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确抗战史观 推动抗战史学发展

    ■徐志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正义战争。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斯西战争的完全胜利。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深受学界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抗战史学科。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受到国际关系格局剧烈调整的深刻影响。战后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政客，长期否认日军暴行、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西方学界从冷战开始后长期漠视、贬低或否认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抹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些错误的抗战史观，严重误导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抗战历史认识，严重干扰抗战历史记忆的传递，严重破坏以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伟力的大好局面。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和彻底批驳，以正确抗战史观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坚定做抗战历史记忆的守护者。

    一

    关于抗战史观学术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如此才能将抗战史实与史识结合起来，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从抗战研究中发现历史规律，从抗战认识与书写中涵养智识，形成正确抗战史观。其实，从2007年山东省青岛市社会科学院、青岛市档案馆等单位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新的抗战史观”，到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强调“筑牢我们自己的‘抗战史观’”“理应树立的‘全球抗战史观’”和“正确抗战史观”，再到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坚持正确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反映了无论党和国家还是学者均高度关注抗战史观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不仅事关抗战历史认识正误、抗战史实真假、抗战史料真伪，而且事关民心聚散、民族兴衰、国家存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抗战史观的基本观点与核心要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新与发展。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以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重构了中国抗战的认知体系与价值坐标，实现了三重突破：一是运用唯物史观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建立中国抗战叙事体系；二是采用整体性思维，全面展现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维度；三是通过历史辩证法，阐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地位。还有学者把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的核心要义，概括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根本性质的准确界定、历史过程的科学把握、胜利因素的深刻总结、不朽精神的生动阐释、伟大意义的全面阐发、历史迷雾的有效廓清以及科学研究的正确指引等方面。因此，有学者提出以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写与课堂教学，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抗战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知识素养和历史思维能力，使之筑牢唯物史观根基，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从而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浩然正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与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有学者认为应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过程，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原因，抗日战争胜利的宝贵经验、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以及深入开展抗战研究的取径方法。有学者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是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形成的现实因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的直接理论来源，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军国主义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历史观是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还有学者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涵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因、性质、伤亡、损失、胜利原因、历史意义、重要作用、国际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地位与作用，抗战的阶段划分和国共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目的。这些观点虽有差异，但都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的学理性阐释，都是正确抗战史观的重要内容，都为新时代抗战研究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

    二

    究竟何谓正确抗战史观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就是坚持正确抗战史观，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认识维护抗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世界意义和深远影响，从而引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和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以下四点，是正确抗战史观的四梁八柱。

    （一）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而且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就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这是近代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为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侵略行动。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既是近代以来亚非拉人民反殖民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殖民侵略斗争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联合、从失败到胜利的历史“缩影”。中国东北抗日战场，到1935年10月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侵略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唯一战场；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唯一的东方战场。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转向认同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渐从国内矛盾上升为中日民族矛盾，于是率先擎起抗日大旗，坚持北上抗日，始终站在抗日斗争最前线，成为中华民族的抗日先锋队。在国家危亡、民族存续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大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积极倡导并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科学擘画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本方略，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政治路线，以斗争求团结，积极配合和支持正面战场，始终引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三）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和亚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牺牲最惨重、条件最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始终抗击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有研究表明，1937年中国战场抵御日本陆军数量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8%，1938年占94%，1939年占83%，1940年占76%，1941年占80%，1942年占64%，1943年占58%，1944年至1945年占54%，最少也占一半以上。因此，中国战场不仅有效阻止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避免了苏军两线作战，而且迟滞了其“南进”计划，为英、美、荷等国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粉碎了日本妄图与德意会师中东、称霸世界的黄粱美梦。中国政府还应邀派遣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解救被困英军，挽救盟军在东南亚的危局，配合英美的“先欧后亚”战略，策应盟军的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做出重大贡献。

    （四）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任何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认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苏历史功绩的图谋都不会得逞，中俄两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人民都不会答应。中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就参与创建联合国和建设战后世界秩序，主动代表东方人民发声，主张国家主权和独立，强调国家平等、民族平等，积极伸张国际公平正义，极大地鼓舞了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面对抗战胜利80年后国际上所谓“本国例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横行，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做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相信世界各国人民一定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公平正义的一边。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抗战史观的研究阐释，筑牢正确抗战史观的四梁八柱，这是新时代推进抗战研究、促进抗战史学发展的旗帜和灵魂，是批判歪曲抗战历史、美化侵略战争错误言行的锐利武器。

    三

    批驳歪曲抗战历史言论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随着冷战开启和朝鲜半岛“热战”，美国逐渐放松对日管制，并欲将其打造成远东地区的“防共桥头堡”。因此，不少日本战犯借此逃脱战后审判，甚至重回政治舞台中心，催生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他们死抱着“皇国史观”不放，肆意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歪曲日本侵略历史、否认战时日军暴行、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妄图重温日本帝国主义的“荣光”。这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竟然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甚至美化成从欧美列强殖民统治下“解放”亚洲各国；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从军慰安妇、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等，酿成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多次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部分日本政治人物，不顾中韩等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合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强征劳工诉讼、从军慰安妇诉讼、在华遗留化学武器销毁等战争遗留问题，二次伤害“受害国”民众，再次勾起惨痛的历史记忆。这是对历史的无知，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反映了他们从未从日本侵略战争失败中汲取任何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历史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变迁，它写在人民心中，既不容抹杀，也抹杀不了。随着冷战对峙和两大阵营对立，原本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转而成了剑拔弩张的对手，因而在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下，西方学者往往否定或贬低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甚至无视或刻意“遗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盟友”。例如，英国官方主导编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丛书，“很少有对中国抗战的描述，遑论客观评论了”。法国学者亨利·米歇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竟然宣称“即使当时中国停止战斗，战争的进程也决不会发生改变”，完全无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美国学界往往把中国战场视为太平洋战场的“从属战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国际军事冲突中显得更加无关紧要。无论是太平洋的海空之战，还是南海滩头阵地的殊死搏斗，似乎都比在中国的小规模交火更具决定性意义”。这种故意缩小中国战场军事作用的谬论，显然与中国人民14年浴血奋战、始终抗击日军主力的史实不符，显然与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挽救东南亚战场危局和策应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的史实不符。

    历史研究素来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思想性、政治性和现实性，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有学者梳理了近年来虚无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谣言，一是污蔑中国共产党“勾结”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以王若飞为团长的中央苏区代表团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板垣征四郎签订协议，“合谋”九一八事变和分裂中国领土，极其乖张和荒谬，属于“一眼假”；二是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突然在网络上流传中国共产党抗战只击毙日军851人的谣言，这个只需要简单查阅战时华北、华中日军的战斗详报即可使该谣言无处遁形；三是日军飞机从未轰炸过延安，暗喻中国共产党与日本“默契合作”，事实上无论中国内地还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均公布过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照片，以及统计过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房屋损毁；等等。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谣言并不在乎是否被识破，其意在搅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历史认识，抹杀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并借此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以翔实的史料与史实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推动新时代抗战史学的繁荣发展。

    四

    推动抗战史学繁荣发展

    史料是推进历史研究、还原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和前提。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加强史料收集、整理和辨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从抗战胜利至今，中国学者既搜集、整理和出版了不少多卷册的抗战史料集，也整理和编辑了不少个人回忆录、访谈录、地域性史料等单本著作。有学者分为抗战的综合性史料、战争爆发原因相关史料、日本侵华政策及进程相关史料、正面战场和国统区相关史料、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相关史料、日伪政权和沦陷区相关史料、日军暴行资料、战后审判史料、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十大类，比较全面、系统、详细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史料的出版情况，但也指出抗战史料存在重复出版、盲目追求规模、外文资料较少等问题。

    新时代抗战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史料、面向全球史料，从多元视角、多方史料入手提升研究能力与水平。一是随着俄、美、英、法、日等国档案史料的不断开放，中国学者从选编或选译个别外文史料，转向大批量地汇编外文史料。例如，近几年就出版了《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19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40册）》《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46册）》《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46册）》等外文史料集，为新时代抗战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二是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外文水平普遍提高，甚至掌握多门外语，可以直接使用外文史料从事抗战研究，大大提升了抗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三是中国学者以及中外学者之间的外文史料互换与交流，大大提升了外文史料的利用效率。须注意的是，这些公开或互换的外文史料，大多经过相关国家机构的筛选，往往带有凸显本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或者刻意淡化本国战争责任的倾向性，因而在使用时必须加强辨析和引导，避免掉入史料“陷阱”。

    史识是推进史学发展、认清历史方位、掌握历史主动的思想标杆和方向，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抗战史观，善于厘清中国抗战的一些重要概念或重大判断。例如，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限，中国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八年抗战说”和“十四年抗战说”。其实，两者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1995年出版的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引言”中，特别指出：“从‘七七’往前看，抗日战争既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继续，又是自那时起，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继续。所以，把抗日战争从‘九一八’算起，叫作14年战争，或者叙述8年抗战，先从‘九一八’讲起，都有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止时间的审慎思考和科学论断。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必须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才能保障抗战研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胜利结束，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过程。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各地派遣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团结带领东北各族人民奋起抵抗，相继建立了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主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根据对中日两国国情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准确把握，发表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经典论著，既批判了抗战“亡国论”，也批驳了抗战“速胜论”，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

    抗战历史再次证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是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实施一些大规模战役，以抗击日军进攻。例如，在平津、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会战中，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纷纷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配合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1938年10月至1943年下半年，是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仍进行了一些会战，如随枣、常德、长沙、中条山、衡阳、滇缅等，遏制了日军进攻势头。敌后战场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发动了百团大战，逐步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从1943年下半年至抗战胜利，是战略反攻阶段。自1943年七八月的卫南、林南战役开始，敌后战场逐渐转入局部反攻，到1945年发动全面反攻，正面战场也发起攻势作战，两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共同对敌，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这是正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平等的学术交流是迸发思想火花、激发学术智慧、推进抗战研究创新发展的重要渠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抗战研究的蓬勃发展，国内学界的学术交流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战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时间节点的逢五逢十纪念活动，不仅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发表抗战研究的系列重要成果，而且推动着抗战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外学者围绕抗战研究，从最初的交流学术信息、互通抗战史料、联合举办学术会议、批判歪曲抗战历史的错误言论，逐渐发展到合作研究、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努力形成共有的历史认识，缓解彼此之间因历史问题导致的民众感情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

    21世纪以来，中日、日韩或中日韩三方之间围绕历史问题，分别开展了一系列共同历史研究，虽然取得一些积极成效，但尚未有效缓解彼此之间的历史问题。例如，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等，从2002年至今连续举办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组建团队合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分别于2005年、2013年在中日韩三国以三种语言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2006年底到2009年底，根据中日政府间的协议，中日学者成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共同历史研究，为解决中日历史问题提供学理思考。2016年至2019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联合发起“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有识者的战略对话”研究项目，在2020年出版了《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及《何谓中日“战后”》，以化解中日历史问题和中日合作为目标。遗憾的是，中日历史问题在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政客的挑唆下仍未能解决，反映了学术逻辑远远弱于国际政治逻辑的现实。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无论化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冲突，还是推动新时代中国抗战史学的繁荣发展，都必须坚持正确抗战史观，加强理论辨析和学术引导，彻底批驳历史虚无主义，从而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新时代新征程的抗战研究，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才能推动抗战史学的守正创新、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是深化抗战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将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机，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数智技术，推动抗战研究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从而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掌握历史主动，加快构建中国抗战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传承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