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演进

    ■德天

    江河奔流，山峦纵横，地理环境不仅塑造了中华大地的面貌，更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在近期一场关于“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对谈中，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围绕其新作《江河流淌看中国》与《谭其骧学术传记》，深入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历史地理学作为交叉学科的重要价值。

    江河哺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黄河与长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并非偶然。葛剑雄指出，人类早期文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极高。大约58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出现多处文明迹象；到5300年前，这些文明逐渐集中；而到3800年前，仅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

    其他地区的文明，如浙江余杭的良渚文化，在约4000年前突然消失，很大可能是由于自然环境剧烈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和海水倒灌。而黄河流域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并成为文明核心，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时北半球气温比现在高2-3摄氏度，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多雨，早期的农业不需要人工灌溉。”葛剑雄解释道，“加上这一带都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没有太茂密的植被，比较容易开垦”。

    但随着气候逐渐变冷，黄河流域出现了不利因素：干旱、雨水减少、寒冷，加上战乱频繁和黄河泥沙淤积问题，唐朝以后黄河流域逐渐衰弱。但此时，长江流域因气候更加宜人和人口南迁而发展起来。

    葛剑雄说：“正因为中国拥有长江、黄河两条世界级的大河，并且都处在北温带，保证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这个特点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唯一的。”

    人地互动：文明兴衰的关键变量

    历史地理学研究揭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是文明兴衰的关键变量。葛剑雄的老师、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之一谭其骧先生1962年关于黄河安流期的研究就是典型例证。谭其骧发现，黄河在东汉以后曾出现800年的安流期，与西汉时期频繁的水灾形成鲜明对比。通过科学分析，他得出结论：黄河下游灾害取决于中游土地利用方式。西汉时期，黄土高原被开垦为农田，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而东汉以后，农民南迁，牧业民族进入，该地区从农业转为牧业，减少了水土流失。这一研究为现代黄河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今天黄河流域实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葛剑雄分享了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上海准备建设金山石化基地，计划建在海滩上以避免占用农田。那这块土地安全不安全呢？因为海滩土地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不断地往外生长，一种可能就是在海浪冲击下塌掉。比如上海现在附近两个小岛——大金山、小金山，宋朝时候跟大陆是相连的，而不到一千年的时间，现在已完全沦入海中。在海滩上建造如此大的企业，就要保证这块土地是继续在长的，是安全的。于是市政府请谭其骧研究这块土地的安全性。谭先生通过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得出结论：这块地方继续处在不断淤积的过程中，非常安全。现在金山石化一期二期工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显示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现实价值。

    水道变迁：区域发展的地理基础

    江河不仅滋养了中华文明，也决定了区域发展的格局。以上海为例，葛剑雄指出：“没有吴淞江就不会有上海这个居民点，没有黄浦江，上海就不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的发展历程完美体现了水道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北宋时期吴淞江支流“上海浦”沿岸形成聚落；明朝初年因吴淞江下游淤塞，黄浦江成为主流；近代以来，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出口基地。

    大运河的历史同样说明了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关系。葛剑雄指出，大运河主要解决的是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但代价很高：华北地区缺水，为保证运河通航，常常需要牺牲农业和生活用水；山东济宁到临清一段地势高出两边约40米，需要通过40个船闸完成爬坡与下降。“大运河主要还是保证元明清三代北京首都的粮食问题，而其他局部还要做出牺牲。”葛剑雄强调，“运河最后废弃，是因为它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江河流淌不息，中华文明也在不断演进。历史地理学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帮助我们理解地理环境如何塑造中华文明，也指引我们如何更好地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正是历史地理学科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