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旅行中的文化视野

    ■丁晋

    《四世同堂》第十一段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老舍是多次“跃出水面”回望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在旅英时期（20世纪20年代）与艾支顿合作翻译《金瓶梅》（The Golden Lotus）；在旅美时期（20世纪40年代）与蒲爱德合作翻译《四世同堂》（The Yellow Storm），与郭镜秋合作翻译《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s）、《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并亲自把自己的短篇小说《断魂枪》用英语改编成了话剧《五虎断魂枪》（The Spear That Demolishes Five Tigers At Once）。这都使得老舍的文本经由作者自己的手跨越语言的堤岸，碰撞、沟通、融合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及至《四世同堂》在国内遭遇散佚、将如《红楼梦》般空留“残璧”遗恨之时，自另一片水域之中，蒲爱德档案传来念念不忘的深情回响。

    从20世纪80年代马小弥的《风吹草动》缩写版，到2017年赵武平有“首译之功”的东方版，再到毕冰宾（黑马）、左晗等不断拓展回译空间的多个新版本，这些回译之作都是老舍播撒在异质土壤中的种子所长成的“春华秋实”。今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厚重的三卷本全新蒲爱德档案版《四世同堂》（下称“蒲版”）更是参照舒济先生的要求，有魄力地将蒲爱德译文的底稿进行了全文回译。这其中凝结了俞冲、柯马凯、薛恒钢、俞凌、赵剑楠等编译组多位成员的心血，在字里行间为我们打开了回望老舍作品的别样“微神”。

    在整体的章节结构方面，蒲爱德档案中原译文底稿的一大特点是每段前多有回目。这是蒲爱德和老舍为提示每段内容而设定的小标题，而这在1951年出版的英文缩写本中是没有的。虽然很多也只是一些词组甚至单词，但确实为我们走近《四世同堂》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此次“蒲版”译本颇具创造性地对小标题加以延伸、扩展和补充：“在每段前用旧式章回体小说的方式加设回目，以大致的对偶句，将该段的主要内容标出”。多年来，《四世同堂》的各版本在段（章）之间已有不少错位，87段、100段、103段、104段等版本的组段方式间各有差异，因此适当的概括和题解对于初读者和复读者来说，都是一种较为方便的指导或索引，而且若由熟稔《四世同堂》的读者观之，亦会有一种别样的阅读体验。在这些回目中不乏妙译，如第21段，蒲爱德的原标注本身简洁但很有意思：“FOURTH Master Li Finds A Quack”，“蒲版”的回目在此基础上更加别出心裁：“有病乱投医，高大夫能胡吹乱嗙；无心得教训，金三爷觉今是昨非”。还有第66段，蒲爱德的原标题就已“形神兼备”：“Big Red Pepper Leaves Her Prison and Fat Chrysanthemum Plots for Her Position”，“蒲版”的回目也不相上下：“大赤包失势，瘐死囹圄；胖菊子心毒，谋划用鸩”，一目了然，别有深意。

    在句段方面，“蒲版”很多常用语与老舍原稿和其他译稿对比，都明显地展现出北京话的独特性。第93段将白巡长与金三爷庙外重逢的场景写得非常生动，蒲爱德底稿里面有三句相互的问候：“How are you? /What’s the matter? Who are you?”这是三句再简单不过的英语日常口语。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理解为“你好啊？/什么事？你是谁？”但其实越是在日常口语的翻译中，越能体现出对语言风格的把握。“蒲版”将几个字一调整：“您这一向可好啊？/怎话儿啊？您哪位啊？”京腔京韵与一对京人就跃然纸上了。在“蒲版”的序言中，编译组谈到推出新译本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要借翻译“推介传统北京话”，使“北京话这个北方话之主流、普通话之蓝本、现代汉语之基石为更多人所知晓”。在我看来，这又何尝不是让鱼儿真正返归水中，使京味作家与京地文化“碰撞、沟通、融合”的努力？此一方面也成为“蒲版”新译本与众不同的重要亮点。

    当然，“蒲版”中也不全是对旧京通俗话语的描摹，译者在很多地方都有意识地调整融入了文言文与古诗词。俞冲先生曾在分析蔡友梅的创作时讲到：“《小额》（通篇全是旧京下层社会用语）应与《儿女英雄传》（叙事多用书面语，文言多而京味儿口语少）相互参照着看，庶可较全面地反映出京语面貌。”所以我们看到，在翻译第5段中钱先生与瑞全对话时的几处文言译法，既从译者的角度丰富了话语层次，也贴合了钱先生的学识与品格：“吾失一子，而国得一士矣”（I have lost a son but the country has got a hero）、“此地一为别”（When we separate this time）；在92段描写钱先生孙子的外貌也用到了“颇有乃祖之风”（like his paternal grandfather’s）。更进一步地，最后第100段里那文气贯通、洋洋洒洒的文言檄文也回应了周绚隆先生关于“钱诗人悔过书”文体可能性的期待，给出了一种全新的回译答案。当然不可避免的，这也会带来一定文风杂糅的问题。比如在第96段中妞妞病重段落，蒲爱德译文比较简洁：“Old people were like autumn leaves--they should drop off when the time comes. But Niu Niu was a fresh flower bud.”“蒲版”的翻译是：“老人嘛，就如秋叶，节令到了，自然飘零；可妞子，那是花骨朵啊！尚含苞待放，何遽然陨灭？”最后一句的扩充虽然有力，但这样的话语表达放在聚焦韵梅内心的段落就显得不太熨帖了。

    在字词方面，赵武平先生曾提到回译是“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要“一言一词皆有根据”。为此他使用了“原词呈现”的策略，整理出“老舍词汇表”；毕冰宾先生则通过“扮演老舍”的体验策略，融入了他对老舍的研究，着力还原出老舍的口吻。而此次的“蒲版”回译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不追求形似老舍原著87段中的叙述方式，而是向20世纪30-40年代的北平话靠拢，以期还原京腔京韵与时代风貌。考察词汇的选用就会发现，译者充分贯彻了这一原则：首先从汉语中使用频度较高的动词的选用上，䞍（wait）、嗽（cough）、杵（thrust）、㨃（say）、歇（sleep）、攮（harm）、揣（stick inside）、奔（walk）等，都有意识地体现出编译者对老北京色彩的追求。再如形容词和名词的选用上：身份（dignity）、走狗爪牙（jackal）、攮子（dagger）、心窝子（heart）、勒脦兵（a horde of ragamuffin）、妻儿老小（wife and family）、差着火候（small）、㞞（afraid）、好些（many）等亦有此意。它们中的很多词汇老舍可能并不常用，但却是来自三四十年代北平胡同里的常见话语，其意义与使用方法也大都收录在了俞冲先生《京腔儿的前世今生——150年来的北京话》中，此次回译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文本操练。

    从翻译的策略来讲，老舍与蒲爱德在八十年前的对外译介选择的是典型的“异化”路径，而这也有益于蒲爱德翻译底稿还原为中文。这种极为忠实的直译策略恰在英译本里为我们保留了更多老舍“原汁原味”的语言风格。朱光潜曾与老舍写信往来探讨对方的翻译策略。其中朱光潜就指出老舍20世纪50年代翻译《苹果车》（The Apple Cart）的时候有些地方“直译的痕迹相当突出”。朱光潜说：“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方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对比之下，此次“蒲版”的回译恰恰是没有具体拘束于单一一种“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比如，针对老舍和蒲爱德在翻译时特意为窦神父取的意大利的名字Father Donofiro，“蒲版”在回译时忠实保留了这一点，将之译为：神父多诺菲罗（洛）；相反地，在第90段开头的“天照大神”（Goddess）与第95段开头的“一亿玉碎”又为不甚了解日本文化的读者做了解释补充。“蒲版”在回译中多处自由灵活地调整了语序，并没有受到原文本太多的束缚，甚至融入了译者对小说的理解与思考。例如情节层面，对瑞全与招弟交锋的重点段落，增加了“瑞全按照事先的计划，看似偶然与招弟邂逅了”的铺垫；在人物层面，对白巡长的心理，增加了“老巡警的本能加上北平人的规矩，给他划定了固有认知”的评述，等等。这些策略的综合运用使得《四世同堂》在这次“归去来兮”的文本旅行中，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与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