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本报记者 陈菁霞
黄河边上的学术会议
“老爷子昨晚和我们一起出去吃烤羊肉串、喝啤酒，12点多才回来。”2025年7月下旬，在“第二届汉语特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日，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庄初升在饭间的这句闲聊，迅速在与会者中间传开，尤其在前来参会的李门弟子中，更是成为热点话题。“老爷子真厉害！”“老爷子真行！”大家一阵惊叹。庄初升口中的“老爷子”，是他当年读硕博时期的导师，90岁的语言学家李如龙。这次，老先生从厦门坐飞机来兰州参会，会议报到那天晚饭后，庄初升一位在当地高校任教的学生请他在离会议下榻酒店不远的黄河边一家小饭馆小聚，没想到师爷也跟着凑热闹，和弟子及几位学界晚辈一起赴约了。
夏季的兰州，白天暑热不减，一到晚上便显现西北地区的气候优势，开始变得凉爽宜人。浑浊的黄河水从中山桥下流过，河面上，羊皮筏子像离弦的箭来回穿梭，相比之下，灯火通明的游艇则像一个庞然大物，缓慢行驶。桥上游人如织，而在河两岸，更多的人选择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点一壶三炮台或三五听啤酒，再来上一大碟葵瓜子，以此消磨良夜。人声、车声和游艇的马达声交织，被羊皮筏子激起的水浪，一波一波地拍打着河岸，在无数彩灯的映照下，这座被誉为黄河明珠的城市，让人恍若置身于不夜城中。
李如龙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来兰州了，只记得第一次来兰州，是1990年参加《中国语文》创刊40周年纪念大会。“从那以后，我就拿汉语、汉字和其他非汉语的语言文字作比较，探讨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为什么汉字不能改成拼音文字？汉语和汉字相结合，衍生了四千年的汉语史，表现出了什么特征？”在我们兰州见面之前，李如龙发微信告诉我，他近些年关注的问题是汉语特征研究。为此，经他倡导发起的第一届汉语特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去年在厦门大学召开，今年，会议的接力棒传到了兰州城市学院，由该校文史学院和西北方言研究中心承办。而在此前的2018年，他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汉语特征研究》一书，正是从这一议题出发，深入探讨汉语特征。“尤其现在，AI时代逐渐显示了汉语汉字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更说明了表意汉字所形成的汉语特有的‘字义合成’构词法，因为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直接挂钩，造词快，词形短、句子短，文本也简练。在海量的语料运用上，是任何语言都望尘莫及的。”
“我的身体状况不错，就是四肢开始不灵活、好忘事儿，好多认识不久的人，刚知道名字，我就忘了，没办法。”得益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每日坚持的游泳，李如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健康、有活力，说起话来条理分明，逻辑清晰，语气中透着一种令人毋庸置疑的果断。他说自己现在脑子还管用，想的是宏观的方向性问题，追求新知，不愿意炒冷饭，不止步于某一个领域。
汉语方言研究的“十字架”理论
借参加“第二届汉语特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我从北京飞兰州采访从厦门来参会的老先生。而我此次采访，则缘于他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一书。在动念做这本书的采访时，我在百度上搜索老先生的信息，一看年龄，心中很忐忑，不敢确定老先生的身体状况能否接受采访。后来通过商务编辑了解到，他身体很好，眼下还一直在写文章。实际上，更深层的动因，是我希望在“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系列访谈中能展现当代语言学研究的面貌，尤其是李如龙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其学术成就也可以代表汉语方言学研究在当代的先进水平。
自1953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接触语言学开始至今，李如龙在汉语，特别是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早在20多年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对自己半个多世纪中的学术道路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回顾：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为学习方言、调查方言，从80年代开始才算是研究方言。40多年的实践让他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调查是了解事实，描写是罗列事实，研究是理解事实并说明事实之间的内在关系。“调查只是研究方言的前奏，只有进行纵横两向的比较，才是研究的开始。”熟悉李如龙的人，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也可以说，这是他大半辈子研究汉语方言最重要的心得。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是我在上个世纪所作的方言研究的总结。” 在李如龙看来，不论是单点的方言，还是成片的方言区，乃至现代汉语方言的整体，各种研究都必须贯穿比较的方法。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方言间的比较，先是闽语之间的比较，接着做客赣方言的比较，后来又做了吴闽方言、东南方言乃至官话方言的比较。“有了这些比较，回过头来看先前调查过的方言，就能理解得更深刻。” 2001年，汇集上述方言比较研究成果的《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方法论上，他突破以往以单点方言描写为主的传统模式，将汉语众多方言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比较研究。此外，他还强调，以往研究方言，偏重语音，语音之中又只重字音、不重语流音变，不重视词汇，还以为方言之间“语法差异不大”。应该致力于考察语音、词汇、语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词汇之中则应该着重探讨同区方言的核心词、基本词和特征词。只有全面的比较，才能如实地了解方言的分区，各区的特征，以及方言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历史层次。
“首次系统构建汉语方言多维比较研究体系”“为语言接触理论、方言区划方法论提供实证支撑”“方言比较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献”，这些来自学界的评价和赞誉，为这本书入选“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这次，李如龙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抽去一些少作“比较”的篇目，增加了比较的新作。据该书责编冯爱珍介绍，《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自2001年首次推出，又于2003年和2012年两次加印，其销量至少超过同类图书4.5倍。2024年列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时，同样取得不俗的市场成绩，首版半年后即开始第二次印刷。另一个可资佐证的例子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所还从该书截取了一些内容，作为2023年度修士课程入学考试“一般外国语”（科目：现代中国语）的试题。
“只有进行纵横两向的比较，才是研究的开始。”李如龙关于汉语方言研究的这一理念，被弟子们形象地称为“十字架理论”。延伸开来就是：在同一个方言区由点及面，由面再回到点，这是一种横向比较；拿方言与普通话比较、与其他方言比较，考察它们之间的同异以及相互影响，这是另一种横向的比较。拿方言与不同时期的古汉语作比较，这是纵向的比较。经过比较，既可以了解方言及古今汉语间的源流关系，也可以了解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接触和渗透关系，还可以考察所研究的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不同类型，了解方言的演变与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
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先前的方言学者，在单点描写之外，能关注区内区外的比较研究的并不多。汉语方言历史悠长，差异很大，忽视比较研究对于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源是极大的浪费，也无法发掘汉语方言的真谛。1958年，李如龙毕业于厦门大学并留校任教，1987年在福建师大开始带研究生，1994年在暨南大学招收博士，1998年回厦大后，继续在厦大和中国传媒大学招生，20年间共培养了80多位学生（其中大多是博士，如今有20多位当了教授，成为学术带头人）。他总是对学生说：“调查只是基本训练，比较才算开始研究。不比较，连调查记音都做不好。”
70多年前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普查
在冯爱珍眼里，“如龙老师这一辈子，教方言课、调查方言、研究方言、说方言、学方言、写方言……他的生活从来不曾离开过方言。他视汉语方言学为‘热土’，是‘一座立体的宝库’。”恢复高考那年，冯爱珍考进福建师大中文系。大一的基础课，她上过李如龙的“现代汉语词汇”课。这让她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自己口中天天说的话，是可以分解成语音、词汇、语法进行研究的，而且，这种研究充满奥秘、趣味无穷。
“我在大学二年级选定了研究方言和语言学的路子。”李如龙说。那年他18岁。一毕业，他就参加了福建省教育厅领导的、由厦大和福建师院（现福建师大）联合组成的“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组织师生参加全国第一次汉语方言普查，调查了闽南方言和闽西客话多点。当时缺专业教师，一毕业，他就被安排为几个年级上课，组织高年级学生学习国际音标和调查方言。1959年，厦大中文系搬到福建省新建的钢铁基地三明工地办学，“语言专业队”的同学，除了调查方言还编扫盲课本，还在工地上教民工学普通话、识字、学拼音（“三结合”扫盲）。因为效果不错，李如龙到福州向来福建检查工作的文改会主任胡愈之汇报时，还受到赞扬。从1960到1963年，他一面教书，一面整理方言普查材料，负责组织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以下简称《概况》）。当时这项工作是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以下简称语言所）的指导下进行的，著名方言学大家李荣曾两次来福建考察指导，并派陈章太和张盛裕两位研究人员前来协助。具体工作则由福建师院的潘茂鼎和李如龙组织，李如龙的老师、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典诚作业务指导。几年间，李如龙调查了几种闽南话和闽西的长汀、上杭、连城等客家话，也到尤溪、将乐等地做过核查。
编写《概况》时，李如龙负责写闽西客话概况，协助黄老师写了总论的一节，最后负责校对《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上、下两册，共约200万字），铅印了300册，内部发行。1963年，编写组在厦门举行“福建方言讨论会”，邀请全国重点大学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的教师讨论书稿。在这次会上结识的中青年学者有黄家教、陈世民、詹伯慧、陈章太、许宝华、施文涛、张盛裕、王福堂和李如龙，后来被称为“九兄弟”，李如龙是“老九”。参会学者对福建方言普查的肯定，让李如龙及其他编写组成员很受鼓舞。会后，几位《概况》主要执笔人合写了《福建省汉语方言分区略说》一文在《中国语文》发表。1964年，潘茂鼎和李如龙专程到北京，向丁声树和李荣先生请教，制定了《概况》修订方案。不久，“四清”和“文革”相继而来，业务工作陷于停顿。
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境内汉语方言种类繁多，历来以方言复杂著称。全国汉语方言有七大类，福建境内就占有其五（闽语、客家语、赣语、吴语和官话）。半世纪前所编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成功地记录了69个县城方言和两个方言岛，保存了当年的方言面貌，关于省内方言的分区做出新的结论，还绘制了50幅方言地图说明各区的方言特征，受到学术界的欢迎。虽然还是讨论稿，已经有不少人引用过。2021年底，作为当年编写组成员中唯一的健在者，李如龙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交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他邀请庄初升等几位弟子协助，在保留当年面目的原则下作了某些修订，目前正在印制之中。
“闽方言很值得研究，也很不容易对付”
这次来兰州参会的浙江大学庄初升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严修鸿，是李如龙1989年在福建师大招收的硕士生。当年，在导师的指导下，庄初升和严修鸿常常结伴出行，到福建双方言交界地区和多个方言岛开展田野调查。他们独立调查的第一个方言点是闽侯县青口镇。当时交通不便，经费匮乏，几十公里的路程常是用破旧的自行车代步，有时就在当地村委会的桌椅上过夜，吃饭也是胡乱应付。至今，李门弟子聚在一起时一个必谈的话题，就是当年和老师外出调查或合作办事时的一些旧事：例如，骑自行车时半途断了链条，只好推车前行，等下坡才放行；有一次乘长途车，还碰上乡民打架，他们被交警指定为调解、记录员；曾经满怀激情想去详细调查濒危的长乐“京都话”，却硬是找不到发音人，败兴而归；编好书却无法制版，只好改写“手抄”章，照排影印。
“文革”后期，李如龙从厦门大学下放到永春县乡下，无法进行专业研究，只好乘机把婚后分居十几年，在东山县教中学的妻子调来建立家庭。两年后，得知县委要留他当宣传部长，厦大又因为有了五口之家而回不去，正好福建师大托人动员他去加盟，为了他早已选定的研究方言之路，便匆忙决定到那里去，以便调查闽北和闽东的方言。从那时起，他一有空就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每个点调查7—10天，有些点还去过多次。后来，和陈章太合作就福建的闽语作综合比较研究，写成了《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两篇论文，先后刊登在刚创刊的《中国语言学报》，继续为闽方言的分区提供证据。后来几年，应地方上编修县志、市志的需要，他先后为十多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
从上世纪50--80年代的30年间，李如龙在福建省境内调查过的方言点不下百个。大量的方言调查，成为他进行比较研究的坚实支撑。1981年和1987年，他两次主办全国性方言调查研究班，第一次是受中国语言学会的委托，在建瓯举办，黄典诚和他是班主任。第二次则是受国家语委委托，地点在泰宁和厦门。办班期间，李如龙负责讲课并辅导各省来的学员记自己母语的音，借这个机会，他又接触了许多福建以外的方言。这次兰州会议嘉宾之一的陕西师大文学院教授乔全生，就是当年山西大学派到建瓯班学习的青年教师。
1987年，李如龙开始招收方言学硕士生。几年间，他带着三届学生，先后调查几个省的客赣方言和福建境内方言岛和过渡地带的方言，后来和学生联名出版了两本专著《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和《福建双方言研究》（1995），当年参与导师研究计划的硕士生万波、邵宜、练春招、庄初升、严修鸿，如今都是方言学界的知名学者了。
“我摸过很多的方言。”摸方言，摸理论，在采访过程中，“摸”是李如龙说得最多的一个字。那年在语言所的一个月里，他有机会多次向李荣先生请教。李荣说，我们的语言学之所以落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挖掘新鲜材料太少。古人的办法是在有限的文献里打转，这是一种最笨的方法。拿两个杯子把水倒来倒去，最后就干涸了，还能得出新的知识吗？相反的，有好的材料就可以验证旧的理论，总结新的理论，而旧的理论有时就不能说明新发现的事实。改革开放后，李荣主办的《方言》杂志，即以发表新鲜方言语料为主要任务，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汉语的研究，也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这种重在发掘语言事实的思路，正是振兴汉语语言学的正确道路，比起古时候总在古籍、文献中找出路和后来跟着西方语言学理论走，都高明多了。”李如龙说。
他一直记得李荣先生说的那句话：“闽方言很值得研究、也很不容易对付，深入下去，必有大收益。”当年，人到中年的李如龙选择去福建师大工作，在那里，他进一步了解了闽方言这个“半壁江山”。正好在拨乱反正之后，汉语方言的研究赶上了最佳年代，生机勃发，一片繁荣景象。李荣创办了《方言》，组织《汉语方言大词典》和中国语言地图（汉语方言部分）的编纂工作；他领军的全国方言学会创办之后活动频繁，后来粤、闽、客、吴各大方言也先后有了两年一次的专门研讨会；地方志的出版也推动了各地方言志的编修。
研究方言和语言，要从母语入手，
致力于特征的探究
做方言研究，李如龙的体会是，要从母语入手，从自己住地的方言入手。而这也是李荣先生当年反复强调的。李如龙觉得“很有道理”，因为这样做可以由易而难，少走弯路。他的母语是福建东南部的泉州片闽南方言。1936年，李如龙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梅山乡芙蓉村一个华侨家庭。芙蓉是著名的侨乡，由于人多地少，二百年来，芙蓉人大体是留本乡、下南洋和过台湾各占三分之一。李如龙的祖父和父亲分别在家乡和菲律宾行医，在两地都享有好声誉。芙蓉老家则是母亲独自一人支撑，养育四个子女。少年时期，李如龙就读的国专小学和国光中学，是同族前辈、东南亚著名侨领和慈善家李光前创办的，如今都已成为福建省重点学校。因为这些缘分，加上父亲和国专、国光学校的校长是好友，1991年，李如龙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时，利用业余时间在大学图书馆收集材料，写成了《李光前传》的初稿。2021年，厦大百年校庆时，《李光前传》被列入“厦门大学百年精神文化”丛书出版。
生长在福建，从小接触到复杂的乡音，这自然引发了李如龙辨识歧义的语音和语汇的兴趣。“闽南话一个字有好几个读音，进大学后，我在图书馆发现了罗常培的《厦门音系》，我心想，厦门音系还值得研究？读了以后觉得厦门话居然有这么多学问，了不起。”上大学期间，他上过很多黄典诚的课，受到很多启发，还学会了福州话、莆田话、上海话等很多方言。60岁前，他着重于方言的调查，并关注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1981年，给全国性的“方言研究班”（建瓯）讲课，又接触到许多方言，方言词汇的种种差异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1982年在《语文研究》发表了《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多年后被苏联学者编进新中国语言学重要成果的集子，和好多研究汉语的大家的论文列在一起，这给了他很大鼓舞。此后，他陆续写了不少比较研究的文章，到2000年，在《语文研究》连载《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长文，第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专集，算是关于方言比较研究的一个小结。再后来，他还编过三种汉语方言学的教材，与人合作编过三本闽方言的词典，申请并完成了“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和“汉语特征研究”的国家社科课题，并都出版过专书。还参与过濒危方言、方言接触等课题的研究。发起和组织过闽方言和客方言的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过粤方言、吴方言和官话方言的研讨会。
“方言调查多了，我就有点不守本分了。”除了方言本体，李如龙还一直比较学科的交叉，如方言学与音韵学相结合的研究，方言学与地名学的相关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方言 ，与方言学相关的应用研究等。李如龙说，和研究文学相比，语言学研究一不依赖灵感，二不受政治的干扰。和乡下种地一样，投入多少劳动，成果是可以预期的。当然，这其中也有老师的影响。给他们上语言学课的黄典诚教授，精通音韵学和古代汉语，对方言也有很多深入的研究，文字改革方面也很热心。后来他走的研究语言学的路子，和老师大体上是一致的。
1992年，李如龙参加了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中国语言学会(ICCL)成立大会，听到了该会第一任会长、语言学家王士元的演讲。王士元指出，数十年来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使我们拥有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收集在方言调查报告、专著和学术刊物中……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些丰富的资料该做些什么？怎么解释它们，以及怎样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重要的内部联系，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少。在中国语言学的这个范围内，有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就是资料丰富而理论贫乏……李如龙的《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正是受到这一启发，超越了中国学者仅仅只是作为语言学理论的消极的吸收者的角色，而成为了主动的贡献者。几年后，因为对汉语语言学研究有贡献，他还被这个学会委任，当过一届理事。
而今，90岁的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是新的学术问题。他一再对我强调，汉语特征研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汉语能不能加快走向世界，中国的语言学能不能从古代语文学走出来，摆脱西方语言学层出不穷的新理论的影响，关键就在于，我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表意的汉字和不走“形态”之路的汉语互相结合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征，加以深刻阐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对于这次兰州会议，他深表满意，而事实也如他所期望的，很多论文说明了，相关的研究非常扎实深入，一批年轻的学者也正在脱颖而出。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