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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隆进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出版品牌，以“始于问而终于明”为理念，以“守望学术的视界”为宗旨，致力于以文史哲为主体的学术图书出版，倡导以问题意识为核心，弘扬学术情怀与人文精神。品牌名取自王阳明的作品《〈大学〉问》，亦以展现学术研究与大学出版社的初心使命。
█出版人与学者之间建立的深厚情谊和学术共同体意识，是“大学问”品牌能够凝聚优质学术资源、产出精品力作的隐形基石。
█“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读书人。”无论多忙，编辑始终要保持阅读和学习，跟踪学术动态，关注行业前沿，思考编辑出版和品牌发展未来。学术出版这棵大树，或许生长缓慢，唯有基于理念价值与使命关怀的持续深耕，方能最终开花结果，蔚为大观。
█回顾来时路，我们总结了几条核心经验：明确的出版定位和理念价值是品牌建设的先决要素；出版平台与团队是品牌发展的关键支撑；基于“内容为王”的选题策划是品牌生存的基石；市场化的运营与立体化营销是品牌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出版各环节的协同联动是品牌发展的重要助力。
在出版界的版图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广西师大出版社”）是一面鲜明的文化旗帜，拥有“新民说”“魔法象”等一批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2019年底，这家以品牌化运营见长的出版社，在看似拥挤的学术出版领域，毅然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大学问”。
六年过去了，“大学问”非但没有被淹没，反而以清晰的定位、扎实的内容和创新的运营，成长为国内学术出版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新锐力量。它用实践回答了一个行业性的难题：在学术出版普遍被视为“小众”“赔钱”的今天，如何从零开始，打造一个有生命力、有影响力，并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学术品牌。回望其六年的发展，也是守望一段关于出版人的责任与自觉、关于内容的坚守与创新、关于品牌的从无到有、关于学术如何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故事。
“大学问”缘起
“为什么要做‘大学问’？”这是品牌创立之初，许多人内心的疑问。毕竟，广西师大出版社本身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出版品牌，且在人文社科领域已有成熟布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学术出版？”
在酝酿和策划“大学问”品牌时，我们认识到当下的学术出版曾一度陷入困境。一些学术出版差不多等于自费出版或补贴出版，作者支付出版补贴，出版社确定少量印数。书出来以后，送几本给朋友，然后孤芳自赏。这样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传播知识、服务社会、促进进步的价值和功能。这或许是一种普遍的行业困境，但也正是这种困境，激发了广西师大出版人的“出版自觉”。
在决定做“大学问”时，我们在团队内部凝聚了共识，我们认为：教育出版，尤其是教材教辅的出版，是一家出版社的经济支柱。但学术出版应该是出版社的底蕴，它决定了一家出版社的高度——出版的使命担当；它决定了一家出版社的长短——行稳致远的发展；它决定了一家出版社的温度——知识情怀与关怀。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广西师大出版社决定将“大学问”打造为一个高端的学术出版品牌，专注于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著作出版，区别于其他偏向大众或泛学术的品牌。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对出版使命的战略性回归。
品牌命名与理念的确立，体现了这种宏大的愿景。“大学问”一名，取自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作品《〈大学〉问》，延续了广西师大出版社从图书经典中汲取品牌灵感的传统（如“新民说”取自梁启超的《新民说》）。“大学者，昔儒者以为大人之学矣”，“大学问”即探究“大人之学”，寓意宏大而深远。
品牌的Logo也别具匠心：以篆书的“大”字为主体，提炼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形象，结合立体书页的特征，形成“人书合一”的视觉符号，寓意着人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独立思想不断前行。品牌的核心理念被凝练为“始于问而终于明”，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倡导探究精神；出版宗旨则是“守望学术的视界”，清晰地表明了其守护与开拓学术疆域的志向。
2024年，在品牌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时，我曾概括了一段话作为品牌简介与宣传语：“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出版品牌，以“始于问而终于明”为理念，以“守望学术的视界”为宗旨，致力于以文史哲为主体的学术图书出版，倡导以问题意识为核心，弘扬学术情怀与人文精神。品牌名取自王阳明的作品《〈大学〉问》，亦以展现学术研究与大学出版社的初心使命。我们希望：以学术出版推进学术研究，关怀历史与现实；以营销宣传推广学术研究，沟通中国与世界。
这既是对“大学问”过往几年发展的阶段性总结，也是我们对品牌未来发展的基本定位与愿景。
碎片化时代中的学术出版
在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和阅读碎片化的时代，相比于“流量为王”“渠道为王”的纷争，“内容为王”这句古老的格言对出版业而言，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加珍贵。对于学术出版品牌来说，这更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面对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老牌强社，“大学问”如何突围？我们提出了选题策划的“三原则”：学术经典、学术动态、学术前沿。
“经典”，并非指故纸堆里的旧学问，而是指那些在特定学科领域内具有持久学术影响力、不断被引用和讨论的著作。与百年老店相比，“大学问”在经典积累上有差距，因此我们对“经典”的定义更为宽泛和灵活。例如，张闻玉先生的《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是研究古代天文历法无法绕开的入门必读书，属于“活着的经典”。再如，再版黄宗智教授的两部扛鼎之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屡次再版，黄老师译介的“内卷化”等概念至今仍是学界热议的焦点。这类著作是品牌构建厚度的基石。
动态，是指密切关注学术界的当下研究动态和市场风向。编辑需要了解学者们在做什么研究，哪些领域是热点，哪些中青年学者潜力巨大。例如，出版复旦大学赵刘洋老师的《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华东师大王锐老师的《革命儒生：章太炎传》等，就是基于对学术动态的把握。这些潜力作者和选题，是品牌活力的源泉。
前沿，要求编辑具备更敏锐的嗅觉，去捕捉学科最新的研究范式、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国际上值得引介的成果。例如，美国汉学家白德瑞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和苏成捷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虽然英文版出版已久，但其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和结论，对国内学界仍具有前沿性和启发性的“他山之石”效用。对前沿的关注，能让品牌始终站在学术发展的潮头。
单一的优秀图书可以产生影响力，但一个品牌持久的辨识度和稳健发展，必须依靠成体系、规模化的产品线。“大学问”在过去六年的发展中，迅速构建起几条清晰的产品线。
比如，“实践社会科学系列”。该系列由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教授主编，旨在倡导从中国实际经验出发建构理论，反对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实践。该系列收入实践法史与法理、实践经济史与经济学、中国乡村的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领域内的此类著作，也包括讨论中国创新的著作。这些创新已经发生在实践内，但却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关注和表述。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一系列具有更适合中国自身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观念的著作。这是“大学问”旗下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产品线。
比如，“明清以来文史研究系列”。该系列以跨学科的视野，观 照明清以来的中国研究，聚焦历史变迁、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是品牌基于自身优势重点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与品牌主理人的专业方向和学术兴趣也密切相关。
此外，我们陆续打造了“国文名师课系列”“哲思系列”“名人传记与思想系列”，今年又新开辟“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中国女性史研究系列”。整体而言，我们的核心方向是聚焦和深耕文史哲学术出版领域，不断探索学术出版的任何可能。
以“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为例，可以看到产品线定位的强大效应。该系列的第一本书《意欲何为》出版时，就在封面明确标上了“001”的编号，并在后勒口预告后续书目，给读者以明确的系列意识和期待感。随后，003号《爪牙》为丛书起步奠定了影响力；005号《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更是成为“破圈”之作；主编黄宗智本人的007号、008号著作，以及009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等，都获得了学界和市场的广泛好评。这些优秀单品的相互带动，形成集群效应，使该系列成为“大学问”品牌一张闪亮的学术名片。
对于学术著作而言，质量是决定其生命的第二重创作，“大学问”对此极为重视。以引进版图书《爪牙》一书的翻译为例，该书由黄宗智教授推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尤陈俊教授和复旦大学法学院赖骏楠教授合作翻译完成。
两位译者深耕中国法律史，对原著有深刻理解。尤陈俊在统稿校译过程中，撰写了30多个“译者注”，总计超过7000字，对书中的重要概念、术语、历史细节乃至作者的小疏漏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极大地提升了译作的价值。
在编校环节，《爪牙》的经历堪称“极致打磨”的范例。一本书稿通常经过“三审三校一读”即可付印，但《爪牙》的照排文件编号竟达到了16次之多，意味着经历了大大小小16轮的修改和校对。责任编辑与译者反复沟通，精益求精，即使产生额外的成本，出版社也从品牌和学术角度坚决支持这种“例外”的投入。我们认为，从锻造内容精品的角度，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例外”的编校，而不是为了加快出版进度和节约成本，牺牲掉对内容的持续打磨。这种近乎偏执的“工匠精神”，最终换来了专业、准确、流畅的阅读体验，为品牌赢得了口碑和市场美誉度。
一本书的诞生
若要具象化理解“大学问”的品牌运作，莫过于深入剖析一个典型案例。还是以《爪牙》为例，从某种程度而言，《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的出版全过程，正是“大学问”理念的集中体现。
《爪牙》的英文版早在2000年就已出版，为何在二十多年后还要引进？策划编辑的首要考量仍是其坚实的学术价值。关于清代衙门吏役的研究，瞿同祖等中国学者已有开创性贡献，而白德瑞作为美国汉学家，提供了“他者”的视角，深化了吏役研究，揭示了其形象的另一面，挑战了长期以来的成见。编辑判断，该书能成为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的重要补充，具备成为清史、法律史领域长销书的潜质。同时，“爪牙”这一醒目的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张力和市场吸引力。
我经常会跟编辑交流做书的思考。我认为编辑要具备一种做书的“感觉”，即在看完书稿后，脑海中能浮现出自己关于成书的模样想象。对于《爪牙》，我当时的核心呈现思想是：设计元素既要呼应内容，又要贴近市场审美，同时尽可能体现出清代（重庆府）巴县的元素。
于是，该书护封选取了《点石斋画报》中一幅晚清县衙堂审的图画，配以清代吏役人物小影，直观呈现书籍内容的关键要素。硬封则更具创意。书中研究的重点是清代四川省重庆府巴县衙门的吏役，编辑团队找到了清代《渝城图》，并以巴县衙门局部为中心，将整幅地图作为设计元素平铺覆盖在硬封上，营造出深厚的历史感和地域特色。
当硬封设计效果出来后，团队产生了更大胆的想法：能否进行立体化开发？于是我们决定尝试制作“特装本”。最终，我们将《渝城图》自然延伸至书籍的天头、地脚和书口三面，通过精美的喷绘工艺，呈现出一幅连续的长卷：码头、商帮、寺庙、城门、衙署，以及数百名挑夫、轿夫、纤夫、衙役穿梭其间，栩栩如生。
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率先提出和实践“特装书”制作的便是“大学问”团队。2021年7月，《爪牙》限量500册的特装本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私域渠道预售，结果半小时内售罄。这种“短平快”的成功，立刻拉动了普通版的销售，普通版在短短两个月内实现了5次加印，累计印量达2万册，对于一本严谨的清代法律社会史学术著作而言，堪称一个不大不小的市场奇迹。
《爪牙》特装本的成功，为“大学问”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此后，《现代中国的形成》特装本预售3分钟秒光1000册；《亡明讲史》尝试72小时限时征订，创下3100余册的纪录；《结社的艺术》则创新性地采用了书口激光雕刻工艺，再次受到读者热捧。特装书不仅是提升经济效益的手段，更成为一种高效的品牌营销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大学问”的市场认可度和读者美誉度。
出版人与学者的共鸣
学术出版的本质，是出版人与学者基于对知识的共同尊重而产生的深度合作。我与黄宗智教授的交往，或许是这种理想关系的生动写照。
我与黄宗智教授的结缘，始于“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的策划。黄宗智教授是海外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其研究长期致力于从中国实践出发，挑战西方主流理论，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体系。这与“大学问”“始于问而终于明”的理念高度契合。
尽管已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但黄宗智教授对出版环节仍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不仅亲自担任丛书主编，为每本书撰写或审核总序，还深度参与书稿的学术把关。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对翻译质量、注释规范甚至封面设计都时常提出中肯的意见。
在与黄老师的交往中，我深深感知到黄老师对学术极其严谨，对出版细节也毫不马虎。他会为一个小注释反复沟通，也会为译稿的准确性亲自核对原文。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这种交往超越了简单“约稿—交稿”的工作关系，更像是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学术对话与同行。
2023年，“大学问”计划再版黄宗智教授的两部经典著作。黄宗智教授不仅欣然同意，还主动提出要为新版撰写长篇序言，加入他近年来最新的研究反思和学术展望。我曾经这样感慨道：“他不是在简单地‘授权’再版，而是在与我们共同‘塑造’一个更具生命力的新版本来面对今天的读者。这种信任与共鸣，是品牌最珍贵的财富。”
这种出版人与学者之间建立的深厚情谊和学术共同体意识，是“大学问”品牌能够凝聚优质学术资源、产出精品力作的隐形基石。
从出版黄宗智教授的三本新书《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再到将“黄宗智著作集”13种出齐，历经了四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我们出版黄宗智教授的著作，也同时见证了“大学问”品牌发展的历程。
2020年，在首批三卷本出版后，黄老师在给我的邮件中动情地说道：“白凯和我昨晚为了庆祝喝了点我们保存的最好的酒。这里要向你举杯再说一声‘感谢’！”2024年，13种著作出齐后，通过邮件的文字，我依稀能够感受得到远在大洋彼岸的他有多高兴。黄老师写道：“我在84岁的年龄能够看到自己‘著作集’全套的出版，真是十分欣慰。再次向你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你做的一切，遇到你是我的幸运。”
就我和“大学问”品牌而言，遇到黄宗智教授，与他形成学术上的共鸣与合作，何尝不是我们的一种的幸运。
2025年初，美国加州发生大火，黄宗智教授的住所被火海吞噬。我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发去邮件问候，得知其几十年学术生涯留下的研究资料、记录、来往书信、图书以及教学材料与记录等均葬身火海。悲痛之余，我立即寄送了黄老师与白老师的著作到其新居所。同时，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黄老师十分看重其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集刊，而我在读书求学和编辑做书的不同时期，陆续收齐了《中国乡村研究》已出版的16辑（其中有2辑是由我负责出版的），我便将自己私藏的这16辑《中国乡村研究》一同寄给了黄老师。
或许是感受到了黄老师的急切，快递到美国只花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在收到所有图书后，黄老师在给我的邮件中这样写道：“多年来我们一直将白凯和我的共15本专著以及我和周黎安的《对话》书和自己的方法论书并排放在我们客厅的玻璃桌上，作为自己一辈子学术工程的象征和结晶。《中国乡村研究》则一直放在我书房书架的中心地位。能够在我们新常住的家再次这样做，将会使我们目前的这个‘灾后’住处更像一个正常的家。难得你细心洞察到这点，真是非常感谢。我一辈子学术生涯中有幸结识到两位知心的编辑。一位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老编辑Muriel Bell，主要则是你。”
读到这段文字，再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我所从事的学术出版虽然定位为市场化和品牌化的方向，但坚守学术的本质和初心更加重要，而编辑与学者的交往、情谊与相互认同，更是值得珍视的守望。学术出版既要面向市场，同时也要超越市场功利主义的樊笼，我想，这也是六年来“大学问”和“大学问”的团队所秉持的理念。
让学术走出象牙塔
酒香也怕巷子深。“大学问”深刻认识到，在当代阅读环境下，优秀的学术内容必须配以有效的传播，才能实现其最大价值。
“大学问”团队积极拥抱新媒体，搭建了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小红书、B站、视频号等在内的全媒体矩阵。不同平台各有侧重：公众号发布深度书评、书摘、学者专访；微博传递短平快的资讯；小红书以高颜值的书影和简洁推荐吸引眼球；豆瓣则精心维护图书页面，积累读者数据和口碑。同时，积极运营读者社群，让编辑、学者与读者直接交流。
从2023年开始，“大学问”策划了“大学问·学术沙龙”活动，线上线下结合，邀请作者、译者和相关领域学者对谈。截至目前已举办三十余期，成为连接出版、学术与公众的重要平台。2023年底，我们升级策划了“首届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邀请邓小南、虞云国等宋史名家齐聚，将品牌影响力推向新高。或许，这类活动对销售的直接转化并不明显，但其价值在于“搭建一个思想碰撞、知识呈现的平台，形成学术共同体，为出版社带来选题和品牌影响力的外溢效果”。
针对年度重点书，如2022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我们会集中资源，联合知名学者和知识KOL（编者按：营销学术语，Key Opinion Leader，即关键意见领袖），进行短期内的流量爆破；对于一般重点书，则采取精准营销，主打垂直类渠道。同时，积极参加各类图书市集、书展，设置品牌专柜，开发品牌文创周边，不断强化品牌的视觉存在感和读者认同感。
通过这些努力，“大学问”品牌的能见度和美誉度持续提升。《现代中国的形成》《洞穴公案》《凡人琐事》等书入选各类年度好书榜；在上海书展上，“大学问”的摊位前读者络绎不绝，多本新书迅速售罄；“大学问”入驻小红书当天粉丝即破2000，豆瓣号一周内粉丝过千。这些点点滴滴的成绩，都印证了其市场化探索的有效性。
经过六年的发展，“大学问”已从呱呱坠地的新生品牌，成长为国内学术出版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回顾来时路，我们总结了几条核心经验：明确的出版定位和理念价值是品牌建设的先决要素；出版平台与团队是品牌发展的关键支撑；基于“内容为王”的选题策划是品牌生存的基石；市场化的运营与立体化营销是品牌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出版各环节的协同联动是品牌发展的重要助力。
展望未来，“大学问”的前路清晰而坚定。在选题上，将继续巩固文史哲主线，并拓展法学、社会学等方向。在团队建设上，将继续加强“传帮带”，培养兼具学术眼光、市场意识和工匠精神的编辑出版人才。在经营上，将强化成本控制和提质增效，保障品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我个人而言，作为品牌负责人，我始终坚信“出版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读书人”。无论多忙，编辑始终要保持阅读和学习，跟踪学术动态，关注行业前沿，思考编辑出版和品牌发展未来。在我看来，学术出版这棵大树，或许生长缓慢，但唯有基于理念价值与使命关怀的持续深耕，方能最终开花结果，蔚为大观。
“大学问”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从0到1”、从无到有的出版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守望”的精神故事。它守望着学术的尊严与价值，守望着出版的使命与温度，守望着知识从象牙塔走向大众的无限可能。在浮躁的时代，这种守望显得尤为珍贵。它证明了，学术出版可以不做市场的奴隶，也不做象牙塔中的隐士，而是能够以一种自信、开放、创新的姿态，在传承文明与贴近人心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本文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社科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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