它的作用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说：“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认为“数”属于“体”，“算”属于“用”的论调，是汉文化中最基本的数理观，然而数学之用是通过计量来实现的。所以在中国古代数学文化中，数学学习必须从认识大小数与度量衡开始。作者对数学与度量衡在天文历法、音律、大地测量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都有深刻的剖析。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数”，重视数学是希腊文化理性主义精神的核心，文艺复兴后欧洲接受了这一传统而兴起自然数学化思潮，数学遂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基础。从关增建的《中国计量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中同样具有通过计量重视数学应用的文化传统。

    二、中国计量史学科建立的标志

    一门学科的建立，至少有三方面的标准：首先是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区别于其他学科；其次是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专门的概念范畴；再次是制度化，包括知识的系统分类与专业化，组织形式的建立，获得广泛的学术认可，有稳定的学术队伍与学术共同体，形成教育与培养机制。《中国计量史》明确了中国计量史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历代的各种计量方法及其标准、计量的器具、计量人物及其思想、计量活动与计量管理等，包括度量衡史、时间计量史、空间计量史以及计量的社会史。作者首次构建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的系统性框架，整合了科技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多学科视角，成为计量史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尤其是作者首次对中国计量史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比如对中国计量的历史分期，分起源、历代传统计量、传统计量向近代计量转型、现代计量诸阶段，特别对明末以后中西融汇乃至走向现代的计量史作了全面的论述，这种分期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相一致。作者又通过中西比较，论述了中国计量的特色与历史定位，以敏锐的洞察力思考并提炼出中国传统计量的一些理论问题，涉及到计量的目的与范围、社会作用、误差学说等。可以说，该书第一次构建了中国计量史的完整体系，完全具备上面所述学科建立的前两个标准。关增建教授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计量史界、科学技术史界和中国历史学界的广泛认可，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学术声誉，被誉为“中国计量史界的双璧”之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计量史学科建设事业，与中国计量大学、国家质量监督局等高校与行政部门紧密合作，推动中国计量史学的人才培养、开展学术研究与计量文化传播。通过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开拓计量史研究领域，扩大学术研究队伍。《中国计量史》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计量史学科的发展。

    三、多维度的学术视角，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中国计量史》以纵横交织的框架结构组织内容，呈现出器物史、制度史、科技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多维视角，简明地论述中国历代计量的背景、内容、技术、器具、管理等方面的成就，将计量制度置于社会权力结构、经济基础与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与分析。特别是专设下篇“中国计量历史人物”，改变了过去度量衡史以制度史、器物史为主的局面，开创性地展开对计量人物的研究，选取的历史人物，过去都通常被视作其他方面专家来认识，如政治家商鞅、数学家刘徽与祖冲之、思想家王充、地图学家裴秀、天文学家刘焯、李淳风与郭守敬、音律学家荀勖与朱载堉等，通过《中国计量史》，我们对他们的科学创造与计量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如刘徽、祖冲之推求圆周率的数学研究，目的在于检验新莽嘉量与栗氏量。计量人物是计量科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计量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研究不可缺失的。

    《中国计量史》在文献梳理和文物考证上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除充分利用各类传本文献外，更广泛采集征了大量的馆藏出土文物，附有大量的清晰精美的文物照片。同时，作者以理科出身的优势，对古代的测量和计量予以原理分析与技术解析，诠释了古代计量技术的特色与科学价值。

    作为贯通古今的中国计量通史著作，且为重大项目的初期成果，难免会出现欲言又止未能展开的内容，例如对于明清时期传统计量向近现代计量转型的部分稍显简略，论述了明末传教士传入的角度、温度、时间的计量，而对清代计量的论述又局限于度量衡，对于鸦片战争后在中国传播和使用的西方计量单位和计量知识，书中没有论述。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外其他民族虽然在中原王朝的统辖下使用统一的度量衡，但作为民间知识或地方知识，有些民族有自己的度量衡。书中没有涉及。

    另外，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文明一直吸纳外来文化，比如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大小数名称恒河沙、阿僧祗、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大数、刹那、瞬、弹指、罗预、须臾等，对中国的时空观与时空计量有很大影响，象刹那、瞬、弹指、须臾这样描述时间的词至今还在使用。元代之后中国数学也普遍采纳印度的大小数名称。唐代《开元占经》中也引入了印度的弧度量法。反之，中国计量文化对汉字文化圈有显著影响，并且沿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有交流，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中是否出现中国计量文化西传的情况也值得研究。期待关增建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在这些方面获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白璧微瑕，无损《中国计量史》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不仅为中国科技史研究树立了新标杆，更为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提供了独特的维度，堪称传统文化现代化阐释的典范之作，是一部值得科技史学者、传统文化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反复研读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