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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 林存阳 戚学民
清代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发展的高峰，多民族政权得到巩固，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系统总结的新阶段。清代学术作为先秦以降二千余年学术发展之“结穴”以及近代中国学术的开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研究清代学术史，能清晰呈现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逻辑和内在理路，具有联结和打通古今学术的桥梁价值。正因为如此，清代学术史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一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呈现出大开大合的格局，从清初的经世之学兴起、理学复兴，中经乾嘉汉学兴盛，降至晚清汉宋合流、今文经学兴起、西学传入，各种文化思潮相激相荡，构成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
明朝后期，王学末流盛行，士子空谈心性，儒家经典被冷落，甚至出现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痛感于王学末流的空疏，明末清初出现了一股回归经学的思潮。钱谦益在《新刻十三经注疏序》阐明：“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毛奇龄多次“大声疾呼以救经，并救经义”。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主张以“古之所谓理学”的“经学”取代“今之所谓理学”的“禅学”。在这股经学复兴的潮流中，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等因考证缜密、资料翔实，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视为乾嘉考据学的先导。
清初理学界也出现了转向与调整。在批判王学末流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返虚归实”“由王返朱”与调和陆王的思潮。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等人开端，经陆陇其而渐入庙堂，至熊赐履、李光地，因精通程朱学而在朝廷受到重用，得以大盛。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颁布诏令，规定朱熹成为配享孔庙的第十一哲，标志着理学成为清朝的官方理论形态。与此同时，清廷组织开展大型文化工程，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明史》等，对清代学术文化的繁盛起到了推动作用。
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发展，经学至乾隆初年已经渐成气候。乾隆元年（1736），高宗开设三礼馆，历时十余年修纂完成《三礼义疏》。乾隆十四年（1749）开经学特科，录取陈祖范、吴鼎、梁锡屿、顾栋高四位学者，标志经学开始为社会所共同认可。至乾隆二十三年，随着《御纂春秋直解》告成，始于顺治朝的经学官方修订工程大体竣工，清廷以官修的方式先后纂成“解义”“折中”“汇纂”“义疏”等各种名目的经解书籍，如《易经通注》《御纂周易述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御撰诗义折中》《日讲春秋解义》《御定孝经注》。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成立，戴震、王念孙、任大椿等一批汉学家入四库馆，肆力经史，辑佚勾沉，校理群籍，经史考据因此蔚然成风。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姚鼐在四库馆开馆之初，被荐为纂修官，因其理学立场与馆中汉学风气不协，所撰提要屡次被驳斥，遂托病辞官。
在考据学主盟学坛的同时，也不乏批评之声。宗主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学者姚鼐抨击汉学，袁枚、翁方纲对考据学也多有批评。姚鼐弟子方东树又因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而撰成《汉学商兑》，与汉学家争论不休。不满汉学家专言考据的章学诚更是打出了“六经皆史”与“史学所以经世”的旗号，主张发展史学，讲究经世致用。
乾隆后期，清朝国势渐呈衰颓之象，吏治败坏，贿赂公行。世风之积弊日深，漕运、河政、盐政，迭相兴难，皆成顽疾。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以林则徐禁烟为由，挑起战端，史称“鸦片战争”。自此，国门洞开，太平天国、同光中兴、甲午战争、清末新政，接踵而来。辛亥革命后，清朝覆亡，中国迈入新的阶段。西术、西学、西政日益东渐，“古”与“今”、“中”与“西”，相互拒斥又相互融通。在此世风砥砺之下，学术思潮层峦迭起，相推相挽，表现出新的发展形态：汉、宋学由“相争”渐趋于“会通”，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再度得以发展，理学复兴，“新学”方兴未艾。
二
清代学术史研究起源较早。康熙十七年（1678），范鄗鼎着手纂修《国朝理学备考》，致力于梳理清初理学发展史。乾嘉时期，江藩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以汉宋学为线索书写本朝学术史；阮元主持纂修《儒林传稿》，开启了清朝官方学术史的历程。
清季民国之时，现代意义的学术史萌芽并日益发展，清代学术史即为其中重要研究领域。徐世昌领衔修纂的《清儒学案》，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清儒》，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等典范性著作问世，对于奠定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根基，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不少大学还开设了专门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课程，如柴德赓1940年代即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学术史研究专题，其讲稿在70余年后由学生整理成《清代学术史讲义》出版。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较早即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方法研究清代学术史，代表性的著作为侯外庐先生在19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下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清代学术史研究在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继续推进。1956年，侯外庐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论题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7世纪到19世纪，论及的思想家从17世纪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直到19世纪的魏源、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其书写勾勒了侯氏眼中的启蒙思想谱系，也体现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贯通性研究特点。杨向奎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也主要论述清代学术。这一时期，张舜徽先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成果颇多，主要有《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清人文集别录》，诸书考证作者行事，评论文集得失，对清代学术史研究作出独特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了一批具有高水准的清代学术史著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通论性的著作，如杨向奎主编的《清儒学案新编》、陈祖武的《清代学术源流》、王俊义的《清代学术探研录》、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陆宝千的《清代思想史》、胡楚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及《续编》、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陈鸿森的《清代学术史丛考》、张丽珠的《清代学术思想史》以及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研究清初学术史的著作，如林庆彰的《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林存阳的《清初三礼学》、朱昌荣的《清初程朱理学研究》；研究乾嘉学术史的著作，如陈祖武与朱彤窗的《乾嘉学派研究》《乾嘉学术编年》、高翔的《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黄爱平的《朴学与清代社会》、陈居渊的《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张寿安的《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及《新论》、戚学民的《阮元〈儒林传稿〉研究》、张循的《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以及徐道彬的《皖派学术与传承》；研究晚清学术史的著作，如朱维铮的《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汤志钧的《近代经学与政治》、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张昭军的《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程尔奇的《晚清汉学研究》、於梅舫的《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张勇的《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及李帆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等。
在海外汉学研究中，清代学术史也受到关注。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艾尔曼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倪德卫著《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近藤光男著《清朝考証学の研究》、滨口富士雄著《清代考据学之思想史的研究》，桥本高胜著《戴震哲学研究》，青木晦藏著《伊藤仁斋和戴东原》等，均对相关研究有所拓展。
综观百二十年来的清代学术史论著，其主要成就体现在：
其一，对清代学术史的核心问题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清代学术的起源、政治环境变化对清代学术的影响、考据学的发展阶段、考据学的派别问题等，清代学术所涉地域（如徽州、扬州、常州等地）、流派（吴派、皖派）及代表性学者，明清学术转型、汉宋之争、朱陆论辨等，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二，个案研究成果细致而丰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惠栋、戴震、章学诚、阮元等学者一直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心。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过去不受关注的学者，如凌廷堪、沈垚、陆燿、陈宏谋等也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对晚清学者的深入细致的个案研讨则是近些年来的一大亮点，在继续重点研讨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的基础上，刘师培、廖平、皮锡瑞、李慈铭等一批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学者受到更大关注，涌现出一系列专门成果，如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吴仰湘《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等。此外，清季民初的学术转型问题成为一个探讨的热点，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由早期专注于师承、著述考辨，逐渐转向注重将学术史与思想史、社会史、制度史等融合。实际上，自梁启超、钱穆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开始，即注重探讨学术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环境的关系。侯外庐、杨向奎等先生则十分重视将学术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在社会发展的视野内探究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环境、学术制度、学术组织及学术交游等，日益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美国汉学家艾尔曼的著作《从理学到朴学》研究乾嘉汉学起源，发现“江南学术共同体”在汉学成为公共性学术话语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三
清代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清代学术文献资料整理工作的发展密切相关。
迄今为止，清代主要学者的著作基本都有整理本问世，有的甚至有多种不同版本。清初学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毛奇龄、孙奇逢、陈确、李光地、戴名世、傅山、方以智、钱谦益、李顒、颜元、李塨的文集均已出版；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王鸣盛、戴震、焦循、方苞、章学诚、卢文弨、全祖望、阮元、纪昀、郝懿行、王昶等的著作也有整理本刊行；晚清学者，陈澧、龚自珍、魏源、孙诒让、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皮锡瑞等的文集或全集也都陆续刊行。
从2002年开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系列整理出版了大量清人文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为《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入自清入关至中华民国建立260余年间三千余重要人物的诗文集约四千种，为修撰清史、研究清史，开发利用清代文化资源，提供了大量足资参考的原始文献资料，很多善本、稿本、孤本为首次影印面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天津图书馆珍藏清人别集善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馆藏抄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大象出版社出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丛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乾嘉诗文名家丛刊》，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向更深广处开掘，产出更多优秀成果，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基础。
个人文集之外，专题型的学术史文献也得到整理和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清代学术名著丛刊》、中华书局出版《十三经清人注疏》、凤凰出版社推出《理学渊源考辨丛刊》，所收录均为清代学术专题文献著作。
此外，大量学术年谱的影印和整理出版，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起到推动作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由陈祖武先生主编的《清初名儒年谱》《乾嘉名儒年谱》《晚清名儒年谱》，对有清一代儒学名家的年谱进行汇刊，可据以窥见近三百年间学术演进历程，弥足珍贵。广陵书社推出的《扬州学派年谱合刊》选收清代扬州学派十多位学者，为学界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黄山书社出版的《清代徽人年谱合刊》，选辑江永、戴震、程廷祚等二十二家年谱，为研究清代徽派学者的重要文献。
学术史的实践反映出学术文献是治学术史的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整理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四
在厘清清代学术发展脉络以及清代学术史研究成就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事实：与清代学术文献整理蓬勃发展不相称的是，关于清代学术史文献的整理相对滞后。
清代学术史文献不同于清代学术文献。所谓清代学术文献，即前述清代学人文集、专题性著作等，而清代学术史文献，则指能体现清代学术演进逻辑，反映学术流派演变，能为后世理解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型提供关键线索，具有总结前代学术，反思清朝学术走向特征的文献。
清代学术史文献体现的是清人眼中的学术发展史，与近代以来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构建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存在不少的差异。今人关于清代学术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的影响，后继的研究者甚至遭遇“影响的焦虑”，在这些先行研究者的框架内不断深翻。但实际上，章、梁、钱诸人不无先入为主之见，因立场各异，看法悬殊，言说有别。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言：“今人所讲清代学术的汉宋古今，看似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实事，其实很大程度已是历来学人的认识层垒叠加的产物，视为清学史叙述的演进变异则可，若完全视为清学发生演化的本事，则不免似是而非。”（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9页）这也提示我们需要走出近代学人关于清代学术的论述限定，重新审视和书写清代学术史。譬如“汉宋之争”作为清代学术史认知中最为学界熟知的框架，如回到乾嘉时期，“汉宋之争”可能未必构成森严壁垒，其时众多学者可能在两可之间，被梁启超誉为“汉学大本营”的四库全书馆，其内部也有汉宋兼采的持平之论。张尔岐备受顾炎武推崇，顾氏在《广师》一文中谈论师道时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但在通行的清代学术史中，张尔岐则较少受到关注。毛奇龄在身前备受争议，但阮元在《儒林传稿》中将其视为清学开端性人物，而阮元之后国史馆主事者不认同阮元观点，甚至将其从儒林传中移除，此后几经变迁，至《清史列传·儒林传》《清史稿·儒林传》，毛奇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最后被列入儒林正传。这些变化的脉络呈现出的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复杂性面相，尚未得到全面而清晰的梳理。
之所以“清代学术史研究”与“清代学术发展本来面目”之间会出现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除了因为解释学的立场不同，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清代学术史文献发掘与整理不足。以“理学”研究而言，受章太炎“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观念影响，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理学长期不受重视，理学学术史文献整理存在若干盲点，如范鄗鼎的《国朝理学备考》、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黄嗣东的《道学渊源录》等理学史著作，既未整理，也不被学术史研究关注。“汉学”研究方面，长期受关注的主要是江藩所著《汉学师承记》，20世纪30年代以来，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店、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中西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齐鲁书社均予以整理和出版，其中尤以漆永祥教授笺释本为精当。与江藩针锋相对的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也受到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燕山出版社都曾出版整理本。此外的汉学史著作，除赵之谦著《国朝汉学师承续记》附于漆教授《汉学师承记笺释》之外，其他如曾文玉著《国朝汉学师承续记》《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均未见整理出版。同时，以“经学”或“儒学”名目出现的学术史文献，如张星鉴《国朝经学名儒记》、彭绍升《儒行述》、汪正《国朝儒林正论》、李慈铭《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也都“养在深闺人未识”。此外，《四库全书总目》《皇清经解》《碑传集》等大型图书中的学术批评类资料，因较为分散，缺少系统性研究和关注，而这些资料也应是清代学术史文献搜集整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正如陈祖武先生在谈乾嘉学术文献整理的意义时所言，“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做好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光明日报》2003年6月24日史学版）在新的历史时期，清代学术史要突破瓶颈，取得新的发展，必须首先在学术史文献整理上努力寻求拓展。
五
为推进清代学术史研究新的进展，我们在广陵书社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祖武先生、周积明先生的指导下，策划了《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其主要宗旨在搜集清代学术史文献，按不同系列予以出版。本辑为第一辑。所选范围包括：
（一）“理学史”文献。如范鄗鼎的《国朝理学备考》、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国朝理学备考》的纂修，始于康熙四十一年秋，系范鄗鼎在完成《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之后的续作。全书所录凡26家，书不分卷，一人一编。各编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为熊赐履，凡二册，可视作上下二卷，最少则赵侣台，仅语录数条，寥寥两页。凡所著录诸儒，先叙生平，再附按语，最后是学术资料汇编。《国朝学案小识》仿《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例，搜罗清代诸儒，分立《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等五学案，大旨宗主程朱理学，对墨守程朱理学的陆陇其等人推崇备至，辨王阳明心学“阳儒阴释”之非。此书门户之见甚深，历来为学界所诟病，但其搜罗广泛，尤其是对所列学者学术观点的介绍较为详细，几乎为一部理学史，在学术史上自有其价值。
（二）“汉学史”著作。包括《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其各种续编，以及对立面的《汉学商兑》。《国朝汉学师承记》共八卷，为最早阐述清代汉学源流的专门著述。始自阎若璩、胡渭，终于黄宗羲、顾炎武，共计40家、附传16人。先后有嘉庆二十三年初刻初印本、嘉庆二十三年刻本（初刻剜改本）、嘉庆二十五年扬州艺古堂刻本、清道光二年刻本。李慈铭专门予以批校。由于江藩《汉学师承记》所收人物止于嘉庆朝，与江藩同时代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因碍于“生不立传”的原则而无法载入，其后赵之谦、曾文玉又各有续作。赵之谦续写“不下六十家”（赵氏《论学丛札》），江藩之后的汉学大家基本网罗殆尽；曾文玉则撰成《国朝汉学师承续记》八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对江藩同名著作进行续补。《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其后续著作《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宋学渊源记》中存在明显的“扬汉抑宋”倾向，激起理学阵营的反弹。信奉程朱学说的方东树发愤著成《汉学商兑》，批驳汉学依附经义和小学的观点以及对唐宋先儒的诋毁。梁启超认为《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九）因此，《汉学商兑》也可谓是从学术对立面的角度为后世认识汉学提供了参照。
（三）“儒学史”文献。如彭绍升的《儒行述》、朱克敬的《儒林琐记》、汪正的《国朝儒林正论》《先正遗规》《儒门慎言录》，李慈铭的《国朝儒林经籍小志》，这些著作以“儒学”或“儒林”为名，其目的也在理清清代学术发展脉络，揭示其间蕴含的历史规律。如彭绍升从文集、方志、碑传中抄录言行可为世法的清代名儒传记，其选录标准是行事可法、言语合“道”，对于了解清初学者言行不无裨益。朱克敬《儒林琐记》载录明末以迄清道、咸时士人传记，《附记》则多记同、光时士人逸事。汪正诸书大体遵循广采诸家、兼重学行的原则，力图更为广泛的揭示清代学术发展的各领域。李慈铭《国朝儒林经籍小志》收录顾炎武以下144人，又以潘耒等23人为附录，总计收录167人，著录籍贯名号、经学书名卷数，不列行事，不作评述，意在以书存人，堪称清代经学著述目录。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之“名儒、经学、文苑三类”、成孺《学案备忘录》、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性理类”，虽非专门的学术史著作，也是记录清代学术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足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佐证。
最后需要说明的，本辑收录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此书出版于1925年，虽系晚出，但所收清代朴学家凡370余人，分25类，其中有按地域分类，如北派、吴派、常州、湖南、浙粤派，有按学科划分，如作史学家、考史学家、地理学大师、地理学家、金石学家、校勘目录学家、诸子学家、治事学家、历算学大师，显然受到民国初年新思潮的影响。其资料来源，据卷首《参考书举要》，除参阅《清国史传》等28种重要典籍外，尚有各省府州县志、各家文集、说部之书等，故其书虽作于民国，但史料价值及学术价值较高，有助于清史特别是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本辑的选录，旨在通过这些文献呈现清代学术史发展的大脉络，便于研究者较为全面的掌握清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样态。
我们期望《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的出版能带来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新议题、新进展与新格局。
（本文为《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前言，《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林存阳、戚学民、雷平主编，广陵书社2025年10月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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