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谗毁贾谊的人？

    ■刘明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诗云“贾生才调更无伦”，赞誉贾谊才学卓荦汉初，恰也因其才学而受人谗毁，遭到文帝疏远而贬谪楚地任长沙王太傅。贾谊在经过湘水期间，听闻当地流传的屈原事迹，感同身受于屈原的遭遇而创作名篇《吊屈原赋》。赋中写道：“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志逆曳兮，方正倒植”，贾谊同情屈原受奸人谗毁，志不得申，终自沉汨罗以明情志。这也是贾谊在写自身的遭际，因得罪当朝权贵而受人谗毁，结果贬谪流放，政治才华得不到充分施展。那么，谗毁贾谊的人是谁呢？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用充溢的笔调，书写出有着敏锐而高超政治才干的贾谊形象，“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意即贾谊周密地提出政治对策，凡所论议就如同从诸生口中说出来一样，言外之意是皆能说到诸生的心底而令人信服。文帝颇赏识贾谊的才干，予以“超迁”即越级擢升，一年内升至太中大夫之职。贾谊大胆提出系列政治主张，诸如“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涉及到国家及政治、礼乐等层面的制度建设。像“易服色”，文帝时汉已立朝二十余年，但汉究竟属五德中的何德，尚未确定，而贾谊认为汉属土德，故服色应采用黄色。贾谊还能够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所谓“悉草具其事仪法”，以至于“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在此情形下，文帝欲任贾谊公卿，遭到执政权贵的贬抑排挤，似乎此类权贵之人是谗毁贾谊者。

    所谓执政权贵之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有“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行“尽害之”之事，用了一个词“害”字，容易理解为“陷害”之义。绛指绛侯周勃，有功于汉室，后参与诛灭诸吕之乱，迎立文帝。灌指颍阴侯灌婴，屡立战功，同样参与谋诛诸吕，推立文帝。张相如也是汉朝的开国功臣，且与周勃俱有“长者”之称（参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乃有德行者之谓。冯敬在高祖统一天下过程中降汉，景帝时任雁门太守，匈奴侵边，力战而死。何谓谗毁？是不走中正之道的小人奸邪行为，是摆不到“台面”的私下诋毁行为，亦即《吊屈原赋》所称的“罔极”（意指失去中正之道）。此四人似很难称得上是谗毁者，至于他们排挤贾谊，《屈原贾生列传》称以“短贾生”，用了一个词“短”字，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擅权”是讲在四位权臣眼里，贾谊固然有着超群的政治才干，但一人却“指点”朝政事务，或许由此唤起了吕氏专权的历史记忆，或许贾谊的政治行为及手段引起了权臣的反感，遂有“擅权”的指责。“纷乱诸事”，指贾谊新立的各项制度，冲击了汉初以来既定的政治秩序或者说是政治利益格局，致使四位权臣心生不满。这些指责都是“明面”上的政治权力斗争，它并没有涉及对贾谊人格的诋毁，也不属于进谗言的性质，不宜因为“害”“短”两个字便将此四人视为谗毁者。这里的“害”应理解为“担忧”之义，担忧贾谊任公卿之职对朝政带来潜在的政治后果，而“短”则可理解为“指出过失”之义。

    西汉当时人是如何看待贾谊被疏远的呢？刘向很是为贾谊抱不平，他称赞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认为即便是古代的治世能臣伊尹和管仲，都逊色于贾谊，“使时见用，功化必盛”，结果“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刘向颇为惋惜贾谊的遭遇，“庸臣所害”使得贾谊壮志难酬，怀才不遇。这里不太容易确定的是，刘向笔下的“庸臣”所指是谁，根据《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很容易视为周勃等人，但四人或战功显赫，或平定诸吕之乱，皆有功于汉朝社稷，刘向心知肚明，他们能称得上是“庸臣”吗？或许另有所指。到东汉班固纂修《汉书·贾谊传》时，他很不赞成刘向的看法，称贾谊“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理由是“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例如贾谊《论积贮疏》提出重视农业生产的主张，文帝即开藉田礼，并下达了数道劝农诏，都可视为是对贾谊主张的采纳，一律视为“不遇”未免以偏概全，似不合乎历史事实。

    东汉末期的应劭，在《风俗通·正失》里记载了贾谊和邓通之间的嫌隙，令人耳目一新，揭开了谁是谗毁贾谊之人的迷雾。应劭写道：“及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浓汁见爱，拟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毕雉刺彘。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举。’及太中大夫贾谊，亦数谏止游猎。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邓通是不同于周勃等四人的另一种形态的权贵，《史记·佞幸列传》也有邓通的传，可以之与应劭记载对读。贾山特别是贾谊鄙视邓通的为人，贾谊屡次在朝会讥讽邓通，邓通当由此而与之结怨。邓通凭借特殊的权势，他不会像周勃等人那样在“明面”上与贾谊斗争，而是私下在文帝耳边进谗言，诋毁贾谊的人格，或许苦于找不到合适借口的文帝，恰借周勃等人进言之机而疏远了贾谊。完全可以想象，邓通就是谗毁贾谊之人。

    但问题是为何司马迁没有写进《屈原贾生列传》呢？之后的班固《贾谊传》同样未置一词，史家的考量值得仔细品味。同样的情形，应劭在记载疏远贾谊这件事上，唯独拈出“邓通”，而未置周勃等人于一词，应劭可是读过《史记》《汉书》的，个中况味也很令人深思。这似乎意味着，对于造成贾谊疏远原因的认识，一种意见是“明面”的政治斗争，以周勃等人为代表，这是光明正大的，遂进入了史家的史笔；另一种意见是佞幸小人的谗毁，以邓通为代表，或因不足为人道，或因政治的忌讳（文帝与邓通的特殊关系），而未进入史传，可见历史记载有其复杂隐晦的一面。

    以应劭记载反观刘向所称的“庸臣所害”，“庸臣”或即暗指邓通，邓通也确属于不折不扣的“庸臣”。应劭记载并非孤例，后人同样视邓通谗毁造成贾谊的疏远贬谪。例证之一是唐代李善注释《文选》所载贾谊《吊屈原文》（即《吊屈原赋》）“谊追伤之（屈原），因自喻其辞曰”句，引应劭《风俗通》云：“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数廷讥之，因是文帝迁为长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书曰：‘阘茸尊信，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据李善注，他认同应劭的记载，邓通的谗毁是造成贾谊功业未竟的主要动因。读李善注或产生缘何不引《史记》《汉书》周勃等事典为注的疑问，这恰说明古人是如何认识谁是谗毁贾谊之人的问题的。

    例证之二是明代张溥所撰的《贾长沙集题辞》，云：“即汉大臣若绛、灌、东阳数短贾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学，未必馋人罔极，如上官子兰也。”张溥将周勃等人和上官子兰之类的馋人做了明确区分，也就是认定谗毁贾谊之人并非周勃等，理由是他们出于“武夫天性，不便文学”。“武夫天性”言文武有别，“不便文学”字面意思是军功武夫之人不好舞文弄墨，即对于文学之事漠不关心。殷孟伦注题辞引用了两条书证，一是《史记·灌夫传》云：“夫不喜文学。”灌夫身居将军之职，容易理解司马迁所称的“不喜文学”。二是《汉书·刘歆传》云：“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指的是汉惠帝除挟书律，周勃、灌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无关国计民生）。结合两条书证和张溥所论，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身份特点使得周勃等人看不惯贾谊“文绉绉”的科文律条，也轻视文人书生参政议政，这是本性使然，结果导致在朝政认识层面出现政治分歧，最终演化为政治权力斗争，但周勃等人并不是谗毁之人，与邓通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