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旧立新”到“返本开新”

    ■张国刚

    一百年前，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习称清华国学院）成立。这是那一代清华学人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最能体现清华国学院办学初衷的，是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的那句名言：寻找“中国之魂”。1925年9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350期，刊登了清华学校第五任校长曹云祥的讲话：“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

    曹云祥是清朝末年的清华留美学生，本科和硕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担任清华校长之前，曾任民国政府驻英外交官，与胡适赴英讨论退回英国庚款事宜。曹校长熟悉中外事务，了解东西方文化，他提出的“希望研究院寻出中国之魂”，绝非泛泛之论，必然体现在办学宗旨、办学路径上。曹云祥聘请了同为清华留美生、也是哈佛大学学弟的吴宓任国学院筹办主任，吴宓提出创办国学院的目的包含如下三条：

    一是“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是“中国固有文化各方面（如政治、经济、管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是“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基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且所学与国情隔阂”。这里道出了研究院的成立是“新旧递嬗之际”的新举措，有勇于破旧立新之意。

    清华研究院对导师的招聘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第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治学方法；第三，稔熟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研究院在办学上的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直接影响了清华大学日后办学定位和高标追求。

    以今日眼光来看，清华研究院融合中西、博通古今的学术追求，不仅超越了旧式书院的内涵（开学典礼上梁启超做了一个《中国的书院》的演讲），而且体现了自强不息的追求，摆脱照抄照搬的办学模式，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术。这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过度冲击中国传统之后的一种文化自信，也是我们今天所强调文化创新要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早期提法。

    国学院的这一办学宗旨，在国学院讲师李济六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也再现出来。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做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的热烈支持。（李济《感旧录》台北，1985）

    李济所说的近代科学上的表现是指病毒学家、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人汤飞凡，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等。那时候中国人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想在科学上追赶西方。这股冲劲也是陈寅恪这些人敢于去西方专攻“不中不西之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以西域史地、语言、宗教为研究特色）领域，中国人相信能够有自己的贡献。这也是清华国学院排除万难聘请学成待归的陈寅恪的原因（当时的陈寅恪只有三十多岁）。这种情形与一战之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该书写于1918—1922年）一书的出版一样，反映了一战后东西方文化的互视与自省态度。

    梁启超曾作为民间代表观摩巴黎和会，感受到了当时西方社会的气氛。他在巴黎郊外冰冷的房间里写作了一篇充满激情的长文《欧游心影录》。他对年轻人语重心长地说：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西方各个大学纷纷办起汉学系，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参见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就建立于此时。创办主任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经应斯文赫定之邀，向瑞典科学院推荐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见莎珑·卫《卫礼贤回忆录》）。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只是给做文学创作的作家。1950年罗素获得诺奖，其主要作品是《西方哲学史》；1953年丘吉尔获得诺奖，其代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所以卫礼贤推荐梁启超为诺奖候选人，并不稀奇。卫礼贤在创办法兰克福中国研究所时提到：北京正在建立的清华国学院，将与我们开展合作。清华研究院早在成立之初就重视国际合作。

    清华研究院的成立，还体现了经过新文化运动冲击后中国学术界的深刻反思和行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历了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引西学入中学，从传统经史子集的学科体系走出来，重在“破旧”而“立新”。第二个转变则在今日，我们如何克服照抄照搬、生吞活剥的教条主义倾向，重建中国本土的学科体系，重在“返本”而“开新”。第一个转变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代，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清华国学院的先贤们厥功甚伟。王国维运用新方法（三证法）、梁启超注重新问题（新史学、生人的历史）、陈寅恪注重新视角（种族与文化的变奏）、李济博士运用新手段（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开启了中国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现建设的新尝试。

    但是，近百年以来，在引西学入中学的过程中，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的情况也在所难免。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重大问题。这就使得历史学面临的第二个转变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这种转变与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同频共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在现代化上追赶、超越，更要在“中国式”上挖掘内涵。只有将“中国式”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够完成。

    我们今天缅怀清华国学院诸先贤的贡献，不仅是记忆往昔，更是着眼当今，为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